我们采用逐步法对社会信任与社会网络的中介作用进行检验。将表4与表5中相关的估计系数与z值整理在表6中。从表6可以看到，社会信任的估计系数β2显著，机会不均等感知指数的估计系数γ1显著。根据温忠麟和叶宝娟（2014）的分析，如果两个系数同时显著，逐步法的检验力要高于Bootstrap法，所以社会信任的中介作用显著存在。用同样的方法检验社会网络的中介作用，我们发现，社会网络估计系数β3显著，但机会不均等感知指数对社会网络的影响并不显著。进一步采用Bootstrap法，社会网络的中介作用仍然无法通过检验。

多重中介效应检验的结果表明（见表6和表7），机会不均等对农民主观幸福感影响的总效应为−0.5255，直接效应达到−0.4938，社会信任的中介效应显著存在，中介程度达到6.4%，而社会网络的中介效应不存在。也就是说，社会资本作为机会不均等影响农民主观幸福感的传导渠道之一，更多的是靠社会信任发挥作用的，而不是社会网络。我们的发现也为Brehm和Rahn（1997）、Alesina和Ferrara（2002）、Bjørnskov（2006）、Gustavsson和Jordahl（2008）等的研究提供了新的证据。另外，社会网络的中介效应不存在，这让我们意识到，机会不均等的扩大似乎没有妨碍人们的日常交流与联络，但这个人际交往或许只停留在表面，可能是缓解内心孤寂的需要，也可能是出于相互帮忙的需要，但是人们内心构建的对他人的信任感实际上正在被摧毁。

（三）稳健性检验与内生性

1.稳健性分析：有序Logit模型

被解释变量“农民主观幸福感”是有序离散变量，可采用有序Logit模型对模型（1）−（4）重新进行估计，结果如表8所示。从表8可以看到，机会不均等对农民主观幸福感的影响方向与显著性均与表4相近，说明总效应与直接效应显著。社会信任的中介效应同样显著，结论稳健。

2.稳健性分析：不同收入阶层的主观幸福感

不同收入群体受机会不均等的影响可能不同，比如，穷人获得的机会相比富人要少，机会不均等对穷人产生的负面作用可能要比富人更大。为此，我们对个人收入从低到高进行排序，将位于0%−50%的居民设为低收入群体，50%−100%的居民设为高收入群体，对机会不均等、社会资本与农民主观幸福感的关系进行分样本考察，结果如表9所示。从表9可以看出，低收入群体与高收入群体都是机会不均等的受害者，机会不均等的总效应与直接效应显著。但是与低收入群体相比，机会不均等对农村高收入群体的负面影响有所减弱。这可能是因为，在机会有限的条件下，机会部分偏向了高收入群体，导致他们对机会不均等的容忍度相对更高。另外，社会信任的中介程度在低收入群体中达到10%，要高于高收入群体的4%。原因可能是，低收入群体在教育、基础设施获得、就业等方面面临的机会不均等更加严重，导致他们更容易对他人产生不信任感，被剥夺的感觉更加强烈。社会网络的中介效应依然不显著。

3.稳健性分析：不同性别的主观幸福感

考虑到男性与女性面临的就业环境等不尽相同，机会不均等可能对其产生不一样的影响。因此，我们对男女分样本进行回归，结果如表10所示。从表10可以看到，机会不均等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总效应和直接效应在男性与女性之间差别很小，社会信任的中介效应显著存在，社会网络的中介效应不显著。但是，在农村女性群体中社会信任的中介效应更加明显，达到7.7%，高于农村男性的5.1%。这可能是因为，相对于男性，女性的情感需求更多，社会支持系统更为广泛，比如女性更喜欢与朋友交流谈心。所以，社会信任的下降对女性的影响更大，与马万超等（2018）的结论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