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12月，特朗普政府发布《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将中国定位为“战略竞争对手”，美国对华政策的竞争性一面大为上升。2018年10月，时任美国副总统迈克·彭斯在哈德逊研究所发表措辞空前严厉的对华政策演说，被视为近年来美国全面转向对华强硬的起点。纵观过去四年多来的美国对华态势，一个突出特点是共和党往往显得比民主党更强硬，部分共和党人甚至渲染“中国对美国的威胁比当年苏联还要严重”。拜登政府执政后，共和党人继续保持对华“超强硬”姿态，不断质疑拜登政府“对华软弱”。那么，美国共和党及其身后保守派势力对华“超强硬”姿态具体有何体现？哪些因素造就了其对华“超强硬”姿态？这一态势对美国政治、对华政策以及中美关系会产生何种影响，又该如何看待？本文尝试对这些问题进行分析。

一

一段时期以来，中美关系紧张对峙凸显，“战略竞争”取代“接触”成为美国定义新阶段对华政策的关键词。在这一对华政策转型的过程中，以特朗普政府为代表的共和党保守势力发挥了重要作用。在美国政治空前极化和对华消极情绪升高的背景下，共和党保守势力的对华“超强硬”姿态显得尤为突出。

从整体上看，近年来共和党保守势力的对华姿态明显比民主党自由派更具对抗性，试图从根本上改变中美关系互动模式。

从战略认知上看，共和党保守势力不仅将中国作为外部安全挑战，甚至将中国视为“生存性威胁”（existential threat）。一方面，共和党保守势力不回避用“敌人”（enemy）“敌手”（adversary）等高度对抗性词汇描述中国，而民主党方面对此相对克制。2019年5月，美国众议院外交委员会举行“巧竞争：交往40年之际再思美国对华政策”听证会，会上争论焦点之一就是“如何定义中国”,共和党议员对中国的看法明显更具对抗色彩。随着中美关系紧张加剧，不少共和党议员开始公开将中国称为“敌人”或“战略敌手”，且对拜登此前称中国“不是美国竞争对手”的说法颇有微词。另一方面，共和党保守势力不仅认为中国挑战美国主导的国际秩序和地缘政治利益，还对美国国内经济安全和制度安全构成突出威胁。一段时期以来，共和党保守势力愈发倾向于立足“本土视角”阐述“中国威胁”，前特朗普政府国家安全顾问罗伯特·奥布莱恩（Robert O’Brien）指责“中国威胁美国民主制度”，前司法部长威廉·巴尔（William Barr）在涉华演讲中声称“中国在利用经济力量试图改变美国”；在特朗普任内，以往专注应对国内威胁的国土安全部甚至专门推出《应对中国威胁战略行动计划》，前所未有地提出中国将“对美国民众、美国价值观以及美国本土安全和繁荣产生直接、明显和深远的影响”。与之相比，尽管民主党方面也在提升对中国问题的关注，但更多还是从国际战略博弈的视角去看待，如拜登政府国务卿安东尼·布林肯将处理对华关系定位为“21世纪最大的地缘政治考验”。

从应对策略来看，共和党保守势力对华更倾向于采取“推回”（push back）的强硬方式，极限压缩对华接触，零和博弈色彩凸显。时任特朗普政府国务卿蓬佩奥曾提出要以“不信任且核实”作为对华交往原则，即从预设中国行为“不可信任”的“底线思维”出发去应对中国，比冷战时里根政府对苏联的“信任且核实”交往原则还要更加对立。

在政府层面，特朗普政府推动一系列竞争性乃至对抗性对华政策，深度改变美国对华政策轨迹，亦影响拜登政府对华政策调整。2016年，特朗普以共和党候选人身份赢得大选出任美国总统，开启“美国优先”执政历程，推动对华政策全面转强是其任内重要事项。事实上，2016年总统竞选期间出炉的共和党党纲就已列出许多此前未曾有过的对华强硬主张，如首次提及对台湾的“六项保证”，声称“香港自治已遭削弱”，以及指责奥巴马政府在南海问题上应对中国不够有力等，可谓特朗普政府对华强硬的先声。特朗普时期，一批右翼鹰派战略人士对特朗普政府制定对华政策发挥着重要影响，成为对华政策强硬的智力助推。作为“政治素人”，特朗普个人及家族在外交安全领域人脉相对有限，转而吸收共和党保守势力以充实团队，时任国防部长詹姆斯·马蒂斯、国家安全顾问H·R·麦克马斯特和约翰·博尔顿等来自军方和原共和党政府的右翼鹰派人士执掌对外政策权柄。这些右翼人士多秉持现实主义国际战略观，看重国家硬实力效用，强调美国面临所谓中国、俄罗斯等“大国威胁”，推动特朗普政府作出“世界重回大国竞争”的总体战略判断。其中，原白宫高级顾问白邦瑞（Michael Pillsbury）和国家安全副顾问博明（Matthew Pottinger）在促使美国对华政策转向全面强硬上作用尤为突出。白邦瑞关于“中国计划秘密取代美国”的论调曾深刻影响特朗普的对华观，令其对中国“更加警惕”；博明则促使以往美国视中国发展“机遇大过挑战”的战略传统发生改变，提出将“印太”地区作为限制中国力量发展的“前线”，为此后“印太战略”的出台奠定基础。

共和党保守势力推动的不少对华强硬举措已为拜登政府所承续，构成美新一轮对华政策布局的要件。经贸领域，拜登政府迄今尚未取消特朗普政府对华加征的关税，且要强化维护“供应链安全”；军事领域，拜登政府上台后即组建国防部“中国工作组”审查相关政策，确认中国为美“首要安全挑战”并展开相应部署；在涉疆、涉港等敏感问题上，拜登政府维持“新疆存在种族灭绝”“香港不再拥有高度自治”等前任政府作出的不实评估，延续对华制裁。除气候变化等个别议题尚存策略性合作可能，拜登政府已用“战略竞争”思路全面指导对华布局，共和党保守势力推动的对华战略强硬正被拜登政府继承、固化。

在国会层面，共和党人持续领衔扮演“以法制华”角色，推动对华强硬进一步成为美国政治界的跨党派共识。国会参众两院是党派力量发挥政策影响的关键阵地，也是共和党推动“超强硬”对华政策的重要平台。一段时期以来，在美国国会出台的一系列针对中国的法案中，共和党人发挥的角色作用十分突出。其一，近年来美国主要涉华强硬立法的提出者多为共和党人。以美国第116届国会（任期为2019年1月3日至2021年1月3日）为例，该届国会内获得两院通过并由总统最终签署成法的涉华法案主要有8部，其中5部的主要提出者均为共和党人。

其二，共和党人提出的一些涉华法案所涉问题更敏感、对抗性更突出。新冠疫情的“追责”“溯源”等是中美关系中新近出现的敏感问题，也是美国对华政治施压的新抓手，美国国会中与之相关的立法提案均由共和党人提出；拜登政府上台后，通过致信重要官员要求其披露涉华“疫情信息”，也是共和党人牵头居多。

其三，近年来，国会内对华强硬的工作机制和研究成果，也多由共和党人主导。2020年5月，众议院共和党人建立“中国工作组”，众议院外交委员会共和党首席议员迈克·麦考尔（Michael McCaul）任工作组主席，专门研拟应对“中国威胁”的各类涉华立法，并于当年秋季发布报告，提出400余项涉华立法建议。6月，众议院共和党最大核心小组“共和党研究委员会”发布《强化美国与应对全球威胁》战略报告，开篇即将中国（中共）列为美国“头号威胁”，声称须点名制裁涉及香港、新疆事务的部分中国官员。拜登政府上台后，共和党作为在野力量继续提出凸显对华强硬的法案和提议，并时常批评拜登政府“对华软弱”，利用中国议题对其发难。2021年2月，阿肯色斯州联邦参议员汤姆·科顿（Tom Cotton）署名发布《击败中国：针对性脱钩和经济持久战》报告，提出进一步收紧美国对华高科技出口，实现对华“战略脱钩”；众议院共和党研究委员会主席、印第安纳州联邦众议员吉姆·班克斯（Jim Banks）发布题为《拜登应对中国：糟糕政策、糟糕人事》备忘录，逐条列出拜登上台后对前任政府对华“超强硬”政策的“倒退”及其任命官员同中国的“联系”，试图证明“拜登政府正在摧毁特朗普对抗中国的胜利”，并集中提出“保护大学法案”等5部涉华法案，以“让美国机构免受中国伤害”。对于拜登政府执政百日的外交表现，南卡罗来纳州联邦参议员林赛·格雷厄姆（Lindsey Graham）批评其是“一场灾难”，声称“中国和俄罗斯正任意摆布拜登”。

面对共和党的政治高压，无论是拜登政府还是国会中的民主党人，都没有在对华政策上放松调门，对华强硬进一步发展为两党的政策共识。2021年4月，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主席罗伯特·梅嫩德斯（Robert Menendez）提出“2021年战略竞争法案”并获得初步通过，该法案自称“体现两党全面应对中国的意志”，很大程度上是吸纳此前共和党议员提出的涉华强硬立法综合而成。

最后，在社会层面，共和党保守势力对中国持负面观点，各类保守派组织在对华强硬方面表现活跃。尽管民调显示过去15年来共和党及倾向共和党的保守派人士对中国的看法一向比民主党更为消极，但2020年以来共和党保守势力对中国负面看法大幅上升。一方面，近年来共和党保守势力本身对中国的“冷感”急剧增高。民调显示，2021年共和党及倾向共和党的民众对中国感到“十分冷淡”的比例达到62%，比2018年的31%翻番。另一方面，共和党保守势力对华负面看法同民主党及独立人士形成强烈反差。民调显示，53%的共和党人将中国视为“敌人（enemy）”，在保守派民众中这一比例更占到64%；与之相对，只有20%的民主党人和不到20%的自由派民众将中国视为“敌人”，而65%的民主党人、71%的自由派民众更倾向于视中国为“竞争对手（competitor）”；支持在经贸等领域对华强硬的共和党人比例近乎是民主党人的2倍（72%对37%）。2020年12月，芝加哥全球事务委员会的调查表明，针对“美国面临的七大紧要威胁”一题，67%的共和党人选择了“中国崛起为世界大国”，名列共和党人眼中的各项威胁之首；反观民主党方面，“中国崛起为世界大国”甚至都未入围“七大威胁”之列。上述数据显示，共和党及倾向共和党的保守派人士是近年来推动美国社会对华负面观感上升的关键因素，他们是主张对华强硬的主要力量。

共和党保守势力还在社会领域积极策划推动许多针对“中国威胁”的组织与活动。2019年3月，白宫前首席战略师史蒂夫·班农（Steve Bannon）、里根政府时期助理国防部长弗兰克·加夫尼（Frank Gaffney）等一批极端保守的战略人士复活冷战时期应对苏联的“当前危险委员会”，成立“当前危险委员会：中国”（CPDC），声称“同过去苏联一样，中国对美国和自由理念构成攸关生死的意识形态威胁”，试图使其成为“教育公众知悉中国对美国构成的各类常规和非常规威胁以捍卫美国”的智力机构。作为美国保守派的重要构成力量，以往更聚焦国内事务的宗教右翼也开始加入关于中国问题的讨论。2020年7月，美国基督教福音派重要基地美国自由大学下属福尔柯克信仰与自由中心在位于华盛顿特区的特朗普国际酒店举行首届“自由峰会”（Freedom Summit）,专题讨论“中国对美国自由构成的威胁”，田纳西州共和党联邦参议员玛莎·布莱克伯恩（Marsha Blackburn）、阿肯色斯州联邦共和党参议员汤姆·科顿以及班农等一批具有影响力的保守派政客与意见领袖与会发表对华看法。共和党及其身后的美国保守派力量正努力将“强力应对中国”推升为美国社会的一股思想风潮。

二

对华示强不是美国政治的新鲜事。自20世纪70年代中美关系正常化以来，美国对华战略一直秉持“接触合作+防范遏制”的混合模式，尤其希望通过深化接触促使中国经济、政治和社会更加“开放”，成为美国眼中“建设性、负责任的全球利益攸关方”。同时，对于社会制度和对外政策与美国存在本质区别的中国，美国长期抱有战略疑虑，美国国会长期设有国会及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调查所谓“涉华负面问题”。

特朗普政府执政以来，美国先是在经贸领域对华示强，再到政治外交、军事、科技、人文交流等多领域对华遏压，直至严肃提出反思、更易对华“接触”共识，系统性、战略性地推动对华政策调整到以竞争为主线。对此，有学者从中美实力对比发生变化等结构性因素出发解读中美关系变局和美国对华战略调整，看到“美国竞争性对华战略是一种范式性转换”。在这一过程中，美国共和党所展现的对华“超强硬”态度十分引人注目，甚至带动民主党方面形成两党对华竞相示强的政治景观。共和党之所以采取对华“超强硬”姿态，不仅出于美国实力地位相对下滑带来的“霸权焦虑”，更与共和党及美国保守势力内部政治传统及生态变化密切相关。共和党展现对华“超强硬”姿态属于一种政治策略，是其为维系政治影响、打击政治对手而在对外政策领域推动的一场“文化战争”，新保守主义的再度崛起对此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共和党保守势力的对华态度与举措，已不完全取决于中美关系的客观运行状态，而与美国国内的政治斗争形势紧密相连。

从政党属性看，共和党正加速走向“民族主义化”，需要强化塑造中国为外部对手以彰显自身政治特性。当今美国政治格局是通过历史上多轮政党重组奠定的，最近一次重大政党重组发生在20世纪60年代中后期至80年代。该轮重组的重要结果在于，民主党主导下以经济利益为基础的、融合南方白人以及黑人、犹太人等的跨种族“新政联盟”开始解体，长期主导战后美国政治的“新政秩序”影响衰落，南方－中西部保守派联盟逐渐固定为共和党的政治基本盘并一直延续至今。在抗衡“新政秩序”、重夺政治权力的过程中，共和党找到了政治复兴之路，即利用民众对自由派反文化运动泛滥的不满，将自身塑造为以盎格鲁－萨克逊白人新教文化为主体的“美国正统”的传承者，激发民众的价值观认同以获得支持。

1980年，时为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的罗纳德·里根以创纪录的489张选举人票赢得总统选举，标志着现代共和党复兴运动达到高潮。里根时期的共和党已基本摒弃艾森豪威尔时期崇尚温和保守、强调共识政治的路线，而走向鲜明展现“保守主义价值”、与民主党自由派针锋相对的道路。里根时期以降，共和党整合大型垄断资本、基督教右翼、保守派知识分子等社会力量逐步形成庞大的保守派权势网络，更加立足身份政治抓住白人群体的自尊心理，强调“我们”和“他者”的区别，游离文化多元和族裔包容态度。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民主党奥巴马政府应对危机成效有限，又在社会文化领域强化推进自由派议程，刺激广大中下层白人群体的经济失落感和对“文化混乱”的愤怒，由此催生的“茶党”右翼民粹风潮令2016年共和党对民主党的政治反攻如虎添翼。在特朗普执政期间，共和党朝激进、保守、民粹的方向进一步发展，“爱国”成为共和党保守势力最热衷宣扬的政治标签之一，更加倾向于塑造自身为“美利坚民族党”。

根据社会心理学的主要观点，塑造外部威胁能够起到强化群体认同的作用，因而是政党凝聚政治认同的重要路径。共和党越是标榜“爱国”属性，就越需要渲染外部威胁以作映衬。美国政治学者塞缪尔·亨廷顿曾指出，“我们只有在了解我们不是谁、并常常只有在了解我们反对谁时，才了解我们是谁”。回顾共和党执政历史，无论是里根针对苏联的“邪恶帝国”论，还是小布什针对恐怖主义的“邪恶轴心”论，都反映其对外部威胁的有意渲染和政治利用。此轮共和党对华“超强硬”姿态，是在其党派属性凸显本土化、极端保守化背景下，针对中国这一“设想之敌”的政治反馈，折射出“美国白人至上主义者面对中国崛起的反制，充满无端的指责、偏执的傲慢和无知的狂妄”。

从斗争手段看，面对空前极化的社会政治氛围，共和党依赖“文化战争”获取民众支持更为困难，转而将对华政策开辟为政治斗争新领域。在美国，“文化战争”（culture war）主要指民主党和共和党在一系列社会文化议题上价值取向对立、相互攻伐，以及随之引发的自由派民众和保守派民众意见分裂乃至彼此仇恨。一方面，“文化战争”是美国突出的社会现象，早期围绕宗教信仰、家庭伦理等问题展开，而后延展到控枪、堕胎、移民等各类社会议题；时下，连疫情期间佩戴口罩与否都能引发美国广泛民意纷争。另一方面，“文化战争”又具有政治功能，其核心在于以高调强硬的价值立场赢得特定群体的认同和支持，是“分裂政治”的现实体现。长期以来，共和党以捍卫“传统价值”为旗号，聚拢美国各界保守势力，在对民主党自由派的“文化战争”中屡有斩获，得以扩大政治影响。

然而，“文化战争”并非一劳永逸之举，其效用软肋在于“一旦赢得胜利，就会走下坡路”。对于共和党而言，只有不断挖掘能够引起纷争的新议题表达立场，才能持续展现其代表“正统美国”（Normative America）的合法性。由于民众已在各类国内议题上空前对立，需要开辟外部议题作为补充，而鉴于中国的崛起已影响到美国民众生活的方方面面，共和党开始意识到中国议题蕴含的政治动员潜力，借以将“文化战争”推入之前较少涉及的外交安全领域。共和党将国内治理问题强行与中国挂钩以规避政治诘难。2020年3月开始，美国新冠疫情扩散加剧，经济社会运行严重紊乱，国内治理危机凸显。对此，特朗普政府应对乏力，试图甩锅中国转移视线，这一政治手段甚至被共和党作为选战策略。与此同时，共和党还将对华“超强硬”姿态固化为专属政治标签。

近年来，共和党越发注意到对华强硬的政治效用，试图将对华强硬进一步打造为优先的党派意志。2020年总统竞选期间，特朗普阵营公布“第二任期执政议程”，其中“结束对华依赖”位列第三大要务，仅次于促进就业和应对疫情。不仅如此，国会中的共和党机构开始公开将“应对中国”标注为重要政治关切，设立专门针对中国的立法计划，并在拜登政府执政后持续以“对华不够强硬”为由施压民主党采取更为激进的对华政策。

从意识形态角度看，共和党自认“资本主义正统”，倾向于通过展现对社会主义中国的强硬来间接攻击民主党和更广泛的美国自由派力量。就本质而言，美国两党都是资产阶级政党，维护资本主义制度和利益，对社会主义、共产主义都不认同。不过，从战后美国外交史来看，共和党却往往比民主党的反共倾向更为赤裸、激进、强硬。这一现象与两党的意识形态密切有关。共和党一贯亲商业、亲市场，崇尚自由放任和有限政府，是“市场原教旨主义”的典型代表；民主党则更为崇尚“有为政府”和社会改革。作为“市场原教旨主义”的代言方，美国保守派对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认知颇为消极，“保守主义者将共产主义视为对西方文化和美国的武装的、弥赛亚式的威胁”。在许多共和党人看来，支持“大政府”的民主党自由派距离社会主义更近，更容易“包容”其他社会主义国家，进而更可能从事“非美国活动”。至少自小罗斯福时期以来，共和党就善于利用反共意识形态抨击民主党，20世纪50年代初期部分共和党人掀起“麦卡锡主义”反共高潮即不乏内政考虑，标志着右派对罗斯福“新政”中左路线的一次反动。近年来，反共情结在美国大有回潮之势。2019年，特朗普在联合国大会讲话中声称：“各国面临的最严峻挑战之一是社会主义的幽灵……美国永远不能成为社会主义国家。”当前，共和党内主张对华“超强硬”姿态的汤姆·科顿、约什·霍利（Josh Hawley）等共和党鹰派政要，深具反共倾向且在党派斗争中冲锋在前，不仅提出众多反华议案，还多次宣扬“社会主义已在民主党内崛起”“民主党人都是社会主义者”。在他们看来，强力应对中国、敌视共产主义和反对民主党具有意识形态同向性，三者密不可分。

从思想源流看，共和党在对外政策领域长期存在崇尚单边强硬、信奉“实力决定论”的新保守主义传统，该传统近年来的复苏也助推共和党走向对华“超强硬”。走向新保守主义是美国共和党保守势力二战后经历的重要政治蜕变，面对战后民主党自由派对社会政治的长期主导，正是新保守主义的出现帮助共和党逐步挽回政治影响，最终与民主党平分秋色。新保守主义，尤其是对美国内外政策影响较大的“新保派”很大程度上脱胎于自由主义阵营，他们因不满自由主义者在道德价值上过于放任和多元而转投保守主义阵营，既承续旧保守主义的本土优先思维，对外部威胁高度敏感，又吸收了自由主义者的对外干涉和全球主义作风，主张美国繁荣安全的根本在于消除异己，以超群实力向世界推广美式制度。

自里根时期以来，通过强力应对苏联和恐怖主义这两项“全球性生存威胁”，美国新保守主义者在外交安全领域的政治动员、战略谋划和政策实践上积累了大量经验，与军工复合体、传统能源巨头和保守派媒体及智库相互捆绑，成为国家安全权势集团的重要组成力量。在对华政策上，新保守主义者一直对“接触”思维抱有疑虑，很早即流露过遏制中国发展的意图。2000年总统竞选期间，小布什就曾公开称中国为“战略竞争者”；作为政策亲历者和新保派核心智囊，范亚伦认为美国早期已在应对中国崛起，只是被“9·11”事件和金融危机拖延了。奥巴马上台，美国自由派占据政治上风，新保派暂归沉寂，但仍在积蓄力量。2010年国会中期选举以来，保守派逐渐对自由派反扑，马克·鲁比奥（Marco Rubio）、本·萨斯（Ben Sasse）等一批具有新保守主义强硬思维的共和党青年政客乘势崭露头角，当中大部分都成为现今对华“超强硬”的坚定拥护者。特朗普时期，新保派随着共和党再度上台而重新获得在外交安全领域的影响，此时他们已将战略关注大幅转向中国，以新保守主义特有的强势外交思维影响对华政策制定。经过特朗普时期对华政策的重塑，新保派开始将“强力应对中国”固化为“强力反恐”之后的又一核心政治主张。2021年2月，美国保守派政治行动大会前所未有地设置6项关于中国议题的小组讨论，众议院共和党研究委员会主席吉姆·班克斯明确表示“中国议题是新保守主义运动向前发展的关键。如果共和党想在2024年赢得白宫，并在2022年赢回多数席位，我们需要持续对华强硬，将其作为我们纲领的关键部分”。

有学者进一步指出，“许多新保守主义者欢迎美国对华全面转向强硬，并认为这来得太晚；他们之所以这么看，是因为对华全面强硬最终将引导美国外交安全政策朝着他们熟悉的方向前进，重振美国军事实力和道德明晰度，对抗一个值得较量的大国敌人（a worthy great power enemy）”。

三

共和党推动对华“超强硬”原本主要着眼国内政治需要。然而，在一系列内外形势变化下，对华“超强硬”不仅对美国国内政治产生冲击，还令美国对华政策产生数十年未有之改变，带动美国外交安全战略布局发生深刻变化。

就美国国内政治而言，共和党采取对华“超强硬”策略事实上加剧而非弥合两党分歧，并连带刺激国内反亚裔情绪，加深社会撕裂。近年来美国两党空前的极化对立有目共睹，能够达成妥协和共识的中间地带变得极小，“彼赞成即我反对”的消耗性政治恶斗愈演愈烈。作为小罗斯福的仰慕者和越战时期国内社会动荡的见证者，拜登深知政治社会分裂是美国繁荣安全面临的突出挑战，希望利用国内危机倒逼“二次新政”，凝聚共识重建美国。因而，无论是出于渲染外部威胁以团结国内，还是为了利用相对更易取得共识的对外政策议题推动两党合作，拜登政府都选择基本维持此轮由共和党率先发起的对华强硬态势。但是，共和党时下推崇的是“分裂政治”而非“共识政治”，其发起对华强硬的政治目的在于将应对中国营造为“只有共和党人才能做到的事”，以此获取相较于民主党的政治优势。这一根本逻辑差异决定了即便现在两党大体都认同“中国威胁”，共和党人却仍要摆出胜过民主党人的“超强硬”态势，以此制衡拜登政府。

在此背景下，对华政策没有成为民主党人期望的两党合作增长点，反而成为党派纷争爆发点。共和党人指责拜登政府与中国的对话接触是姿态软弱，国会两院中民主党牵头的涉华立法屡遭共和党人质疑缺乏实质意义和行动力，推进并不顺利。共和党的对华“超强硬”姿态的影响不仅仅局限于对外政策层面，更刺激了美国社会的排华排亚裔情绪。2020年新冠疫情在美国蔓延以来，美右翼民粹势力炮制、宣扬新冠病毒与亚裔群体“关系”的阴谋论叙事，致使美国内反亚裔仇恨暴力事件激增，华裔群体受伤尤为深重。对此，共和党推进强硬反华议程助推了反亚裔社会情绪升级，旧金山州立大学亚裔美国人研究教授张华耀指出：“尤其是共和党‘甩锅’新冠病毒和抨击中国的策略，煽动了对亚裔美国人的种族仇恨。”

就中美关系而言，共和党坚持对华“超强硬”令美国对华战略认知和政策大幅摆向消极，制约中美关系良性发展。在奥巴马执政中后期，美国就已掀起一轮对华政策大辩论，“中美关系来到‘临界点’”“对华‘接触’成效有限，需要有所改变”等观点开始在美国战略界流行起来。自那时起，以“接触”为主的对华政策其实已在思想层面发生松动。不过，美战略界在此轮辩论中对中国的战略疑虑多还在“中国试图获取亚太地区主导权，将美国排除出亚洲”，应对上侧重“约束中国行为”，尚未将战略竞争乃至全面对抗作为未来政策选项。然而，特朗普上台后，共和党保守势力持续力推对华“超强硬”，令维系中美关系稳定的一些对华基本认知逐渐瓦解。

首先，美国以往相对尊重中国国内政治制度和治理方式的交往传统发生了明显的倒退，对中国政权性质和中国共产党的消极评估乃至恶意攻击陡然上升，应对中国越来越多地被描述为继对苏冷战和全球反恐后的又一场“善恶对决”。其次，对华接触合作可带来互利共赢的既有认知遭到严重质疑，认为中国在同美国交往中“不当获利”且对美国内政治经济“渗透严重”的观点甚嚣尘上。第三，对华战略疑虑大幅升级，认为中国现在不仅要在亚洲实现地区主导，更要同美国争夺“全球霸权”。上述认知转向对美国对华政策的改变是深刻的、跨党派的。2016年，曾在奥巴马时期担任国务院负责东亚太平洋事务助理国务卿的库尔特·坎贝尔还将中美战略竞争视为一项“不成功的亚太政策前景”；如今，出任拜登政府国家安全委员会印太事务协调员的坎贝尔则亲口宣告美国对华“接触”时代的终结，“竞争”时代的开启。在“战略竞争”的基调下，拜登政府正将对华关系描绘为“民主同专制的对决”，所谓“该竞争时竞争，能合作时合作，必要时对抗”的对华交往原则事实上仍由竞争和对抗主导，合作一面难有实质突破。

同时，美方这种一味凸显对立的对华关系定位也严重影响中国对美政策。2021年4月，中国外长王毅就发展中美关系提出“五点希望”，着重提到美方应“客观认识和理性对待中国的发展”“尊重和包容中国自主选择的道路和制度”“不要动辄干涉中国内政”等。目前看来，拜登政府的对华政策与中方愿景相去甚远，共和党保守势力的对华“超强硬”更是与之背道而驰。在这种条件下，中方无法感受到美方推动对华关系良性发展的诚意，遑论真正达成能够引领中美关系走出困境、走向未来的新战略共识，双边互动难免遭遇更多碰撞。

就美国外交安全政策而言，在共和党对华“超强硬”姿态的牵引下，应对“中国威胁”促成了美国新一轮国家安全战略转型。战后美国国家安全战略体系的构建离不开对外部威胁的建构和应对；对外部威胁严峻程度的感知，直接决定美国国家安全战略的形态布局和运转能效。冷战时期，以遏制“共产主义全球扩张”为名，美国出台《国家安全法》、组建国家安全委员会、构筑全球同盟体系，由此奠定现代意义上的国家安全战略体系。冷战结束后，美国迎来“一超独霸”，国家安全战略因缺少突出威胁而进入“漂流期”；直到“9·11”事件令恐怖主义威胁凸显，《爱国者法》颁行、国土安全部组建，美国国家安全战略体系实现又一次变革调整。

上述历史有两点值得注意，一是共和党保守势力在宣扬、应对安全威胁方面始终扮演先锋角色，倾向于将美国同外部威胁的斗争刻画为“善恶对决”，立场十分强硬。二是中国在战后美国国家安全视野中地位特殊，美国长期以来都未将中国视为核心外部威胁及决定国家安全战略布局的主要依据，在反苏、反恐的进程中还将中国视为安全合作伙伴。

奥巴马时期，美国开始意识到以往主要着眼恐怖主义威胁的国家安全战略布局愈发难以应对全球性威胁上升、地区大国实力增强的局面，无奈难以作出根本改变。特朗普时期，共和党保守势力强势掌权，高度渲染“大国竞争”，又将中国视作美国国家安全的“最高威胁”，陷入反恐泥潭的美国国家安全战略开始前所未有地依据“中国威胁”转型：博明、纳瓦罗等以往不在主流的保守派“知华”策士一度密集占据决策高位，塑造、统合“全政府”对华威胁认知与应对；全球同盟体系和力量部署开始深刻调整，“印太”地区成为首要地缘关切，北约越发关注“中国威胁”，美日澳印“四方安全对话机制”对华意味日益突出；反恐体系下强调战术行动、地区打击的“平叛型”国家安全思维开始系统调整，转向更强调全球性、长期性、多领域的“战略竞争”，更加突出经济与技术安全在国家安全布局中的地位等。

特朗普时期以来，共和党保守势力推动的对华“超强硬”对美国国内政治和中美关系冲击甚大；经过此番推动，对华强硬基本成为美国两党、朝野、府会的战略共识和美国对外政策领域一项新的“政治正确”。尽管共和党在2020年总统选举中失利，但鉴于两党在国会两院中席位相差不多，且美国社会持续呈现保守化趋势，共和党保守势力仍具备相当的政治能量，其对华“超强硬”态势带来的潜在政策影响不可小觑。为强化对民主党人的立法阻击并赢回国会多数，众议院共和党领袖凯文·麦卡锡（Kevin McCarthy）于2021年6月底宣布由百余名众院共和党人组成七大工作组，“问责中国”工作组是其中唯一针对特定国别的工作组。曾任特朗普政府副总统的迈克·彭斯有意重返政坛，新近组建保守派政治组织“推进美国自由”（Advancing American Freedom），其中特别提出中国是美国需要“坚定应对的敌手”。

可见，共和党时下正着眼2022年国会中期选举和2024年总统选举加紧政治谋划，对华“超强硬”在其策略布局中的重要性愈发凸显。然而，共和党保守势力推动对华“超强硬”并非毫无阻力，如美国左翼进步主义势力就不认同一味推高对华竞争。左翼核心政治人物、佛蒙特州联邦参议员伯尼·桑德斯鲜明反对对华“新冷战”，众多美国进步组织一再要求在处理对华关系时更多考虑合作，避免过度敌对。在中国议题深度卷入美国国内政治的背景下，共和党保守势力推动的对华“超强硬”已经成为具有战略影响的政治策略。未来美国对华政策会否进一步滑向消极对抗，将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共和党在政坛的地位进退，以及美国执政者能在多大程度上规避“反华政治”裹挟对华政策制定，理性思考、把握中美关系未来方向，实现对华政策乃至整体外交安全政策的“非政治化”。

（作者为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美国研究所助理研究员。文章仅代表作者本人观点，不代表本平台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