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中国外交实践和话语需要原创理论支撑
当代中国的世界观是什么？中国把握和判断世界秩序和国际形势的依据是什么？中国的外交实践和外交话语背后蕴含的概念体系和逻辑推理又是什么？为了更好回答这一系列问题，我们需要为中国的外交实践和外交话语提供更多理论支撑。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一方面是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解释，另一方面是中华传统文化的话语。
毛泽东往往用通俗易懂的语言、从中国文化的视角来概括国际关系的特征。他在谈到《红楼梦》时，不止一次说过：“我是把它当作历史读的。”于是便有了用《红楼梦》来解释国际形势的生动例子。1957年，毛泽东在莫斯科接见中国留学生。在谈到国际形势时，他说：“现在世界正在大变，不是西风压倒东风，就是东风压倒西风。你们读过《红楼梦》没有？这句话是林黛玉说的。”1963 年9 月28 日，毛泽东在中央工作会议上谈到国际形势时又说道：“我总相信《红楼梦》上王熙凤说的那句话，‘大有大的难处’。现在，美、苏两国都很困难。”
《红楼梦》是中国古典文学四大名著之一，是传统文化的集大成者。毛泽东对《红楼梦》的引用提供了一种话语建构的独特视角。更重要的是，20世纪50—60年代中国还有一整套马克思主义的国际理论作为支撑。这就使得我们可以通过“点面结合”的方式，来综合诠释一个外界看似“陌生”的中国的世界观。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融入国际社会的步伐大大加快，中国的外交实践和外交话语也日新月异。但由于中国和西方国家的意识形态和政治制度依然大相径庭，中国思想界和学术界提供的原创性理论支撑还远远不够，使得中国还不能充分运用自身的理论和文化来解释这些实践和话语。国际关系学界引入了现实主义、自由主义、建构主义等理论，但也因此构造了一套与马克思主义理论存在差异的理论体系，出现了国际关系理论发展与中国外交实践未能紧密结合的情况。对此，人类命运共同体理论的提出非常有助于解决这一问题。
此外，还有大量的传统智慧和经验反映在当今中国外交的实践和话语中。近年来，习近平在很多国际场合提到了世界意义和全人类意义上的“天下”。“天下一家”“天下大同”“天下为公”这些概念表达了中国同世界各国彼此理解、求同存异的愿望，一起实现双赢、多赢、共赢的信心，以及相互依存、休戚与共的决心。那么究竟何为“天下”？当代“天下”与古代“天下”有何联系和区别？中国的“天下”何以成为世界的“天下”？要想回答这些问题，对“天下”概念的单纯文化解释是不够的，很有必要在国际关系的理论层面上去透彻研究，并且在国际上用可以交流和理解的话语来表达。
（四）构建中国国际关系理论必须有中国概念
概念是理论的基石，在社会科学研究中，一个成熟的理论体系是由一整套核心概念、基本假定、逻辑推理和主要结论构成。正如马克斯·韦伯（Max Weber）所说：“社会科学的历史一直是而且仍将是一个通过构造概念……和重构概念……从而在分析上排列整理现实的持久过程。”作为理论当中的硬核，核心概念既是理论中最基本的单元，也是逻辑推理的基础，还是理论得以传播推广的“名片”。正如“结构（structure）”概念之于新现实主义，“国际制度（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概念之于新自由主义，“认同（identity）”概念之于建构主义。
近年来，国内学界开始了成体系的探索。2013 年12 月，“核心概念的创造与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的发展”研讨会在北京大学召开。会议旨在探讨中国国际关系学者如何创造既符合社会科学方法论要求又带有中国印记的核心概念以及如何将这些概念与西方主流国际关系理论的核心概念加以区分。“清华路径”在发展过程中也意识到，应提炼一个或几个核心概念，以便在思想与历史之间架起沟通的桥梁，将中国古代的思想和实践与当前的国际问题结合起来进行实证研究，再以概念为中心将概念、思想与历史有机地整合成国际关系理论。总之，要建构中国学派就一定要有中国理论，用西方既有理论解释中国外交并不能构成真正的中国理论，而原创的中国理论就必须要有原创的中国概念。比如，可以挖掘中华文明中的经典元素来建构新的国际关系概念。秦亚青曾提出，传统儒家文化的差序秩序虽然已经遭到否定，但在全球化的今天，中国传统的“仁”“礼”“德”“和”“中庸”等维持社会秩序的道德和规范概念是否可以获得全球意义？阎学通则借用中国先秦时期的“王”“霸”“强”的概念，结合四个历史时期（西周、春秋，两次世界大战之间和二战结束至今）的分析，来构筑关于国际领导权的理论。
之所以提出要建构中华经典国际关系概念，是希望系统梳理中华传统文化中有关国际关系、国际政治、外交学的经典概念（由字或词构成），为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国际关系理论打下基础。中华经典国际关系概念从字面上看有三个主要特征：一是中华，就是概念本身要有中国特色，研究过程要符合中国思维；二是经典，主要是指既具备古典含义、从传统中来，又能衍生出现代意义、到现实中去；三是国际关系，是指最终落脚点是国际关系学科，涵盖国际政治、经济、安全、文化等领域。总之，不是试图去验证西方理论可以适用于中国的历史和实践，而是要寻找一些西方没有的中国概念，去解释中国在国际关系领域中的思维和行为，乃至为其他国家提供新的启示。
三 起点：何以建构中华经典概念
（一）中国的实力提升
中华文明是人类历史上唯一一个绵延五千多年至今未曾中断的灿烂文明，中国的综合实力曾长期领先世界。但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后，随着西方列强的入侵，中国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中华民族经历了刻骨铭心的惨痛历史。当时，晚清朝野上下被迫开始“睁眼看世界”，“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之类的观点迅速蔓延。到了甲午战争前后，人们更是普遍警醒和意识到，从未遇到过的危机到来了，但当时的中国根本无法应对。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经过数十年的摸索和努力，中国正处于近代以来发展最好的时期。从国内发展的角度来看，中国主要农产品产量跃居世界前列，建立了全世界最完整的现代工业体系，基础设施建设成就斐然，在科技创新和重大工程方面不断取得举世瞩目的突破。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第一大工业国、第一大货物贸易国、第一大外汇储备国和第一大旅游消费国。
从国际参与的角度来看，中国正以前所未有的积极态度推动全球治理体系的变革。中国充分运用和努力维护联合国等现有国际机制，积极推动世界贸易组织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国际机制的改革，还倡导和创设了更加符合时代潮流的全球治理新理念、新机制，例如呼吁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实施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和发起创办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
中国与日俱增的国际影响力、感召力、塑造力以及参与甚至引领国际治理的成功实践，使西方各国越发关注中国、越发渴望了解中国。很多人想要知道中国如何和平发展？中国如何处理传统与现代的关系？中国会如何与西方国家打交道？中国文化与中国内政外交的联系是怎样的？越来越多的西方学者也在试图跳出原有的思维定势，开始关注中国的研究和想法。这些让中国和西方在国际关系理论领域的对话成为可能。
但是，中国在国际关系实践中重要性的提升并不等于中国理论在国际关系理论体系中重要性的提升。西方学界不会仅仅因为中国综合国力的上升就对中国学界“刮目相看”。冷战结束以来，美国的对华学术研究在数量和关注度方面整体上升，其中尤其关注中国崛起所面临的障碍，对华态度波动较大，负面态度近年来明显上升。这也与美国的学术话语霸权、中国的学术话语处于弱势地位（甚至是“失语”）密切相关。只有中国概念、中国理论和中国思想真正崛起，才能实现中西方的平等对话。
（二）西方理论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有机结合
经过几十年的学习和交流，中国学术界对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贡献与局限已经有了比较准确的把握，因此可以为国际关系理论的建设提增添中国智慧。其具体是指在引进、介绍、分析、批判西方理论的过程中，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营养，建构国际关系学科中的中国经典概念。
2014年9月24日，习近平在纪念孔子诞辰2565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暨国际儒学联合会第五届会员大会开幕会上发表讲话，列举了以儒家思想为代表的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中的精华，包括道法自然、天人合一，天下为公、大同世界，为政以德、政者正也，革故鼎新、与时俱进，求同存异、和而不同。他进一步指出，这些理念蕴藏着解决当代人类面临的难题的重要启示。对于这些思想精华，一方面要结合时代条件加以继承和发扬，在认识和改造世界的过程中，赋予其新的涵义；另一方面，中国和各国学者要相互交流、相互切磋，让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同世界各国优秀文化一道造福人类。
2017年1月25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这是中国第一次以中央文件的形式专题阐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发展工作。该意见指出，要坚持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使中华民族最基本的文化基因与当代文化相适应、与现代社会相协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