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常高兴参加复旦大学历史学系举办的太平洋论坛，我在准备今天的发言之前，看到一些关于太平洋论坛的过往讲座，今天能够参加这个论坛，我觉得很荣幸。

这次论坛是为了纪念复旦大学历史学系建系95周年和汪熙先生诞辰100年。刚才金教授说我算是新一代，其实我应该是“垂垂老矣”，只能说比汪熙先生年轻。这让我回忆起八九十年代和汪熙教授的一些交往，对他非常尊敬，特别回想起80年代初汪熙先生提出的关于中美关系的一些重要问题，比如说“门户开放”问题，当时引起了一些争论。但我觉得汪熙教授坚持他自己的信念，也可以说是坚持真理。所以我向汪熙教授学到很多东西，所以感谢金光耀老师、马建标老师和王栋老师的主持和参与。

今天我的主讲题目定为“美国大选后的中美关系”，但是既然是与历史学家一起座谈，我想我还是谈一谈历史。因为现在关于中美关系也有很多真知灼见，比如拜登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他的团队是怎样的，上台以后会在外交政策、内政方面有哪些调整？现在这些讨论已经很多了，如果继续重复，我觉得也对大家没有什么帮助。所以，我想从我个人对于历史的感受，来谈谈中美关系及其现状。

我是1948年出生的，我认为我所经历的历史，可以分为三个时期。大家年纪比我轻，比如说70年代以前的中国和世界是什么样子，可能大家的个人体会不多，我在70年代以前也没有出过国，但是在国内还是有很多体会的。

70年代以前，我们对时代主题的概念，认为“战争与革命”是时代的主题。我现在回想起来，20世纪的前70多年一直到中国改革开放，都是战争与革命的时代。1972年尼克松访华时中美双方发表的《上海公报》，中国方面声明，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国家要独立，民族要解放，人民要革命，已成为不可抗拒的历史潮流。

那时我们都坚信，这个时代就属于战争与革命的时代，国家要独立、民族要解放、人民要革命。现在我们讲和平，但在当年我们并没有突出和平作为奋斗的目标，而是刚才说的独立、解放、革命。而且在60年代，毛泽东主席在1963年和1968年分别发表了两次关于支持美国黑人抗暴斗争运动的声明。这都是我们现在不能忘掉的一段历史。

而到了80年代中期，由于中国和世界发生的变化，邓小平和其他中央领导就提出“和平与发展”是当代的两大问题，或者说是时代主题。这其实是一个很大的变化，国际上发生了变化，中国对国际问题的认识、对整个世界潮流的认识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我们不再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而提出了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这一时期持续了很长时间，直到今天我们党的正式文件，还是提出和平与发展是当代的时代主题。

但从我个人认识看，我觉得实际上从80年代邓小平提出“和平与发展”两大主题之后，到本世纪初以来，尤其是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发生以来，世界又发生一次很大的变化，我觉得这种变化需要关注。当初我们欢迎经济全球化，到后来有逆全球化的潮流，我也很重视王栋老师最近出版的《再全球化：理解中国与世界互动的新视角》。

有人认为中国和美国会打仗，但我觉得打仗的可能性是很小的，即使双方出现某些军事上的危机，但是双方会加以控制，不至于发生更大规模的战争。所以“和平”这个主题其实更多的是安全的问题，有安全就会有和平，但是有和平不一定有安全，就拿现在的新冠疫情来说，这不是和平的问题，这也不是发展的问题，更多的是安全的问题，比如说人身安全，健康方面的安全。又比如说，拜登上台以后，可能会重新关注气候变化，这就涉及到生态安全问题。那么我们现在非常关注的安全问题，不仅是军事安全，也是更多的是政治安全、政策安全、网络安全、医疗卫生安全。这是一个很重大的变化，我希望大家对这个问题有所关注，和平的问题仍然重要，但是和平的问题已经在很多方面被安全的问题所替代。

另外，我认为时代非常突出的问题，就是公正。我们也提出，这个世界需要建立一个公正合理的世界秩序、国际秩序，或者说推动国际秩序向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这什么意思呢？公正的意思含义是什么？我觉得最重要的含义就是平等，所以公正问题更核心的就是平等问题。

美国政治发生了一个很大的变化，现在已经出现的这些问题，都产生于不同的族群、不同的阶层之间的对抗。美国共和党和民主党两党在对抗，不同的族群之间也在对抗，老移民和新移民都觉得自己受到不公正的对待，虽然白人觉得黑人的命也是命，但是白人或者说白人下层仍认为自己受到的待遇是不公正的。在全世界也是这样，全世界现在出现了很难逆转、甚至是不可逆转的趋势，就是贫富悬殊差距越来越大，而贫富悬殊的差距又往往与所在的族群、民族、社会团体有关系。贫富悬殊问题已经渗入到社会的每一个角落，每一个地方都存在着分配不平等的问题，这就带来了全球政治、经济、社会的历史性变化。

全球性的社会、经济、政治的历史性变化，带动和影响了中美两国国内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的变化。我们对世界的看法发生变化，世界本身的趋势也发生了变化，所以中国才走上了改革开放的道路。由此角度，外交的根基是在于国内政治。我们谈外交时可能有很多不同变量，我个人坚持认为，外交的基础是国内政治，而大国外交尤其如此。

从2009年以来中美关系中的波动和滑坡，我觉得根本上是两国国内政治变化造成的。比如说，现在美国在新冠疫情上甩锅中国，和美国国内的族群矛盾的激化是有关系的。美国把自己国内的问题说成是外国问题，打中国牌、打移民牌，捞取选民的支持，这个倾向在特朗普执政4年间表现得非常明显。而在特朗普没有上台、奥巴马担任总统期间就已经发生了比较左的“占领华尔街运动”，和比较右的“茶党运动”。也就是说，美国现在国内遇到的种种难题，不管是政治的、经济的、社会的还是文化的，都不会因为政党更迭而化解。现在拜登上台，我们仍然会看到没有特朗普的特朗普主义，美国国内的变化，是一个很持久的变化，而且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它面临的各种问题仍然会存在。

我们讨论拜登上台后的中美关系，我首先要强调，拜登上台后的对华政策和对华基本态度是没有变化的，我们不能对他上台后的中美关系寄予太多的希望，也就是说，美国对华政策的实质是不变的。当然，美国对华政策包括两面，一方面是竞争或者是遏制中国，另一方面也要寻求某些范围内的合作，但是竞争为主、合作为辅的实质是不会变化的。虽然两者侧重点和具体做法会有一些变化，比如说特朗普政府高度重视两国贸易赤字问题，通过关税调整令中国多进口美国产品。拜登上台以后他还会争取解决这个问题，但是他的重点可能不放在贸易赤字，而可能更多的涉及到一些贸易规则，也包括中国对国有企业、民营企业的态度，中国对知识产权的态度，也就是说，拜登高度关注的是经济规则问题。特朗普已经提到这个问题了，而现在拜登政府上台以后也还会继续强调“对等”，也就是说中国向美国开放多大的市场，美国就会对中国开放多大的市场。

在人权问题上，也许拜登政府会比特朗普政府走得更远或者做得更多。比如说，对中国的新疆问题、西藏问题、香港问题，还有中美关系中核心的问题之一，台湾问题，这些基本态度是不会变化的，但对中国施加的压力大概不会比特朗普政府小。

现在美国的一个大问题，就是我们所说的“认同政治（identity politics）”，美国人会问“我们是谁？”，美国人会说他们是黑人、白人，或者会说他们是新移民、老移民等等，这些问题都是所谓的认同政治或者叫身份政治。

从全球角度看这个问题，认同政治演变为现在全球政治中非常重要的一个侧面。不仅在美国，也包括在欧洲、在中东、在非洲，世界任何地方的认同政治都在上升。从中国来看，我们认为我们都是中国人，特别是在北京、上海这些地方，在这个社会中我们认同我们是中华民族，认同中国这个国家。但是我们也要承认，在中国的不同地区、不同人群中也存在认同问题，比如说香港、台湾的部分人开始对中华民族、对中国的认同开始淡化，或者有其他想法。在新疆、西藏一些少数民族地区，民族分裂势力还是很活跃，这也是认同政治问题。

因此中美关系与认同政治是分不开的，我在观察中美关系时，我更多观察的是两国的国内政治，这当中也包括了经济的变化、社会的变化，价值观的、意识形态的调整。比如，我们很清楚地知道，美国传统的价值观是什么。但是今天，美国不同的人群有不同的价值观，有不同的意识形态诉求。那么对于中国来说，我们也希望同样关注中国国内各方面的发展，包括十四五规划、实现两个一百年伟大目标等等，这些都涉及到中美关系。

我还要补充一点，当然这也是有争议的。我认为，中国而不是美国，能在历史关头扭转中美关系的方向。例如，1949年中国共产党领导革命成功，然后中美关系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美国对中国采取敌视态度。但是这根本上是由于中国发生了变化，中美关系才发生变化。而在1979年中美建交以后，中国开始改革开放的进程，我们对世界的认识发生变化，我们在国内出现了重大的变化，也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中美关系。1979年以后，中美在经贸关系方面突飞猛进，我们派了大量的留学生、访问学者到美国，与美国进行了一系列的的技术合作，这也是中国的变化造成的。

而最近几年中美关系也跟中国的变化非常有关系。我当然不是说中国对中美关系的恶化负有更大的责任，我完全没有这个意思。但是不可忽视的是，中国的实力上升对美国造成了影响，对美国的心理状态造成了影响。我们有人说美国在衰落，我就认为如果拿除了中国以外的其他国家相比，就很难说美国的军事实力、经济实力、技术实力在衰弱，但是跟中国相比确实在下降。这也就是说，中国在这个程度上改变了中美关系的现状。

而中国国内，特别是从十八大、十九大以来，政策方面有一些更多的强调，比如说强调党的领导，强调四个意识、两个维护、四个自信等等。美国人非常关注中国国内各种各样的问题，他们觉得他们所希望看到的中国没有看到，所不希望看到的现象却在中国发生了。这不是我们的问题，更不是我们的责任，但是我们中国在国内的举动、在世界上的举动，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美国对我们的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