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亚洲文明数千年的交往历史当中，“以利为先”“以理为先”“以力为先”这三种主要模式往往是被交替选择或者进行组合的。中国尤其讲究互利、崇理以及谨慎地使用武力。在中国的推动下，礼尚往来、和平友好的交往对话方式常常是主流。

古老的亚洲文明拥有超过5000年的厚重历史。从幼发拉底河和底格里斯河流域的古巴比伦，到黄河流域的夏商都城，再到印度河流域的哈拉巴，人类早期的文明之光不断在亚洲点亮。

5000多年来，成千上万的使节、商人、匠人、旅行者、思想者、艺术家、美食家们往来于亚洲各大文明之间，开凿出丝绸之路、茶马古道、东西洋航线等持久的交流渠道，推动了生产生活方式的进步，促进着国家和城市的发展。当然，对话不总是占据上风——有的文明之间因为路途遥远、交通不便而缺乏交流，有的文明之间因为利益争端、调解不畅而不时发生对立和冲突……

回顾亚洲文明交往模式的历史变迁，或许能为今天的亚洲文明对话提供一些有价值的镜鉴和启示。

绵延千年的三种选择

在全球七大洲当中，亚洲是面积最大的一个洲，也是跨纬度最广和东西距离最长的洲，地形以高原、山地为主，地势起伏大，气候复杂多样。亚洲的东部、南部、北部分别濒临广袤的太平洋、印度洋、北冰洋，西边与欧洲、非洲接壤。

亚洲还是当今人口最多和人口密度最大的洲，世界三大宗教佛教、基督教、伊斯兰教都在这里发源，中国、印度、阿拉伯国家的经济、文化、科技发展水平曾长期居于世界领先地位。

整体上看，亚洲虽然地广但不人稀，宜人居住的区域有限，人均资源并不十分丰富。历史上人口的持续增长对人类的繁衍本是好事，但这个过程中造成的环境破坏和土地荒漠化，使得一些森林茂密、水量丰沛、田野肥沃的地区逐渐消失，给一些地区文明的存续带来了不同程度的压力。

当然，压力和动力总是相伴相生。千百年来，对于智慧勇敢的亚洲人民来说，既能欣然接受自然的慷慨馈赠，又能不断克服自然带来的阻碍、挑战和灾害。

亚洲文明间的交往便是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展开，在历史上呈现出三种基本形态。

第一种是以利为先。这里的“利”是指利益，特别是商业贸易中的经济利益。正如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中所说，“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人们对获利的需求和追求往往是促进彼此积极交往对话的重要动力。

1877年，德国地理学家李希霍芬在实地考察亚洲腹地之后，提出了“丝绸之路”的概念。经过德国汉学家艾伯特·赫尔曼和瑞典探险家斯文·赫定等人的研究和推广，这条因丝绸兴起的古代通商易货之道，变得举世闻名。

如今，在乌兹别克斯坦撒马尔罕阿夫拉西阿卜遗址的壁画上，我们依然可以看到手捧丝绸和蚕茧的中国商人。古代西域的出土文书和丝织实物则告诉世人，来自朝鲜半岛的高丽锦和来自西亚的波斯锦都曾是古代丝绸贸易的重要货物。

多种多样的交易商品显示了丝绸之路带来的繁盛，人们后来又把它称作白银之路、香药之路、珠宝之路、琉璃之路、法宝之路、玉石之路、陶瓷之路……古代曾生活在中亚的粟特人等更是随着商贸往来逐步入华定居。

第二种是以理为先。这里的“理”是指理念，也类似于“道”，泛指那些精神、文化、政治层面的观念、价值和制度。

在东亚，朝鲜、韩国、日本等国的历史文化和制度建设都曾深受中华文明影响，普遍使用礼乐、科举、律令、书院等制度，共享汉字、儒学等文化要素。在这个“汉文化圈”之中，还存在一种传统的“笔谈”现象，各国使节或学者常会用书写汉字的方式来交流思想、讨论问题。

2015年，中国制作的纪录片《河西走廊》问世，一些“90后”“00后”网友拿它跟BBC制作的纪录片比较，大呼该纪录片为“神作”。而当你真正来到河西走廊上的敦煌，遇到那些融合了犍陀罗风格、马图腊风格和龟兹风格的佛教艺术时，也仿佛感受到无数高僧、画师和工匠穿越时空的对话。

第三种是以力为先。这里的“力”是指实力，尤其是军事实力。

在一些定居的文明看来，游牧文明一度是“掠夺”“袭扰”“征服”的代名词。在和游牧政权交往的过程中，古代中国摸索出了“双管齐下”的有效方式：一是修建长城和构筑战略防御体系，二是通过和亲、互市，也包括“以战止战”等交流方式，来尽量减少冲突。有趣的是，原本具有游牧属性的鲜卑族和女真族在进入中原后，也加入了修筑长城的行列。

在亚洲文明数千年的交往历史当中，这三种主要模式往往是被交替选择或者进行组合的。中国尤其讲究互利、崇理以及谨慎地使用武力。在中国的推动下，礼尚往来、和平友好的交往对话方式常常是主流。

舌尖上的亚洲

亚洲文明丰富多彩的交往对话留下了许多宝贵的财富。如果用一首中国古诗来概括这种历史记忆，“葡萄美酒夜光杯，欲饮琵琶马上催”这句最合适不过。

唐代诗人王翰的这首《凉州词》可谓家喻户晓。短短的一句话中，就连续出现了四种来自西域的“特产”：与饮食有关的葡萄酒和夜光杯，与音乐有关的琵琶和胡笳（诗中的“马上”即“马上乐”，是由胡笳演奏的军乐），勾勒出的是一幅热烈豪迈的丝路交往情境。

据《太平御览》记载，贞观十三年（公元640年），唐太宗从吐鲁番获得了马乳葡萄种和葡萄酿酒法，酿造和饮用葡萄酒的风气随之在全国范围内普及开来。在流传至今的文学作品中，我们仍然可以感受到李白和白居易对葡萄酒的热爱，还有韩愈和刘禹锡对种葡萄的痴迷。

毫无疑问，饮食文明的交流交融是亚洲文明交往对话的典型缩影，美好的体验既能触动味蕾，又能感动心灵。

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农业大国，中国人数千年来一直继承着“民以食为天”的传统。小米、大米、大豆、芋艿、甘薯、莲藕、板栗、榛子、茶叶、柑、橙、猕猴桃、芒果、枇杷、荔枝、龙眼、桃、李、梅、杏、枣、梨、山楂、甘蔗等粮食蔬果的故乡都是中国。

除了培植这些食物资源之外，中国还发明了酱油、豆酱、豆豉、豆腐、腐皮等豆制品，培养出了种茶和饮茶的风俗习惯，发展出了千变万化的烹调技艺。中国的饮食文化跟随着中外使节、海贸商人和华侨华人的脚步遍布亚洲各地。

同时，中国也源源不断地吸收着别具特色的域外饮食文化。比如汉代张骞通西域后，从西域引进了黄瓜、大蒜、胡桃、核桃、胡椒；元明清时期从东南亚引入了原产于其他地区的蔬菜水果物种，如辣椒、马铃薯、西红柿、番木瓜、菠萝等；吸收阿拉伯人的高脚桌椅，改变了原来席地坐食的习惯，以及分别吸收佛教和伊斯兰教风俗，发展了自身的素食菜系和清真菜系。

随着全球化时代的到来，历久弥新的亚洲美食文明也在世界舞台“闪亮登场”。目前，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全球范围内已经评选出了26个“创意城市美食之都”，其中有10个位于亚洲，数量在各大洲中居首位。

这些“吃货”们最爱的城市将饮食文明的传承和城市发展有机结合在一起，探索出了一些成功的经验，可以概括为两大类：

一类是“精益求精”的模式。《论语》中提到“食不厌精，脍不厌细”，原意是指在祭祀和供奉祖先时，应当十分虔诚，要把米饭做得饱满完整，把牛肉尽可能切得薄和均匀。后来则慢慢被理解为要把食物做得精致细腻。

这些意涵在中日韩三国的饮食文化中得到了充分展现。中国的成都重视发扬川菜口味的多样性，顺德重视保留粤菜食材的原汁原味，韩国的全州创立了石锅拌饭全球推广基金会，日本的鹤冈强调培养具有执着精神的农民和厨师。

另一类是喜气洋洋的美食节模式，最大特点就是“全民狂欢”。比如，土耳其的加济安泰普，位于古老的丝绸之路上，这里超过半数的居民都从事食品行业，每年都会举行开心果文化艺术节，充满活力地将美食、音乐、文学和民间艺术融合在一起；再比如泰国普吉的“老城节”、伊朗拉什特的“萨巴赫节”、中国澳门的“葡韵嘉年华”等，都是在跨文化传播的进程中，把古老食谱代代相传。

在交流互鉴中走向未来

2014年3月27日，习近平主席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部的演讲中讲过这么一段话——

中国人早就懂得了“和而不同”的道理。生活在2500年前的中国史学家左丘明在《左传》中记录了齐国上大夫晏子关于“和”的一段话：“和如羹焉，水、火、醯、醢、盐、梅，以烹鱼肉。”“声亦如味，一气，二体，三类，四物，五声，六律，七音，八风，九歌，以相成也。”“若以水济水，谁能食之？若琴瑟之专壹，谁能听之？”

在先秦时期，“和”可以被写作“盉”与“龢”，前者指的是五味调和，后者指的是声音相和。中国人的经典智慧是，无论是想烹饪出美味的食物，还是要演奏出动听的音乐，都讲究一个“和”字。

对待亚洲文明间的交往，应该保持“和而不同”的积极态度和基本原则。这里的“不同”是一种客观事实，每种文明都有自己独特的魅力和平等的价值。文明之间应彼此尊重，在充分交流中互相取长补短，用包容的姿态克服傲慢与偏见，用友善的信念避免对立和冲突，这样才能达到和谐、和睦的境界。在中国举办的亚洲文明对话大会便是给人们提供了一个交流互鉴的广阔平台，也是为亚洲命运共同体和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提供精神支撑。

此外，许多亚洲国家都有悠久、丰富、灿烂的历史，在尊重传统、爱护传统的同时，更要妥善把握好传统与现代的关系。我们推动中华文明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就是要在现代化的进程中，激活文明本身的蓬勃生命力。

5年前，在中国与哈萨克斯坦和吉尔吉斯斯坦的合作下，“丝绸之路：长安-天山廊道的路网”申遗成功，这是世界上第一个以联合申报的形式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的丝绸之路项目。

事实上，我们不仅要让绵亘万里、延续千年的古丝绸之路成为人类共同的历史遗产，更要发扬以和平合作、开放包容、互学互鉴、互利共赢为核心的丝路精神。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已经得到亚洲各国的普遍支持，也正在同周边国家和东盟等区域组织的发展战略开展广泛对接。

有理由相信，在亚洲文明的共同努力下，我们将开创更加美好的未来。

（作者系上海杨浦青年讲师团特邀讲师，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