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是在国内还是国际政治中，“礼”的施行都是一种普遍文明的标志，有利于政治秩序的总体稳定与和平。根据《周礼》记载，先秦时期最早的较为成型的礼仪制度共有五类，即吉礼、凶礼、军礼、宾礼、嘉礼。其中宾礼是诸侯见天子以及诸侯之间相互交往时的礼节。随着秦汉时期完成大一统，中国也逐步将礼的精神（比如克己复礼、礼尚往来）和制度逐步推广到国际舞台。中外政权之间施行宾礼的规程，比如朝贡国家的贡期、贡道、贡物、朝贡规模等，都被详细记录在中国历朝历代的根本典章（如《唐会要》《宋会要》《元经世大典》《明会典》《清会典》）以及独立的礼典（如《大唐开元礼》《政和五礼新仪》《大金集礼》《明集礼》《大清通礼》）之中，甚至周边政权如朝鲜也制订了专门典章（如《国朝五礼仪》）。通常，中央政府中的礼部承担着外交职能，并和京师的会同馆、沿海地区的市舶司等部门一起，负责招谕、册封、贡赐等国际交往事务。
（二）探索中国人思维方式的“古今联系”
中国人更擅长于辩证思维、关系思维、有机思维和内化思维。中西方思维方式的差异使得中国和西方国家成为差异较大的国际行为体。中国和西方国家之间的互动既是两种行为方式的博弈，更是两种思维方式的较量。中国人思维方式的根源至少可以追溯到先秦时期，反映了深刻的哲学概念在数千年中的文明传承，它们转化为中国人为人处世的精神指引。考察中华经典国际关系概念与中国人的普遍的思维方式之间的内在关联，可以进一步说明这些概念的理论价值。
例如中国人非常熟悉的“势”的概念。老子在《道德经》第五十一章中有“道生之，德畜之，物形之，势成之”的说法，将“势”与“道”和“德”相提并论。《荀子·强国篇》认为“道”高于“势”，在“处胜人之势”之时能否“行胜人之道”事关国家治理的成败。王夫之主张“理势合一”，强调用“势”不能违背客观规律。善于用“势”的首要环节就是度势和辨势，这是因为“势”是不断发展变化的，具有极大的不确定性，且不同的“势”之间可以相互转化，因此辨势就是要辨别强势与弱势、优势与劣势、胜势与颓势、涨势与跌势、顺势与逆势、攻势与守势、得势与失势等。孙中山从“天下大势”的角度提出“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则昌，逆之则亡”，说的就是“顺势”的道理。
在很大程度上，“势”是中国人观察世界的重要视角，不论是在军事上还是在政治和外交上，对“势”的准确把握和适当运用都至关重要。“势”因此总是被看作成就某种既定战略目标的关键。可以把中国人对“势”的重视概括为贵“势”思维和用“势”之道，这些都像基因一样深深地影响着中国人在各个领域的行为。比如毛泽东就非常讲究“势”，在抗日战争和中国革命的过程中，都很好地利用了“势”，所谓敌进我退就是避开锋芒，避开了不利于我方的“势”，再想办法争取有利于我方的“势”。为了更好地推动改革开放，邓小平提出了“摸着石头过河”的著名论断，这就是一种典型的顺势而为的办法。
再比如历史悠久的“太极”概念。“太极”本为道家的哲学概念，最早见于《庄子·内篇》，形容的是宇宙最原始的秩序状态。儒家借用了这一概念，在《易经·系辞传》中写道：“是故，易有太极，是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卦定吉凶，吉凶生大业。”这相当于拓展了概念内涵，使其由静态的描述性概念转变为动态的元概念。此后，周敦颐进一步完善了“太极”的概念。他在《太极图说》中对太极图的结构、规则、均衡、圆融、变易和方向等内容及特性做出了阐释。在此基础上，朱熹又将太极阴阳推崇为宇宙的本体论思想，这被后世广泛接受和延用。在“太极”观念的框架下，万事万物间不存在简单的线性因果关系，而是多层次、多维度的有机和谐关系。太极式思维要求人们树立整体观念、矛盾观念、谐和观念和发展观念。具体在治理过程中，应当处理好崇德与广业并重、备物与聚人兼顾、自强与合众结合、进取与忧患同步的对立统一关系。
（三）与西方相近概念的“中西比较”
在研究中华经典国际关系概念的过程中，一个无法绕开的问题是如何处理好有潜力的中国国际关系概念与现有占据主导地位的西方国际关系概念之间的关系。例如，中国的“纵横”概念实际上包含“合纵”与“连横”两个相对的概念，其可以和西方的“联盟”概念以及“制衡”（balancing）与“追随”（bandwagoing）这一对概念相比较。但中国学者的现有研究并没有对这两类概念进行平等的比较，而是直接用“制衡”和“追随”来代替“合纵”和“连横”。尽管“合纵”和“连横”尚未成为成熟的国际关系概念，但这两个词本身已经有两千多年的历史和丰富的内涵，并不适合直接替换为西方当代国际关系概念。当然，也不能走向另一个极端，即用中国概念完全取代西方概念，甚至造成一种对立，而是要建立起中西方相似概念之间的充分对话和比较，使得对国际关系问题能够有更全面、多维的观察和理解。
在现有的国际关系理论中，“力”是与“势”在涵义上最为接近的概念。尽管西方国际关系学者都选择从各自视角强调“权力”之于国家和国家间关系的重要性，但事实上，他们在界定和分析权力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涉及“势”的范畴，尤其是源于权力的“势”。例如，肯尼思·华尔兹（Kenneth N. Waltz）指出：“使用权力就是运用某人所具有的能力，以便以一定方式改变他人行为。”这种变革能力与中国人所理解的“势”之间存在较强的相关性。与此相似，罗伯特·吉尔平（Robert Gilpin）也认为，权力不是只有在使用时才能发挥作用。他说，“威望（而不是权力）才是国际关系中的日常货币”。这样的权力或威望与《孙子兵法·谋攻篇》中所强调的能够“不战而屈人之兵”的“势”有着异曲同工之处。
英文中的“balance of power”在汉语中常被翻译为“均势”，“sphere of influence”则被翻译为“势力范围”。这差不多是中国人用“势”来诠释西方国际关系理论概念的典型例子。但由于“力”只是“势”的来源之一，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用“力”来表达权力之“势”，却不能将“力”简单地等同于“势”，因为它无法表达地位之“势”、格局之“势”和趋向之“势”。“势”的含义比“力”更丰富、更复杂，而且“势”与“力”之间还存在彼此错位的可能。在绝大多数情况下，“力”可以转化为“势”，“势”也可以转化为“力”，但有时候“势”与“力”无法互相转化，会形成“势”“力”相悖的情形，这包括“有势无力”或“势强力弱”和“有力无势”或“力强势弱”。
如果说“力”使国家能够在国际政治中作为独立行为体行事，那么“势”则决定了国家的行为取向和国家间关系的基本状态。“势”与“力”是否相称、能否相济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一国对待现行国际体系和秩序的基本态度及其对外政策的基本取向。国家间“势”的对比跟“力”的对比共同决定了国际体系的基本结构及其稳定性。二者是否一致既可以预测国家之间是否会发生冲突甚至战争，也可以解释国际体系的延续与变革。很多西方国家没有“势”的概念，但却有基于“势”的行为，所以这一概念是可以和国际接轨的。“势”的概念应被视为中国人对国际政治理论的独特贡献，可以弥补“力”的概念的不足。
（四）构建国家间互动的新型分析框架
在说文解字、古今联系和中西比较的基础上，应将中华经典国际关系概念嵌入到对国际关系实践的分析和解释当中，尤其是针对那些西方理论无法很好解释的国际关系现实，阐述这些概念对于理解国家行为和国家间互动的意义。这一定程度上可以叫做“中为西用”，就是把中国的概念主动运用和融合到现有的全球性知识体系中，使其在有效解释国际秩序和国家间关系的过程中，逐步为中外学者所广泛接受和使用，以实现理论的核心概念从特殊到一般、从专有名词到普通名词的深层次建构过程。
例如，“取势”和“增力”一样，都是对外行为的重要动机。国家既追求“力”，也追求“势”，通常希望自身与他国相比能够同时在“力”和“势”上占优。“以势增力”和“以力取势”是国家行为的两种基本方式。欧洲国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不断推进地区一体化，既是为了形成合力，从而使每个成员国自身的力量有所增强，也是为了确立于己有利的优势，以便在同美、日、中、俄等域外行为体的竞争中赢得先机。欧盟在一体化过程中不断接纳新成员就是一种“以力取势”的行为，而反过来新成员陆续加入欧盟则是一种“以势增力”的行为。
冷战期间，美国建立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以下简称北约）对抗苏联，其不仅仅是要通过纠集更多的成员国在“力”上压制苏联和华沙条约组织（以下简称华约），还要在“势”上占上风，形成对苏联和北约的胜势。事实上，增加北约成员国对于美国在“力”的对比上胜过苏联帮助有限，远不及其在“势”的对比上的作用。打造北约既源于美国“以力取势”的诉求，也是其他成员国“以势增力”的愿望使然。冷战后，美国拉拢一些追随者先后发动海湾战争、阿富汗战争、伊拉克战争也都属于“以力取势”之举，而对于追随者来说则是要“以势增力”。因此，对于国家来说，“势”和“力”彼此互为手段和目的。
有趣的是，与“势”相关的另一种中国式思维方式——“无为”逻辑却倡导另一种对外行为模式。“无为”的概念最早来源于《老子》中的“道”。自然无为与不争主义是“道”的两大“玄德”，将“道”运用于治国理政之中便是无为而治。“无为”并不是毫无作为，而是强调师法自然、顺势而为。对于如何实现“道”的目标，老子最为推崇的就是“水”的“处下”和“不争”，因此说“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处众人之所恶，故几于道”。在国际关系实践中，大国和小国其实都可以采取无为的办法来处理对外关系，关键就是要有像水一样的姿态。正如《道德经》第六十一章中所说：“大邦者，下流也……故大邦以下小邦，则取小邦；小邦以下大邦，则取大邦。故或下以取，或下而取。大邦不过欲兼畜人，小邦不过欲入事人。夫两者各得所欲，则大者宜为下。”这里是说，大国要像居于江河的下游那样，让天下百川交汇，这才是大国应有的风范和气度。大国和小国如果都能放低身段、谦下忍让，便能获得彼此信任。更重要的是，大国不要过分统治小国，小国不要过分顺从大国，那么大国便可以取得天下各国的归附，小国便可以保全自己。正因为大国想要获得更多支持，更应该保持谦虚的姿态。在当代国际关系中，西方国家似乎很难理解（更别说运用）这种典型的东方智慧，而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长期的“韬光养晦”却恰恰是对“无为”的一种实践。事实充分说明，中国不仅顺应了世界和平发展的大势，也在根据自身的实力和意愿有所作为，为如今更积极、更有效地参与全球治理做好了铺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