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文明自古以来就有善于学习和勇于创新的传统。《诗经·大雅》有言：“周虽旧邦，其命维新。”严复也曾在致熊纯如的信中提到：“四书五经，故是最富矿藏，惟须改用新式机器发掘淘炼而已。”这种“绎新籀古，弘扬传统”的思想其实指的就是依靠创新走向复兴。例如，通过对天下体系和新天下主义的理论探索，中国经典中的“天下”概念正逐步成为世界性和现代性概念。借鉴西式治学思维，还可以对“天下”概念的复杂意义和研究议程细化分解。

首先，现代学科的分化造成了不同学科对“天下”概念的观察和诠释存在差异，政治学、哲学、国际关系学、历史学、民族学、社会学都有各自的方法和范式。其次，在中国的不同历史时期，“天下”的含义不尽相同，这主要可以分为先秦时期、从秦到清朝前期的古代时期和晚清民国的近代时期。据此，进一步可以得出“天下”这一概念包括的四大维度：民族、国家、世界和全人类。它们彼此之间既有联系也有区别。最后，还需要注意的是，应然天下和实然天下有所不同，思想天下和实践天下有所不同，思想家眼中的天下和统治者眼中的天下有所不同，韩国、日本、美国、英国等外国和中国对天下的认识和理解也有所不同。如果能将以上几个方面适当地“控制变量”，也就可以更好地剖析和推广天下的概念。

（三）历史和哲学研究基础

要对中华经典概念进行理论建构，并不是要造一座没有地基的空中楼阁或是虚幻的海市蜃楼，而是要夯实基础，正所谓“九层之台，起于累土”。所以，应当从历史和哲学等人文学科的现有成果起步，将其与国际关系学科的观点和方法相结合，才能构建出符合社会科学规范、富有中国特色的知识话语。

中华经典国际关系概念是在中国历史的发展过程中形成的，所以应当深化对古代中国对外关系的研究，而这是国际关系和历史研究（包括历史地理研究）的交叉领域。扎实的历史研究非常重要，但难处和挑战也正在于此。专门的历史训练是非常困难的，如果没有足够的知识储备，很难做好历史研究。相对其他时期来说，国际关系学者比较偏好分析元、明、清时期的对外关系，其中一个原因便是这一时期的研究资料较为丰富，前人成果较多。对于中国学者而言，这是在中华文明的漫长历史中挑选出一段更为熟悉、更有把握的时期。但对于西方学者来说，理解难度显然更大，由此造成一种理论先行和本末倒置的局面：一些美国学者会让自己的学生用中国的案例来对自己的模型进行验证，比如米尔斯海默的学生王元康（Wang Yuan-kang）曾基于进攻性现实主义的架构，研究明朝的对外关系。但他古代中国史的基础不够扎实，在研究中对明朝历史刻意裁剪，因而走向误区。当代西方学界的中国研究与费正清时代已经不可同日而语，许多学者没有掌握汉字，更不用说正确阅读和理解中国古代文献。本文提倡的古代中国对外关系研究需要建立在严谨、可靠的历史研究的基础上。

中华经典国际关系概念的构建还离不开哲学研究，特别是要深入理解中国哲学（尤其是古典哲学），不能用西方哲学的诠释来喧宾夺主。中国哲学体系蔚为大观，内容十分丰富。虽然儒学地位突出，但也只是其中一家之言。先秦时期，中国古典哲学便存在各个学说之间的相互融合，例如“无为”和“道”的概念即是如此。不少西方学者对此颇感兴趣，因为这些概念对于理解国际关系实践中小国的国际行为非常有帮助。之所以当前的中国学界更喜欢研究大国的国际行为，既是因为深受单极、两极、多极等国际结构理论的影响，也是因为在潜意识中认同“弱国无外交”的假设。但事实上，小国的国际行为和背后的逻辑也同样值得研究。当然，我们也不能故步自封，应从世界哲学的维度来加以考察，这会对新概念的构建有很大帮助，可以在广泛的比较之中找到共通点。

通过梳理既有历史和哲学研究中已经考察过的中华经典概念，可以为从国际关系视角进行中华经典概念的理论建构提供充足的素材。通过中国知网的关键词选项搜索到的国内发表的有关中华经典概念的文章数量是：“天下”1669篇，“礼”630篇，“中”375篇，“无为”244篇，“和”238篇，“王道”166篇，“一”112篇，“势”100篇。其中大部分都是历史和哲学研究。

（四）中国国际关系学者的现有成果和研究方向

近年来，已经有不少中国国际关系学者借鉴历史和哲学等领域的代表性成果，将其与国际关系研究的思路和范式相结合，对一些中华经典概念进行了创造性转化，主要成果包括：潘忠岐将“势”的概念运用到对中国战略选择的分析中，提出新中国融入国际秩序的特征是从“随势”到“谋势”。王逸舟进一步将“创造性介入”的论述与中国传统文化结合，指出“仁”的社会与“智”的外交应当更好融合。陈康令重新总结了传统东亚秩序得以维持稳定和平的历史经验，探讨“礼”在其中发挥的积极作用。叶自成将道家思想中的“柔弱胜刚强”加以延伸，提出“柔”概念，指出“柔实力”能为国际治理提供补充。

此外，还有一些成体系的中国特色国际关系理论研究，如关系理论、共生理论、道义现实主义理论等。它们已经搭建起完整的理论框架，在国内外学界具有广泛影响力，我们可以继续从中提炼和挖掘一些中华经典国际关系概念。比如从关系理论当中提炼“缘”的概念，从共生理论当中提炼“生”的概念，从道义现实主义当中提炼“义”的概念等。

除了上述概念，值得进一步研究的概念还有不少。有的可以从思想史出发，比如源于儒家思想的“乐”，源于道家思想的“无为”，儒家与道家思想相融合的“太极”；有的是基于古代中国对外关系研究，比如“纵横”“朝贡”“华夷”；还有的则是基于中国人长期以来的为人处世之道，比如“圆”和“报”的概念。但不管选择怎样的概念深入探讨，都需要将国际关系学科与其他相关学科相连接，努力做好跨学科研究。

四  路径：如何进行中华经典国际关系概念研究

（一）中华经典国际关系概念的“说文解字”

列入中华经典国际关系概念范畴的是有着悠久历史并且影响中国人思想的概念。理论化的第一步是要把概念的定义说清楚。首先，是借助最基本的权威字典、辞书（当代的如《汉语大字典》《辞海》，古代的如东汉《说文解字》、北宋《类编》、清《康熙字典》）的方式，梳理和归纳一些经典概念的字面意思。然后，通过历史、哲学考察以及对重要思想家和学者的研究成果的分析和解释，明确每个概念内涵的发展演变过程，并从国际关系理论的角度加以界定。需要注意的是，明确给出定义的主要原因就是防止乱用，应避免掺杂过多现代人的理解而把概念原意混淆。西方理论当中就有这样的问题，比如“修昔底德陷阱”其实跟修昔底德并没有太直接的联系。

比如“一”的概念。《辞海》开篇便是对“一”的解释：（1）“一”为大，为始，为不杂，为全，所以才有“六王毕，四海一”“一也者，万物之本也，无敌之道也”“圣人抱一为天下式”；（2）在对立对称中求得“一”，所谓“不有两则无一”；（3）“一”有法则和标准的含义。与“一”有关的另一个字是“统”。“统”为纲领、纲纪，有了“一”，就可以一脉相承、一以贯之、以一统之，进而便有大一统之说。无论是国内还是国际政治秩序，往往都围绕“一”的建构来展开，只要有了“一”并且掌握了“正统”，便意味着拥有了一种秩序建构的思想伦理资源，这就是《道德经》中所说的“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宁”。

在对外关系上，一种政治力量在构建起内部的统一秩序以后，大都会有将这种政治秩序向外延伸或扩张的倾向。其具体表现形式便是“以同化异”，这往往通过两种途径实现：一是先军事扩张，再推广货币，随之扩大税收范围；二是在文化和精神上的规训，让外部世界不知不觉地接受自身的评判标准，也就是获得他者文化的解释权。例如《汉书·匈奴传》记载匈奴不愿意移风易俗、归化于汉，担心自己作为“引弓之国”被作为“冠带之室”的汉同化，这背后牵涉的便是典型的“一”“统”之争。在当今世界，美国总是想方设法要将更多地区纳入其主导的秩序之中，但随之而来的却是越来越多的抵触，这反映出美国追求的“一”并不能获得其他国家的普遍认可。进一步看，“一”往往还与“和”有着密切关系，比如所谓“共一为和”。在古代中国主导的世界秩序当中，只要各国承认中国的“一”“统”，那么就可以相安无事，实现和平与稳定。这与当代国际关系中美国主导的国际秩序较为类似，一些中小国家只要承认美国的“一”“统”或霸权地位，它们之间往往也就有了“和”。

再如“礼”的概念。《礼记》有云：“乐者，天地之和也；礼者，天地之序也。”中国是历史悠久的礼仪之邦，礼乐文明源远流长，可以追溯到三千多年前周公制礼作乐。根据《辞海》的定义，“礼”的主要含义包括：（1）敬神、敬意，如敬礼，礼貌；（2）大家共同遵奉的仪式，如婚礼、葬礼；（3）社会规范和道德规范；（4）礼物，如送礼、礼单。与“礼”相关的还有“仪”和“威仪”，它们的内涵有不少重叠之处，共同的核心含义无外乎三种：敬意、仪式和社会规范。最初的“礼”有礼义和礼仪两层含义。礼义指礼的精神，礼仪指礼的仪节。前者是目的，后者是手段。“礼”通过“仪”发挥作用，“仪”是“礼”的具体的表现形式，不同的“礼”必定对应不同的“仪”。在现代汉语中，作为合成词的“礼仪”包括“礼”和“仪”的含义，基本可以用“礼”来指代“礼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