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保护主义的兴起直接影响到中欧关系的健康发展以及“一带一路”倡议的顺利实施。考察当前欧洲保护主义兴起的背景，掌握欧洲对“一带一路”倡议实行保护主义的动因和举措，对中国在欧洲顺利推进“一带一路”具有重要意义。

一、欧洲保护主义的兴起

欧债危机爆发10年来，欧洲持续动荡，尤其是债务危机、乌克兰危机、难民危机、恐怖主义、英国退欧令其元气大伤。与欧洲陷入发展瓶颈相比，包括中国在内的新兴经济体快速发展，危机不断叠加所造成的发展模式危机，令欧洲蔓延着较浓的悲观情绪。在内外因素交互作用下，欧洲保护主义走上前台，并主要体现为三个维度：政治上，政策保守化，奉行民族主义和本土主义；经济上，对市场、产品、技术等过分保护；文化上，强调意识形态差异和其他文化的威胁。

（一）社会政治思潮民粹化催生保护主义

民粹主义作为一种社会政治思潮曾在欧美国家长期存在，但由于中左和中右翼政党轮流执政并能够代表民意，民粹主义一直处于边缘地位。自欧债危机爆发以来，欧洲持续受到各种危机冲击，传统的主流政党无法为本国选民提供一个富足、安全、稳定的生活环境，民粹主义政党在欧洲多个国家崛起。民粹主义政党迎合民众的诉求，在宣传中表示关心普通民众，承诺以改善民众生活质量为主要出发点，宣称是“真正”代表人民利益的政党。它们通过议会选举进入政府，挑战传统左/右翼政党的执政路线。疑欧或反欧盟、反建制、保守主义和民族主义成为其主要政策取向。

民粹主义政党在欧洲多个国家表现出广泛的影响力，已经成为欧洲政治版图中难以忽视的力量。在南欧国家希腊、葡萄牙、意大利，中欧国家奥地利、波兰、匈牙利、捷克，北欧国家芬兰、瑞士，民粹主义政党纷纷通过选举成为执政党。在西班牙、荷兰、瑞典等国，民粹政党虽然是反对党，但也是议会举足轻重的大党，对该国决策产生深远影响。即使是在欧盟的发动机——德、法两国，民粹主义的影响也不容忽视。德国另类选择党快速崛起，成为议会第三大党；法国的极右政党“国民阵线”更是对法国总统选举构成挑战。

民粹主义和保护主义一直相伴相生，两者互相借重。 欧洲大部分左翼和右翼的民粹主义政党，对目前经济全球化的看法总体都倾向于负面，不少政党有反对外来移民倾向，呼吁政府在国际合作中更加重视保护本国“人民”的利益，程度不等地带有贸易保护主义色彩。如2017年法国总统选举中，“国民阵线”候选人马琳娜·勒庞的主张包括：反对全球化，要求政府对法国企业采取“聪明的保护，以对抗劳动力成本较低国家的不正当竞争，并遏制法国工业外流现象”。 荷兰学者的研究表明，西欧的左翼和右翼民粹主义者均反对贸易开放，尽管这些政党在选举中强调支持自由贸易，但都预设了条件，即倡导“公平贸易”，反对“社会倾销”，其本质上还是强调对本国利益和社会结构的保护。

（二）欧洲政治“极化”助长保护主义

政治极化（political polarization）是指政治团体和个人针对某种意识形态问题或具体政策领域的政治立场和政治偏好趋于政治光谱的两极，并且两极的政治态度和政治偏好分歧较大、对立严重，难以协调和融合。政治极化往往与政治碎片化、政治对立等情况联系在一起，通常会助长极端主义和保护主义抬头。 

欧洲政坛以往由左翼、右翼或具有中间色彩的政党执政，政治钟摆通过左右和中间的调整确保了政局和意识形态走向的大体稳定。但近年来，欧洲主流政党承担的政坛稳定器角色遭遇挑战，欧洲政治的“极化”趋势比较明显，尤其是极右翼势力表现突出，与欧洲所谓传统的主流政治或建制主义显得格格不入，难以调和。

在德国、法国，传统主流政党的凝聚力、支持率持续下降。芬兰议会选举无一党选票过半，各党派难以达成共识。希腊议会政党多达8个，半数为新党。西班牙因选举遭遇社会分化，衍生出10多个政党，大党受挫衰弱，小党趁势发展，大小、新老与左右政党立场对立，政治分化加剧。一些激进政党借势崛起并冲击政坛，加剧了政治力量分化。例如，奥地利联合执政的社民党、人民党与反对党自由党的斗争十分激烈，一些新型小党在选举中借助某单一问题，打着民族主义、反对移民、反对欧洲一体化的旗号吸引选民，特别是在宗教信仰和文化认同等方面大做文章，成为与现存体制相抗衡的对手。

从Parlgov数据库对欧盟28国1089个政党的分析统计（2015年至2016年3月的数据）可以看出，欧洲政党数量在过去10年有明显增加，极左和极右翼政党数量发展很快。从政党数量占比看，极右和极左政党占政党总数的36.7%，左右翼极化的趋势在增强。极右翼政党数量为269个（以数值大于7计算），极左翼政党数量为130个（以数值小于2计算），极右翼政党的数量超过极左翼政党两倍。 反移民、反多元、反一体化的极右翼势力与要求社会公平的极左翼在政治主张上差别很大，极右翼政党的市场更加广泛，其保护主义立场成为执政新名片。

极右翼政党的立场是多元的，在不同的欧洲国家会有不同的表现，但本土主义、排外主义、福利沙文主义和种族主义是极右翼最为强调的观点。经济全球化和欧洲一体化是极右翼得以发展的主要动因。商品、资本、服务和人员不受限制的自由流动给西欧国家福利分配制度带来巨大压力，也加剧了劳动力市场的竞争，给大量欧洲劳动者带来不稳定和就业竞争压力。为了维护自身利益，受到影响或损害的西欧国家劳动者倾向于用国籍、民族、种族、福利等作为排他性的标准，限制外来力量的进入。 多数时候，极右翼政党的意识形态和政策主张比较实用，其一方面坚持保守的社会文化价值取向，另一方面主张大政府、福利国家、保护主义等经济政策。

（三）人口结构老龄化助推欧洲社会走向保守

人口老龄化不是欧洲近年出现的问题，但在近五年日益发酵，并且在难民、经济问题的搅动下，导致福利开支剧增，经济竞争力下降，整个欧洲可持续发展动力不足，社会心态日益保守。

根据联合国制定的人口老龄化标准，通常把60岁以上的人口占总人口比例达到10%，或65岁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达到7%作为国家或地区进入老龄化的标准。Eurostat对欧盟28国的统计数据显示，2006年欧洲65岁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就已经达到16.8%，并在此后一直呈上升趋势，2017年这一比重达到19.4%。 此外，欧盟28国的中位年龄在2008至2017年从40.4岁上升到42.8岁，十年之间增加了2.4岁（平均每年约0.25岁）。中位年龄的显著上升亦表明，欧洲老龄化趋势日益严重。

老龄化问题一直是整个欧洲社会保守和僵化的主要因素，与保护主义同样联系紧密。近年来，随着外部移民大量涌入，欧洲社会保障的资源和网络越来越不堪重负，各国政府也很难再通过增加税收的方式来弥补养老金缺口，政府的财政赤字逐年增加并最终拖累经济发展。由于部分发达经济体的国内市场竞争力不足，面临越来越多的停滞或萎缩风险，保护主义成为不得不祭出的武器。老龄化国家喜欢选择更多的风险规避措施，老龄化选民也成为政治生态保守化的一支推动力量，他们通常会支持国家采取新的保护性安排政策来维护自身利益。这成为欧洲政治生态普遍保守化的重要土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