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靖:俄乌战争给中国带来的机遇、挑战与选择
2022年03月19日  |  来源:上海全球治理与区域国别研究院  |  阅读量:22403

目前,俄乌战争处于胶着状态。但在美国和北约拒绝直接干预的情况下,俄罗斯凭借其碾压性的军事优势应该能够控制局面,进而达到分解乌克兰、重创其军事力量、断绝其加入北约之路的基本目的。尽管局势尚未明朗,但俄乌战争已然使世界格局发生了重大变化。

这一变化将对中国产生怎样的影响?对此产生了两个针锋相对的观点。其一,认为这是自9/11以来中国的又一次重大战略机遇。其二,认为这给中国带来了严峻的挑战。笔者认为,俄乌战争给中国带来的机遇远大于挑战,但如何应对才是关键所在。

一、中国的机遇

首先,俄乌战争将美欧俄等世界主要力量都拉入乌克兰陷阱之中。置身陷阱之外的中国成为各方(因不同原因)争取的对象。只要中国坚持不被拉入陷阱之中,就握有主动权。(对此,《临界全球事务观察》第26期主编点评“乌克兰陷阱及其影响”中已有详述。)

第二,乌克兰陷阱加剧了拜登政府“竞赢”(outcompete)中国战略中的内在矛盾。一方面,拜登政府延续了特朗普时期的战略收缩,意图集中力量“竞赢”中国。为此不惜承受“喀布尔时刻”也决然从阿富汗撤军。另一方面,拜登政府认识到仅靠美国一己之力难以“竞赢”中国,只有打造以美国为首的全球性联盟才能全方位地压制中国。但“重振联盟”的战略本质是扩张性的。战略收缩与扩张的矛盾使得美国的战略意愿与能力之间产生缺口,导致明显的“力不从心”现象。乌克兰陷阱形成后,美国出于其安全利益、道义责任和霸权信誉等各方面的考量,都必须全力压制俄罗斯。为此,拜登政府不得不重新分配其战略资源,从而进一步拉大了美国战略意愿和战略能力之间的差距。

第三,乌克兰陷阱给美国的对华政策制造了两难局面。不久前拜登在国情咨文演讲中,出乎意料地没有刻意攻击中国。这使得一些人以为只要中国像9.11事件后那样与美国站在一边,中美重新修好的历史就会重演。这种想法未免一厢情愿。毕竟在今天的“百年大变局”中,中美关系以至整个世界局势都和9.11时的情形完全不可同日而语!然而,俄乌战争确实使美国面临两难:一方面,美国可以借西方空前团结之机加大对中国的压力;但另一方面,如果用力过猛又恐将中国完全推入俄罗斯一方。显然,美国在两难——既要有效地对华施压、又要避免中俄彻底结盟——之间还没有找到平衡点。而美国政治中的剧烈党争和极化,加之即将到来的国会中期大选,都使得拜登政府在两难局面中的选择更加艰难。

第四,目前美欧的“同仇敌忾”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愤怒和恐惧造成的,并没有解决美欧在乌克兰问题上的根本利益冲突。毕竟在欧洲看来,美国主导的北约东扩是“乌克兰陷阱”的始作俑者,但欧洲却要为其承担代价。随着局势的定格和理性的恢复,持续的安全威胁和沉重的“制裁”代价必然使欧美之间的利益冲突不断发酵——事实上,美欧矛盾已经开始显现。从长远的发展大势来看,随着世界格局向多极化的发展,德法等陆权国家及其主导下的欧洲如果要摆脱安全困境、谋求继续发展,追求战略自主是其不二选择。

第五,俄乌战争使得印度对“印太战略”的期许和热情下降。印度的主要安全关切在于北方的亚洲腹地(巴基斯坦、阿富汗、中亚以至中东)。阿富汗撤军后,印度对这一地区的安全关切剧增,而美国在这一地区的影响却剧降。在海洋上,印度的安全关注在印度洋,而美国则一心想在西太维持霸权。随着美印在安全利益上的错位进一步拉大,印度在地缘政治、国家安全和能源供给等方面寻求与俄罗斯合作更加务实理性。同时,俄乌战争使得欧洲对美国的战略价值剧增,相比之下印度的战略价值明显下降。乌克兰危机以来,印度“不结盟”的中立表现得如此坚决,以至于美国甚至威胁要对印度进行制裁。

第六,俄罗斯的“大国反击”和美国拒绝直接干预的立场对东南亚各国产生了“深刻而久远”的影响。加之中国在“陷阱”之外的游刃和对东南亚经济发展的压舱石作用,使得东南亚国家拒绝在中美之间选边站的立场更加坚决。

二、风险和挑战

然而,在机遇之中也有潜在的风险和挑战。首先,乌克兰危机使得中俄两国在国际事务中产生了鲜明的“形象反差”。一方面,俄乌战争坐实了俄罗斯在国际事务中的“破坏者”形象。另一方面,尽管美国和西方极力“妖魔化”中国,但中国始终致力于和平发展,奉行多边主义,推动全球治理,推动“一带一路”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建设,树立了中国在国际事务中“建设者”的形象。如此鲜明的国际形象反差加大了中国在乌克兰危机中的政策风险和复杂性。稍有不慎,便会被推入陷阱。

其次,整个世界尤其是西方视“中俄一家”的认知很难改变。中俄之间不仅有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而且普京在战事爆发前出席了冬奥会并同中国发表了长篇的共同声明。更具重大战略意义的是,在美国的刻意打压和“制裁”之下,中俄两国之间形成了以安全上的互助和经济中的互补为坚实基础的共同利益。但另一方面,为了有效管控美国挑起的中美“竞争”,维护中国持续发展所不可或缺的外部安全环境,中国又必须和世界各国、尤其是欧洲国家保持良好稳定的关系。在美欧已经形成反俄统一战线的今天,如何既不损害自身的根本利益、又维护稳定的对外关系是一个异常严峻的挑战。取舍之间稍有闪失,便可能导致两头落空。

最后,乌克兰危机中孕育着两种“黑天鹅”。其一是时间因素造成的。一方面“后普京时代”迟早要来临,不能排除普京的继任者做出逆转性战略选择的可能性。另一方面,从目前形势看,拜登率领的民主党将在今年的中期选举遭受挫败,这不仅将使拜登提前跛脚,也使其2024年的连选连任变得极为艰难。一旦2024年白宫易主,尤其是特朗普式的人物当选,美俄之间很可能发生“尼克松现象”。

第二种则因局势的突变所致。就目前情况看,不论普京能否达到其战略目的,欧洲局势都已经发生了根本的改变。如果俄罗斯获胜,一个更自信,更有安全感的俄罗斯对美欧的政策可能会具有较大的妥协性,而美欧也可能在接受现实的前提下,愿意同普京做出某种交易,达到稳定局势的目的,美国也因此能从“乌克兰陷阱”中抽身。如果俄罗斯挫败,那么同西方达成某种妥协的可能性或许更大。

三、选择与应对

在机遇与挑战并存、甚至机遇中孕育着危机的情况下,正确的选择和应对是抓住机遇、避免(和克服)挑战的关键所在。

必须看到,反俄力量并未一统天下。除了美欧日澳等国坚决反俄,世界其他重要政治板块区——中国,印度、中亚、东南亚、拉丁美洲、非洲、中东——都不同程度地保持中立或观望的立场。在美欧发起的对俄全方位、全社会的极限制裁中,大多数国家采取了不参与或消极应对的立场。即便反俄阵营也绝非铁板一块。美欧的差异显而易见,这不仅仅是因为欧洲在双输的制裁中损失更大,更重要的是美欧之间在解脱困境的立场和路径上存在着根本差别:美国主张持续对抗,在压制俄罗斯的同时控制欧洲;欧洲则希望通过谈判和妥协走出困境,用“制度化协议”维护和平。国际社会中对于乌克兰危机的不同立场,为中国的选择和应对提供了游刃空间。

同时也必须看到自己的份量和优势。美国不断对中国施加压力,甚至以“大规模制裁”要挟,逼迫中国选边站的根本原因,不仅仅是由于中国的实力,更是由于中国具有“榜样的力量”。如果中国随美反俄,不仅将极大地壮大了反俄阵营,更是对美国“领导地位”的巨大加持。也正因为如此,在局势没有完全明朗之前,保持定力,保持选择的权利,也就保持了主动权——这应该是最好的选择。

而且,中国通过不断微调,已经形成了一套前后有序的应对方法。首先,坚持联合国宪章的原则,坚持主权和领土完整不可侵犯的原则。谴责战争,呼吁相关各方通过和平谈判解决问题。这是纲领性的立场。第二,强调冷战思维和冷战行为是导致这场灾难的根本原因。冷战结束以后,作为军事安全组织的北约,并没有像华沙条约组织一样消失,而是在冷战思维指导下不断东扩——这是典型的冷战行为。一个被挤压到墙角的俄罗斯最终做出了最强烈的暴力反应。因此,必须抛弃冷战思维、终止冷战行为。第三,积极支持配合欧洲(德法)主导的和谈斡旋。支持以“诺曼底模式”——法德俄乌四国谈判——解决问题。第四,保持同乌克兰正常良好的关系,并积极对乌克兰提供人道主义救助。这不仅符合中乌两国的利益,同时也向世界表明中国在俄乌战争中的中立立场。

现在看来,这套应对政策是公正理性的,是站得住的。但就长远来看,中国应该在以下几个方面作出努力。

首先,要充分利用美国目前在对华政策上的两难局面,积极同拜登政府对话交流。尤其是在经贸交流、维持金融稳定、维护包括南海在内的地区局势稳定,停止敌对性语言和行动等方面,中国都应向美国提出自己的要求,即使不能改变中美“竞争”的格局,也要争取将中美关系维持在一个可管控的基础之上。

第二,要加大对欧洲的投入,积极加强和欧洲的交流。对中美而言,俄乌战争都极大提高了欧洲的战略价值。尽管目前看来美欧同仇敌忾,但双方根本利益上的矛盾将长期存在。中国应该积极寻求与欧盟合作,乐见一个团结和繁荣的欧洲。毕竟,中欧关系的稳定和良性发展对中国的和平发展以至整个世界的和平稳定都具有重大的战略意义。

第三,从大局看,乌克兰危机犹如一盘围棋中的“打劫”。高明的棋手会抓住对方在“打劫”纠缠时积极“布局”抢势。由于乌克兰陷阱的存在,美国对中亚、中东、南亚、东南亚、非洲甚至拉丁美洲的战略关注都会下降,这就为中国提供了“布局”的空间。

最后,要抓住时机积极“稳定周边”。如前所述,俄乌战争使印度降低了对“印太战略”的期许,坚定了东南亚各国不在中美之间选边站的立场。即便是日本的立场也发生了微妙的变化。表面上看,日本积极追随美国“制裁”俄罗斯,个别政客甚至扬言要在日本“部署”核武。但这与其说是因为立场趋向强硬所致,不如说是出于恐惧。毕竟,日本长期以来的一个重大关切,就是“绝不同时与中俄为敌”。而且,日本对俄罗斯的能源也有高度的依赖和期许。只要中国体察入微、拿捏得当,俄乌战争其实可以是中日改善关系的一个契机。

(作者为上海外国语大学特聘教授,上海全球治理与区域国别研究院美国与太平洋研究所(筹)所长黄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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