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总统特朗普于当地时间4月9日再次调整关税政策，宣布对全球 75 个未对美国采取报复性关税措施的国家实施为期 90 天的关税暂停政策，期间这些国家对美出口商品的互惠关税将从原计划的 49% 降至 10%。与此同时，中国成为唯一未获任何关税减免的主要经济体，美国对其出口商品的关税税率被立即提高至 125%，除了125%的“对等关税”外，还要加上起初以芬太尼为由征收的20%关税，145%的关税即刻生效。此后，美国海关与边境保护局又4月11日晚宣布，美国联邦政府已同意对智能手机、电脑、芯片等电子产品免除所谓“对等关税”。这一系列戏剧性转变距离此前“对等关税”政策的实施仅过去数日，其背后的意图与影响引发全球关注。
复旦发展研究院金融研究中心主任孙立坚教授此前已就美国关税政策对金融市场的影响进行过分析。此次，孙立坚教授接受凤凰卫视专访，进一步就美国对华145%惩罚性关税背后的政治逻辑、金融市场的剧烈波动、美元信用危机、美债利率失控，以及特朗普政府在“去全球化”中的真实图谋、中国应对策略及未来贸易战的可能走向等问题，进行了系统性解析。以下内容由发展研究院根据访谈内容及孙教授增补内容编辑而成，供读者参考。因文章篇幅较长，特分为上下两篇，此为下篇。
Q8：根据鲁比奥去年的一份评估报告显示，自2018年特朗普1.0时代的关税战以后，中国在世界出口份额并没有下降，甚至份额在持续上升，超过了美国。您怎么看关税战是否能遏制中国制造业发展？
孙立坚： 中国向来秉持未雨绸缪理念，在经济布局上避免 “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借由 “一带一路” 倡议下的海外投资等举措，积极开拓国际市场。中国借鉴过往外资助力发展相对落后国家的思路，借助这些国家的资源成本优势，助其融入国际环境以获取增长动力。历经改革开放 40 年积累的成功经验，中国认为自身产能并非过剩，而是有能力为世界，特别是众多发展中国家贡献力量。
中国海外投资布局已发生显著转变，从以往聚焦欧美成熟市场，转向布局那些渴望经济腾飞且愿与中国合作的市场。当前，中国利用海外投资应对贸易战，不过这一举措也面临诸多挑战，如贸易战的持续影响、劳动力与土地资源价格上涨，以及人民币汇率需维持稳定等。这表明中国发展已步入向海外扩展的新阶段，不能再单纯依赖成本优势进入国际市场，而是要借助服务贸易增长这一附加值更高的渠道提升贸易竞争力。
鉴于此，中国选择将货物贸易渠道让给发展中国家，这些国家拥有人口红利和土地资源闲置带来的成本优势，缺的正是走向国际化的渠道，而中国能够提供。当下，美国推行单边主义加征关税，中国则大力欢迎合作，借助进口博览会，打通长三角一体化、粤港澳、京津冀及长江经济带等正在形成的统一大市场，再与企业海外投资以及扩大服务贸易所构建的中国主导的全球价值链相配套，提升内外循环双向动能和市场活力。
在既有的贸易结构中，若美国的比较优势依然在创新、金融、文体为代表的服务产业和服务贸易的竞争力上，那么，中国企业持续走出去减少了本国出口美国的数量，美国可能增加从越南、在国际经济格局中，若美国依赖自身比较优势，而中国企业持续走出去（绿地投资），虽然对美出口将会减少，但美国可能增加从越南、墨西哥等国进口，这种贸易结构依然无法解决其产业空心化问题（尤其是劳动密集型、面向消费端的生产厂家的缺失）。从贸易数据看，中国对美贸易顺差或许降低，但全球其他国家对美贸易顺差不会减少，美国贸易逆差仍会扩大。所以，特朗普试图通过关税堵住所有可能进入美国市场的渠道，对可能被用于逃避管辖、藏匿资金的地区，即便人迹罕至也加征 10% 关税，这正是特朗普 2.0 版本的不同之处。
我们还看到，美国开始硬性要求海外生产基地全部回迁，妄图独自包揽产品和服务，这种贪婪行径无视他国人民追求幸福的劳动诉求，因无法实现激励相容而背离其初衷。现实中，美国贸易赤字持续扩大。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中国企业积极走出去，不但带动了供应链发展，稳固了贸易基础，还优化了自身结构。中国既推动先进产能走向世界，拓展商品贸易，又大力发展服务贸易。像华为、比亚迪、海康等在改革开放中崛起的世界一流企业，有力促进了海外投资和服务贸易增长，彰显出强大活力与潜力。
回顾日美贸易摩擦，美国试图削弱日本对其的贸易顺差，结果日本对美出口顺差虽有减少，但美国整体贸易逆差却不降反升。因为日本企业走出去提升了其他国家出口竞争力，即便商品不再经日本进入美国市场，却依然扩大了美国贸易逆差，这与当下中美贸易形势有相似之处。
Q9：面对特朗普的威胁和关税战，现在的中国和2018年时有何不同，应对方式有何不同，为什么？
孙立坚：我们已经评估了中美贸易摩擦的升级态势，在此基础上提出在新形势下构建、探索、培育新动能，并构建新格局。那么，这个新格局究竟是什么？为何它能催生新动能，而不再延续2008年之前依靠外资FDI招商引资、出口增长及中国制造带动国内收入增长与内贸、消费的旧模式呢？当下中国要以三大支柱构建发展新格局，应对复杂国际形势。
第一支柱为中国企业主动走出去。如今，中国企业摒弃依赖招商引资与外资合作、凭借成本优势进入国际市场的旧模式，主动踏入国际市场寻觅新商机。这就要求企业具备核心竞争力，不能再依赖过往与外资合作形成的优势，必须依靠主动创新驱动，通过提升新质生产力，切实增强走出去的竞争力。
第二支柱为国内产业夯实与服务业发展。中国企业走出去的同时，必须着重避免产业空心化。为此，要夯实国内企业实业，防止重蹈美日覆辙，关键在于大力发展国内服务贸易。美国企业走出去引发产业流失、失业增加，中国可借 PPP 模式，让大企业走出去形成规模与集成效应，开拓海外市场。而国内中小企业应走“专精特新“的发展道路，形成和海外企业之间稳固的上下游的供应链结构，实现共创商机、共担风险、共享价值的效果，以此打造供给侧中国主导的国际竞争力的生态体系。另一方面，中国制造业虽已开展海外投资，但国内服务业发展空间广阔，需要像美国一样开放，融入国际市场。以教育领域为例，打造中国教育产业强大竞争力，遵循国际规则，追求创新驱动的知识结构开放，吸引更多年轻人为中国梦留在中国，为发展贡献力量，从而防止产业空心化。此外，实现劳动力从制造业向服务业转移，国家财政需合理投入，可以借鉴德日经验，做好技术型产业工人的教育培训及与新岗位的衔接，优化产业结构，避免人员被边缘化。同时，国内产业从制造业向服务业拓展，创造更多商业机会，不能因外卖等服务业附加值低就予以边缘化，而应使其与其他服务业形成良好产业链，外卖处于产业链下游，上游如芯片产业，通过平台经济和外卖渠道降低生活成本，让相关人员安心高效工作，进而构建完整体系。
第三支柱则是构建产业体系与解决需求端问题。当下，中日韩、中国台湾地区及欧洲等地的产业在供给侧实力强劲，但都未能建立统一大市场，难以摆脱对美元创造收入的依赖，也无法改变美元主导下的失衡格局。欧洲早有通过欧元建立统一大市场、解决需求端问题的想法，避免像上个世纪80年代中期日德等国制造业因缺乏自身市场，不得不出口到美国，遭受“广场协议”的屈辱打压（这些国家对美汇率被动大幅升值）；所以，解决需求端主导权问题迫在眉睫。目前，美国掌控着商品市场与金融服务市场，构建起全球众多业务以美元结算、美元作为财富储备的格局。黄金价格上涨，便是对美元竞争力与风险的对冲，二者此消彼长，全球经济围绕美元主导运转。相关国家（地区）渴望解决市场掌控权这一关键主导权问题，摆脱美国的市场垄断。对于中国而言，解决构建统一大市场这一关键支柱问题意义重大。统一大市场在服务业领域即要素市场，与老百姓日常接触的商品市场紧密相关。没有统一大市场，人民币国际化将举步维艰。只有打造庞大国内市场，构建需求驱动的商业场景，才能成功推动人民币输出，摆脱美元主导体系，避免央行因美元因素丧失政策独立性，打破被动局面。
中国提出的三支柱战略，涵盖海外投资、国内服务业转型与结构升级以及开放国内大市场等形成要素、商品内外良性循环的三大方面，旨在让海外投资企业及服务业落脚于中国市场与人民币财富体系，而非美元体系。为实现三支柱战略，需做好金融服务 “五篇大文章”。科技金融推动创新，绿色金融助力产业可持续。中国存在普惠金融的大众市场和掌握改革红利的市场，要做好养老金融，避免资金空转。从产业链维度看，前端科技金融，中端绿色金融，后端是普惠金融和养老金融（打开消费与投资的商业场景），这样的产业链维度的金融服务生态不仅要与时俱进，发展数字金融的创新力辅佐全链的金融服务业务，而且要把五篇大文章的协同效应发挥出来。若能形成上述的“三支柱”的新动能和金融服务五篇大文章的新格局，面对复杂新形势，中国便能掌握主导权。即便美国大幅提高关税，中国也有应对之策，无需过度依赖美国市场。此外，通过双循环体系，中国展现出多边主义自由贸易捍卫者的姿态。中国应更加开放，凭借庞大国内市场，用好财政、货币、产业和社保等政策的组合拳，改善营商环境，扩大就业场景，提升居民收入，以满足民众对美好生活的追求，从而在统一大市场中实现这些愿景。这是中国应对贸易战挑战，创造新发展格局的有效途径。
Q10：您如何评估中美贸易战的战损？
孙立坚：自2008年起，全球便已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国际分工格局，而这样的生态体系历经多年才得以建立。如今若要让美国老百姓转而消费来自其他国家和美国本土的产品和服务，成本将高得惊人。由此可见，贸易战和关税战必然是损人害己之举。特朗普声称其行动会迅速成功，但事实并非如此。中国一直以来付出极大努力才能推进结构转型与优化，近年来中国经济增长面临的上行压力，便是这一过程艰难性的有力佐证。
美国想当然地认为通过加征关税能利好自身，实则大错特错。如今，美国经济受此影响愈发不利，就连美国华尔街的一些分析师都指出，原本认为美国经济能实现软着陆，可现在硬着陆的风险已飙升至60%。所以，美国企图借关税让美国老百姓获利的说法根本不能实现。在结构仍处于转型过程中，新的格局尚未形成之际，关税战是损人害己之举。必须承认，关税战对中国经济的冲击不容小觑，但正是基于对形势的准确判断，我们才更加坚定地推进结构优化与转型，布局新动能，构建新格局。我们要做好吃苦的准备，不能对转型过于乐观，认为能轻而易举地解决消费问题。实际上，我们首先要解决收入增长问题，而这又与国内产能能否消化息息相关。这些问题相互交织，是生态体系面临的挑战，绝非一蹴而就，我们正全力以赴应对。
从长期来看，美国本可凭借既有的已经固化美元的霸权地位以及在全球价值链中占据的两大优势，即强大的市场竞争力和金融、科技创新实力，通过国际协调，与各国合作，重构全球化，解决收入再分配问题。然而，它却采取了加征关税这种极端破坏营商环境的做法，无疑是将一手好牌打烂。反观中国未雨绸缪，积极推动新动能与新格局的转换。而对于美国，长期以来其核心竞争力看似难以打破，但如今，债市、股市、汇市的“三杀”格局，已提前引发人们对美国经济未来的极度担忧。若这种担忧致使人才外流，民众“躺平”，美国的竞争力必将日益衰败。所以，短期内，我们面临着关税战带来的损人害己的巨大挑战；但从中长期视角看，我对中国的新动能和新格局充满信心。
Q11：中美贸易战是否有可能发展为阵营战？中美各有哪些同行者？
孙立坚：自拜登推行“小院高墙”政策以来，冷战格局的态势愈发明显，我们也越来越深刻地感受到了这一变化。然而，我国众多学者一再建议国家务必警惕，绝不能被美国拖入冷战格局，陷入其精心设置的冷战陷阱。
中国始终坚定地秉持合作共赢的多边主义框架，尊重并包容各个国家自身的制度特色。无论对方是西方国家还是其他国家，只要接受中国合作共赢与多边主义的理念，我们就不会因为某个国家政府曾对我们有所指责，而放弃与那些爱好和平、支持多边主义框架的国家合作，相反，我们会积极地将各国具有的比较优势重新整合起来。我们坚决反对效仿美国以“民主”之名行霸权之实的做法，坚决抵制排斥合作共赢生态环境的行为，始终如一地坚持多边主义。
当然，在推行多边主义框架的过程中，会面临一个问题：由中国主导的多边主义，是否能赢得各国的积极响应与跟进？其实，此前已经解释过，只要我们持续提升核心竞争力，保持市场开放，完善合作共赢的激励机制与制度保障，不断加大市场改革开放的深度，就必然能够赢得各国的认可。毕竟，“用脚投票”是市场规律的体现，我们绝不能被动地陷入美国凭借其冷战思维，在生产力相对低下、营商环境不稳定的情况下所设置的陷阱之中。我们要以中国维护世界和平的理念，将各国团结在多边主义的旗帜之下。
所以，从这一方面来说，尽管当前致力于提升新质生产力和构建统一大市场的任务极为艰巨，但我们必须齐心协力，全力以赴。因为这对于我们未来摆脱冷战格局而言，是极为重要的新动能。
Q12：您怎么看贸易战的未来走向？
孙立坚： 在当前不确定性日益强化的营商与政治环境中，我们必须定下心来，保持定力。这种定力源于对历史和文明的重新复盘。当我们复盘人类文明的发展历程就会坚定地认为，当下的“少消费”只是历史特定体系、特定阶段的现象。人类发展的方向始终是营造良好和平的环境，通过创新驱动，创造更多提升老百姓幸福生活及满足其追求的场景，而不是局限于传统产业，忽视创新与新兴产业驱动，否则市场必然走向饱和。因此，通过供给侧发力来带动需求回暖，这一思路在世界文明发展史上特点鲜明。基于此，中国政府一直在组织、主导以创新驱动为核心的新动能发展模式。
我们也应看到，在长周期视角下存在经济低谷情况。当经济霸权掌握在美国手中时，美国越发频繁地人为制造经济长期低迷，先是将经济利益转嫁到世界其他国家，最终甚至可能凭借霸权，从冷战思维上升到热战掠夺行为。回顾历史，一战、二战背后都存在类似阴影。我们追求和平，然而和平环境并非仅由一方就能创造。为保障更多人的和平，我们必须高度重视安全问题，无论是经济领域面临的安全性挑战，还是军事领域遭受的安全威胁。
对此，中国必须做好两手准备：一方面，在和平时代，依靠创新驱动，全力构建以三支柱为核心的发展新动能与新格局；另一方面，倘若世界经济陷入长期低迷，面对霸权国家为转嫁国内矛盾不择手段制造冲突、引发地缘政治动荡等“黑天鹅”事件时，也要有充分的应对之策。总的来说，也就是要做好保卫和平做好反霸权反各种形式侵略的两手准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