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内生性讨论

机会不均等、主观幸福感有可能会同时受到个体性格等因素的影响，从而产生内生性问题。比如，性格乐观的人对机会不均等的感知可能较弱，生活也更加幸福。另外，机会不均等感知也可能会受到个体社会信任和社会网络的影响，这样就可能带来反向因果问题。为此，我们使用Durbin-Wu-Hausman对机会不均等内生性进行了检验，结果发现在5%的水平上拒绝了不存在内生性的假设。一方面，根据同群效应理论，生活在同一区域内的个体会产生相互影响并进行相互比较，所以县级平均值与个体机会不均等感知相关；另一方面，县级平均值对个体幸福感以及社会资本又没有直接影响。因而本文采用机会不均等感知指数的县级平均值（IOM）作为个体机会不均等感知指数的工具变量，使用两阶段最小二乘法对模型（1）−（4）重新进行估计。事实上，使用样本在一定范围内的均值作为工具变量较为常见，如Fisman和Svensson（2007）、Grootaert等（2002）、Sabia（2007）在研究中也使用了该方法。我们将回归结果汇报在表11中，第（1）、（2）栏的被解释变量为农民主观幸福感，第（3）栏的被解释变量为社会信任，第（4）栏为社会网络。从中可以看到，机会不均等对农民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在1%的水平上显著为负，说明总效应与直接效应依然存在。机会不均等对社会信任的影响仍然显著为负，表明社会信任的中介效应显著存在。但机会不均等的估计系数均远大于OLS估计量，说明内生性的存在使OLS估计量低估了机会不均等对农民主观幸福感和社会信任的影响。社会网络的中介效应依然不显著。所有这些发现与前文一致。

五、结论与政策建议

机会不均等对居民幸福感有重要影响，但现有文献却没有探讨机会不均等影响农村居民主观幸福感的传导机制。本文采用CGSS数据，运用多重中介效应模型，分析了机会不均等、社会资本与农村居民主观幸福感的关系。一系列模型估计以及稳健性检验结果表明：（1）机会不均等对农民主观幸福感有显著的负面影响，社会信任和社会网络对农民主观幸福感有显著的正面影响；（2）如果使用不考虑公共服务获得机会和各维度权重的机会不均等感知指数，机会不均等的作用会被低估；（3）机会不均等作为影响农民主观幸福感的传导渠道之一，社会资本主要是通过社会信任间接影响农民主观幸福感，而社会网络的中介作用并不明显。

据此我们提出以下政策建议：其一，在完善收入分配方式的基础上，着重缩小由机会不均等导致的收入差距。根据研究结果，机会不均等显著降低了农民主观幸福感，由此建议政府在基础公共服务领域加大资金投入力度，对那些由先天因素造成的不均等人群予以补偿，这包括农村地区基础教育的获得，水、电、交通等基础设施的完善，农村医疗保障体系的完善，就业市场上性别歧视的减少，以及户籍制度改革的加快，等等。通过政府的力量消除不公平因素，赋予农民更加平等自由的选择权，从而提升人们的主观幸福感。其二，我们的研究结果表明，机会不均等会通过降低人们的社会信任，继而降低主观幸福感。这一结论意味着，机会的不均等使得人与人之间的相互信任感下降，人们相互合作的意愿与社会凝聚力减弱。因此，在降低机会不均等的同时，还需要进一步培育与加强农村居民的社会信任水平。一方面，可以通过宣传教育的形式，推进农村地区诚信建设，强化农村居民的集体意识与社会责任意识；同时加大政府政策实施透明度，提升政府公信力。另一方面，鼓励农村地区的自组织建设，增进人与人之间的了解与信任，培育具有共同价值取向、信任度高的人际社会关系。（注释略）

（张彤进，天津商业大学经济学院讲师；万广华，复旦大学世界经济研究所所长、复旦大学一带一路及全球治理研究院经贸与区域经济合作研究所所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