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后,以一纸户口锁定终身的局面将得到改变。”
导读:2019年4月8日,国家发展改革委印发“《2019年新型城镇化建设重点任务》的通知”指出,将继续加大户籍制度改革力度,在此前城区常住人口100万以下的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已陆续取消落户限制的基础上,城区常住人口100万—300万的II型大城市要全面取消落户限制;城区常住人口300万—500万的I型大城市要全面放开放宽落户条件,并全面取消重点群体落户限制。
这一重磅政策的发布,意味着阻碍人才流动的“闸门”逐渐松动,一批城市的活力和价值将被进一步激发。在4月9日的专访中,亚洲开发银行前研究部主任、复旦大学世界经济研究所所长万广华对经济观察网表示,国家开始全面推进市民化是好事情,尽管比预期的晚了很多年,但这次的户籍改革不够彻底、力度也远远不够。
经济观察网:您是从何时开始对这一课题进行研究和关注?能否简略介绍下目前城镇化建设整体情况?
万广华:我是从2005-2006年开始关注中国的城市化问题,于2006年5-6月在复旦大学的一个会议上首次提出中国的“三农”困境需要通过城镇化来破解的观点。2008年上半年,我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开会,提出了通过积分落户,逐步改革户籍制度、推进中国城市化的建议。基于对“三农”、收入差异、贫困等问题的研究,十多年来,我一直呼吁中国加快真正意义上的城镇化进程(即市民化),并于2010年提出中国的城镇化率在2030年可能达到80%(实际上为75%)的预测,这意味着每年增长1.25%。
根据官方的数据,2010年我国的城市化率接近50%,2018年差不多达到60%,约为每年增长1.25%。当然,这是在我们尚未认真大力推进市民化的情况下发生的。如果没有或放松户籍管制,这个速度肯定要高于实际发生的1.25%。需要指出,这里的城镇化率是基于常住人口计算的,如果基于户籍人口来计算,我国的城镇化率不到45%,远远滞后于我国的工业化水平和经济发展状况。
经济观察网:近日,国家发改委发布了《2019年新型城镇化建设重点任务》的通知,您认为在这一时间点上,推出这些举措的主要目的是什么?
万广华:首先,国家开始全面推进市民化这是好事情,尽管比我期望的晚了很多年,这次的户籍改革不够彻底、力度也远远不够。
其次,我个人认为,这个举措部分地与国际形势发生变化有关系。外部形势变化最为直接和重要的表现是外部需求的下降,这对高度开放的中国经济体的影响无疑是很大的,我们只能通过增加内需来对冲,而我个人坚持了很多年的观点是,欲增加内需,城镇化或市民化无疑是最佳举措。
最后,需要指出,积极推进城镇化不但能带来经济效率的提升和增长,根据我们的研究,也能帮助改善中国的收入分配。
经济观察网:政策中提出到2020年实现1亿人在城镇落户是新型城镇化重要目标,您觉得还存在哪些困难和挑战?
万广华:实现1亿人落户的目标是必要的,也是可行的。必要性前面已经提到,从这个视角看,其实需要尽快让更多的移民市民化。说可行,是因为远远超过1亿的农村移民早就在城镇工作生活多年。移民失业率很低,他们自食其力,是城镇的建设者和纳税人,也早就成为了城市生活中不可获缺的一部分。
困难和挑战,可能会出现在公共服务的提供方面,尤其是教育和医疗资源的分配与使用。但不管是从中国经济发展的大局出发,还是从公平正义的原则出发,这方面的困难和挑战都不算严峻。目前,我国的移民有近3亿人,每年还在以千万的速度递增,所有这些移民都需要尽快市民化。
经济观察网:哪些城市和人群将因此受益?放开放宽户籍限制,会给这些城市带来哪些发展机遇和挑战?
万广华:中国的小城镇早已经放开户籍,而这次的举措不包括特大超大城市,目前来看,收益最大的是一些大中城市和这些城市的移民以及原住民,还有这些城市的周边。
收益方面,首先是部分劳动力的成本可能停止上升,有助于保持甚至增加企业单位的盈利,进而促进投资和增长。
其次,市民化会增加消费,推高对餐饮、教育、医疗、日用品等的需求,为现有生产和服务部门的扩张提供机遇,也为创业者提供了基础。最后,市民化会拉动投资,包括城市基础设施和房地产的投资,为相关部门和个体带来发展的机会。
经济观察网:过去一两年,各地的人才争夺战愈演愈烈,其中落户作为了主要优惠条件,随着这一政策对户籍的弱化,您预计未来城市将需要采取何种措施才能吸引到人才聚集?
万广华:当落户成为常态后,一个城市对人才的吸引力将更多地体现在经济、社会和生活环境方面。其实,这呼唤高质量的城镇化。我个人将这里的高质量定义为可观的人均收入(对应于经济维度)、合理的贫富差距(社会维度)和美好的环境(环境维度:如空气质量、拥堵状况等)。最近粤港澳大湾区为了吸引人才,将在整个湾区实施香港较低的个人所得税,有可能成为将来各地争夺人才的主要措施。
经济观察网:此前,包括北京和上海在内的一线城市还在实施严格的人口控制措施,您预计随着这项规划的推出,这些城市是否会迎来政策松动,允许更多人落户?
万广华:世界上任何一个政府,只有尊重和顺应经济规律,才能对该城市以及国家的发展做出贡献。我国的一线城市严格限制人口进入,本来就是违背经济规律的。更为重要的是,一线城市其实是欢迎高技能人才的,但一个城市不可能完全由博士硕士研究生组成,因为城市的人口结构也是有其合理比例的。像上海严格限制低技能人口流入,带来的就是保姆的工资甚至高于年轻的教授。这样下去,上海怎么可能与周边城市竞争?
一线城市对人口流入加以限制,更多地是出于对交通、污染等环境因素的考虑。但我在亚洲开发银行时所做的报告,通过严格的模型估算和推断得出了,城市化是导致环境问题的因素之一,但更是解决环境问题的根本出路的结论。认为人口增加必定导致污染拥堵的读者,可以比较一下2300万人口的上海和1000万人口的马尼拉,也可以比较一下上海和更大的东京。
经济观察网:您觉得放开落户限制,会否引发楼市波动,特别是对此前一些要求限购中的城市?
万广华:一亿移民落户,外加其赡养的老人孩子,无疑会带来对租住房的整体需求的攀升,从而导致楼市波动,其影响程度取决于公共住房的供给、建设用地制度的改革和限购政策的调整。
经济观察网:您认为此次政策仍存在哪些不足之处?
万广华:我国有移民近三亿人,如果加上在城镇生活少于半年的短期移民和这些移民的父母儿女,数量无疑是巨大的。这些人基本上依靠城镇经济生存,应该尽早让他们在城镇安居乐业。所以说,2020年前解决一亿人的市民化,这个政策来得不但迟,而且力度远远不够。另外,本次政策中没有将一线城市包括在内,也算是一个遗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