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就是说,如果拜登上台会给中美关系带来一些变化,那么我们必须要去抓住这个机遇,做一些事情。但是我又觉得,我们在新疆问题、西藏问题、台湾问题、南海问题、人权问题等方面,我们不会有重大的政策调整,我们不会对美国的诉求产生很多回应。如果说我们现在可以在国内作出什么调整,能够对中美关系产生影响的话,那就是我们在经济领域的一些改革。比如说对外资政策上的调整,在外贸方面,欢迎外资进入中国市场。我们在很多经济领域的调整,可能会对美国拜登政府产生一些影响。同时我们在生态环境方面发挥重大影响,包括自然环境的保护,还有我们应对气候变化的积极态度,也是可以改进中美关系的重要方面。
我又想到了另外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在谈中美关系未来发展的时候,我们主要在谈些什么?我自己曾经在做课题的时候,就把实力对比的变化看成是中美关系的一个主要因素,比如说修昔底德陷阱等等。但是最近一段时间我的的思想发生变化,中美实力对比还会进一步发生变化,可能发生有利于中国的变化,那么中美关系会更好还是更不好?或者如果中国在前进的道路上遇到了一些障碍,而美国在科学技术方面取得了更多的进步,那么这在什么程度上会影响中美关系未来的发展方向?我想了半天,没有想出什么道理。有人说中国现在已经比美国强了,或者说未来几年中国会比美国发展更快,那么这会怎样影响中美关系?会使中美关系更好还是更不好?这个我不太能想明白。我想说的是,中国在国内政治经济社会方面发生的变化,可能会比双方实力对比的变化产生更大的影响。
还有一个问题,我想简单提一提,那就是美国的华人华侨问题。我们现在有550万的华人在美国生活,其中有200万是在中国出生的,也就是所谓第一代移民。这些人对于美国的政治开始产生影响,比如说我们现在国内关于特朗普、拜登、中美关系之类问题,我们最大的信息来源是中文媒体,而不是英文媒体。我们有多少人能每天看美国的媒体,英文在说什么,我们基本上是看华人媒体,包括在美国的华人网站的媒体。
由此产生的一个问题是,在身份政治里他们是忠于中国还是忠于美国?他们是倾向于用中国文化的观点看待美国社会,还是带着美国人的价值观来看美国社会?这其实会成为中美关系未来的一个重要观察点。而美国社会现在对华人、对亚裔人的排斥,或者说某种程度上的一种偏见,对美国政府的对华政策也是起作用的。
我认为,在领土安全、政治安全方面,我们妥协的余地是很小的。但是我仍然认为,经贸关系对中美关系来说,还是一个相当稳定的因素。特别是美国企业家依然认为中国是一个重要的市场,一个不可能逃脱的市场,人文交流也许会缓慢地有限地恢复。
但另一方面,两国经贸界都对双边关系的发展有一定的期待,或者说都希望中美关系能够恢复到过去的常态,但是这又涉及到我们国家国内的问题。也就是说,我们现在高度重视中国的政治安全、政权安全、网络安全等等这些安全问题,美国对国家安全的考虑也压倒了对经济利益的考虑。美国政府反复告诉美国的企业家,说你们是美国的企业,甚至有人说美国企业家在中国多赚一点钱,都等于帮助中国的经济发展,你们应该回到美国来,你们应该考虑国家安全对企业发展的影响,不要忘记你们是美国企业。
所以,在两个国家都产生这样的一个问题,就是在一定程度上对国家安全的考虑会压倒对经济利益的考虑。由此,我认为中美之间经贸关系的恢复,或者人文交流的恢复,很难改变中美关系中竞争大于合作的新格局。
在这之中,我高度重视的还是技术问题,这是中国和美国各个方面竞争中的决定性因素。美国之所以成为超级大国,西方国家之所以在相当一段历史时期在世界上起着领头羊的作用,就是因为他们技术上的先进。从英国工业革命蒸汽机、纺织机,到后来的互联网技术,技术创新给西方带来了很多的好处,所以我们中国需要在技术创新方面迈开新的步伐。而现在,技术创新给两个国家带来了很多的好处,但是给双边关系带来的消极因素也很多。而且这种消极因素可能会大于技术创新给中美关系带来的积极因素。
最后我想强调,我们需要加强历史学习,总结历史经验,历史学对国际关系的重要性是需要进一步强调的。让我主讲拜登上台会对中美关系产生什么影响,我首先想到的是过去美国新政府上台,曾给中美关系带来了什么影响?如果带来的影响不是那么大的话,那么这就不是一个关键因素。那么哪些是关键因素?我们就需要从历史经验角度去看,也就是说我刚才谈的,比如说,我认为中国是中美关系中间更为决定性的因素,以及两国内政治变化带来的中美关系的变化,这些都是基于我对于历史的观察,我也非常关注我所尊重的一些学者做出的学术贡献。比如,我看到徐国琦老师提出中美之间“共有的历史”,共有的历史是两国的非政府机构或者很多个人塑造出来的。还有一位年轻老师是王元崇,他最近有一部新作是关于晚清时期中美关系,包括晚清政府对美国的态度,美国在中国的经济活动、传教活动等等,这也是很重要的。
所以我认为,在研究中美关系时多看一看历史非常重要,晚清时期或者民国初年的中美关系很重要,这几十年来中美关系的历史同样重要或者更重要。但是这方面的研究成果还不是很多,我希望我们能够在这方面多总结一些经验教训,推进我们对中美关系的了解,也推进我们对美国的了解。
(王缉思,北京大学博雅讲席教授。本文系2020年11月27日太平洋论坛第五期“美国大选后的中美关系”讲座纪要,原题目:“美国大选后的中美关系”讲座纪要。该讲座是为纪念复旦大学历史学系建系95周年,暨汪熙先生诞辰100周年而举办的太平洋论坛系列讲座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