伴随着欧亚地区国际问题研究新问题领域的形成，方法的转型成为迫切之需。2003年9月，《中国社会科学》与《世界经济与政治》两家刊物召开了“国际关系研究方法研讨会”，国际关系学界资深专家汇聚一堂，讨论国际关系研究的方法。欧亚学界对新方法的需求同样迫切。一些学者迫切希望通过新方法的推进和新理论的挖掘来减少新老“学术更替”所形成的学术真空。正如一位学者所忧虑的，“以往之大师名家，多半已年老凋谢，学术衰弊之状渐次显现”。但也有学者高兴地看到，中国学者能经常与美国、欧洲和日本以及各国学者和专家交流，一些学者多次受邀参加高层次的国际学术研讨会，形成俄罗斯和东欧中亚问题研究的新局面。这两种情绪事实上普遍存在于欧亚地区研究中，一方面是体现对研究议程的跟踪与科学方法习得的紧迫感，而另一方面则反映了学者立足国际层次重新思考研究议题本身。这种状态开启两种研究范式：一是学习借鉴俄罗斯和西方的学问，反思中国的学术理论建设，进而推动中国欧亚地区国际研究的发展；一是重新回归中国的“超地域”战略思维传统，以强烈的中国关怀去思考和规划欧亚地区国际问题研究。这种趋向从21世纪头几年开始逐渐成型，后发展成为两股学术浪潮。

第一股学术浪潮着眼于海外的国际关系研究，透过俄罗斯和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棱镜来反观自身，推动自身理论建设和方法论演进和发展。刘军和强晓云通过研究俄罗斯国际关系学的理论流派和发展趋向，认为俄罗斯国际关系研究也呈现出类似中国学术界的多元化、西方化和孤立化的倾向。冯玉军译介了俄罗斯著名学者齐甘科夫的文章，指出俄罗斯国际关系学需要传承和发扬“白银时代”古典政治经济学分析传统、俄罗斯地缘政治思想、文化历史类型理论和宗教哲学思想，克服经验主义研究不足、缺乏中层理论和宏理论的高度抽象等问题。袁胜育运用西方国际关系理论探究俄罗斯外交和内政的关系，发现俄国国内政治发展所产生的影响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俄罗斯对外政策的发展演变。在刘再起看来，俄罗斯学者至今尚未突破在国际关系学研究方面的描述和逻辑—直觉方法占主要地位的局限，俄罗斯国际关系研究的启蒙是通过齐甘科夫、列别杰娃、科索拉博夫等人的著作实现的。袁鹏考察了美国对俄战略依据、目标、框架和变化，讨论了美国对俄罗斯的战略，总结出美国对俄罗斯独特的“耐心接触、坚定防范和悉心经营”的特质。陈新明分析美俄两国解释国际关系的符号系统，认为美国通过改变俄罗斯的符号系统而对其施加“软”影响的努力难达预期，俄继续使用“反霸”符号解读美国信息。徐坡岭通过对俄美欧三方经贸关系的分析，旨在说明，以贸易、货币金融和外国直接投资为主要内容的经贸关系增进了三方的共同利益，确保了三方关系结构的安全性。黄登学对俄罗斯对美外交政策的变化进行类型学处理，通过退让和抗争类型的分析来探讨俄美关系的未来。高飞引入国家身份议题，探讨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建立，其中就有建构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影子。王铁军译介英国著名学者萨科瓦关于美俄“新冷战”的分析，运用新现实主义和“等级制”探讨了美俄“新冷战”的可能性。钮菊生接连发表两篇书评，认为《俄罗斯国际关系社会学》与《世界政治与国际关系》系列丛书预示着俄罗斯“国际关系理论的觉醒”，是“既向西方学习,又积极思考俄罗斯本国学派发展”的有益尝试。夏立平运用西方国际关系理论对俄罗斯的核政策进行了深入的研究。

另一股学术浪潮则更注重对问题本身的挖掘，通过问题建立新的视角和理论，更新当前政策和追踪研究的方法。这种研究往往侧重于几个层面：第一，通过对普京思想和俄罗斯领袖对外战略思维的把握开展对俄罗斯内政外交方面的综合研究。许志新通过俄总统普京的言论和官方文献判断普京时期俄罗斯对外战略的宗旨在于避免麻烦，积极围剿，建立国际控制结构。王晓泉研究普京的东北亚政策，强调在普京看来只有加强俄罗斯在东北亚的影响，才能发挥出俄罗斯的大国的独特作用。郑羽研究普京思想的演变，认为其战略思想经历了从现实主义到新斯拉夫主义的独特路径。赵华胜发现普京外交糅杂着多种成分，但其基本属性是回归传统。第二，通过对俄罗斯传统地缘思想和权力政治的探讨，分析俄罗斯对外关系，表现出构建中层理论的努力。杜正艾谈及地缘特点对俄罗斯外交传统有很大影响，表现在其地跨欧亚、外交弹性和回旋空间大、应对不同行为体表现出复杂性的特征。徐昕总结俄罗斯对外关系的实用主义原则：没有永恒的朋友，只有永恒的利益；扎扎实实地谋求复兴发展多边关系,但不轻易承担义务,追求相对灵活的地位。左凤荣认为随着俄罗斯国力的增强，定会引起国际结构的变化，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会更加稳固。

第三个层面是对各个板块的探讨，研究俄罗斯中东、中亚和高加索地区政策，通过丰富在地知识加深对欧亚地区各类问题的理解。例如在2004年之后，中亚研究成为一个热点。以知网的样本容量作为调查对象，以“中亚”为关键字进行搜索，我们发现在2005年论文数量首次突破1 000篇。这只是个粗略的估计。在高加索地区，关注度也在上升。学者们主要从地缘政治学和国际关系理论的角度出发，将外高加索地区分为两对三边关系：俄罗斯—小国—次地区——运用地缘政治理论和议题分析的方法分析权力互动和地区冲突；外来势力（欧美国家、土耳其和伊朗）—俄罗斯—小国——运用国际关系理论（主要是现实主义理论）分析外高加索地区的冲突之因。这方面优秀的文献甚多，不再一一列举。另外，欧亚地区一体化研究和上海合作组织研究也处于不断的丰富和加强之中。

随着欧亚地区国际问题研究的逐渐深入，在新的问题领域里运用新理论使用新方法已经成为学术界不断前进的动力，而国际关系研究的进步也推动了欧亚地区国际问题研究的转型。2008年11月在广州召开了“第二届国际政治类期刊工作交流会”，来自全国20多家国际政治类期刊代表参加会议，与会代表就加强国际政治类期刊学术规范达成共识，并发表《加强国际政治类期刊学术规范建设倡议书》。欧亚国际关系研究学界站在21世纪新的起点，通过学者持续的努力和学术自觉，在反思和互动中成长。这种成长也推动了欧亚地区研究规范化，通过规范的社会科学研究论证理论化的假设和研究成果已经成为欧亚学界普遍的共识。正是在这种共识的引导下，欧亚地区国际问题研究很快进入“第二次转型”时代。

四、第二次机遇：走向国际化和专业化的欧亚地区问题研究

2007年布热津斯基撰写的《第二次机遇：三位总统和美国超级大国的危机》问世，他认为2008年美国大选势必成为美国政治一道新的分水岭。金融危机对美国霸权地位构成严重挑战，甚至对西方的全球主导权构成危胁。相比之下，俄罗斯在2008年表现不俗。2008年俄格战争是对冷战结束以来美国在世界各地推行强权政治的“反动”。尽管这次冲突没有总体改变“美攻俄守”的欧亚地区格局，但却极大提升了俄罗斯的国际声望，进而巩固其国内政权。中国在2008年继续紧抓国际战略机遇期，实现大国和平崛起。中美俄三边关系的变化引起了学术界的广泛关注。2008年9月，来自美俄等国40多个国际问题专家在华东师范大学和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联合举办“中俄美三边关系：观念、结构与政治”国际研讨会。与会专家普遍认为，在这一历史变迁的时期，中国、美国和俄罗斯正在重新定义其国际角色。俄罗斯对外战略成为影响未来国际格局和中国崛起的重要变量。2010年，北京召开首届“俄罗斯东欧中亚与世界高层论坛”，将俄罗斯、东欧与中亚地区形势和国际局势的变化，特别是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践密切联系起来进行比较研究。中国社科院俄欧亚所这一战略举措极大扩展了欧亚地区国际问题研究领域，促成了欧亚地区研究和国际关系研究的结合。学界对俄罗斯国际定位的提升加速了欧亚地区国际问题研究的深入。随着《俄罗斯研究》改版、《俄罗斯学刊》创刊、《俄罗斯中亚东欧研究》更名，国内学术界研究俄苏国际问题领域的专业期刊发展逐渐成熟，预示着中国欧亚地区国际关系研究进入了快速发展阶段。

新一代研究力量的崛起与“中俄关系”学术热点的形成

相较于学术期刊发展与繁荣，学界更是呈现出异常活跃的研究氛围。中国国际关系研究经过多年的积累，已经从最初的翻译介绍阶段逐步走向通过案例研究、演绎分析等方式检验理论、修正理论和发展理论的阶段。通过对西方国际关系理论和比较政治学的深度运用，中国学者已经较为熟练运用宏观理论和中层理论对欧亚地区国际问题进行分析探讨，并开始构建新的理论和观念体系。新一代力量逐渐走进学术舞台中心，进一步抓住发展机遇崭露头角；中青年力量相互支持、奋发进取，构成了研究当前国际问题的主色调。曾向红通过细致的学术梳理发现美国为重塑中亚及其相邻地区的地缘政治环境，减少“颜色革命”造成的战略损失，多方面推进美国中亚战略的转型和调整。杨成通过结构现实主义分析中亚地区格局，并运用权力结构模式探讨中亚未来的可能格局。潘志平通过中亚存在相互交织的“大小博弈”进行地缘政治现状分析，认为中国与中亚的合作将改变中亚的地缘政治格局。庞大鹏通过“统一俄罗斯”党的竞选纲领——普京计划，分析其对俄罗斯对外战略特别是中俄关系的影响。李兴基于中俄战略构想比较分析视角讨论了上海合作组织发展前景，认为双方构想的相似性决定了上海合作组织的未来是有生命力和发展前途的。汪金国讨论了冷战后美国对南高加索战略的演变，强调这种变化的实质是俄罗斯利益从边界安全利益到安全边界再到利益安全的层进。焦一强讨论吉尔吉斯斯坦的俄美平衡外交，强调这种外交虽然获得了丰厚的国际资源，但在俄美大国夹缝中求生存为其国家政局稳定带来了巨大灾难。杨恕和李捷探讨了分裂主义的国际化进程，认为其包括横向扩展和垂直升级两个维度，不仅容易外溢也可能会导致冲突升级甚至是战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