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坚持以共商共建共享为原则推动“一带一路”建设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外交思想的重要方面。当今世界变乱交织，百年变局加速演进，人类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如何在变局中抓住机遇、在乱局中保持定力，是中国外交面临的重大历史课题。实现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历史使命，推进新时代中国外交实践行稳致远，必须依托一定的战略路径。其中，非常重要的就是推动“一带一路”建设，共建“一带一路”展现了中国追求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真诚愿望和作为全球负责任大国的使命担当。当前，中国将共建“一带一路”视为具有关键和决定性意义的优先外交任务。

共建“一带一路”是习近平外交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新时代中国外交的重大创举。一方面，共建“一带一路”引领新时代中国外交开创新境界、担当新作为、展现新气象、实现新跨越。另一方面，新时代中国外交推动共建“一带一路”取得丰硕成果，体现了中国致力于为世界和平发展作出更大贡献的崇高目标，体现了中国将自身发展与世界发展相统一的大国担当。共建“一带一路”把成功的实践上升为理论，又以正确的理论指导新的实践，同时把实践中已见成效的政策策略上升为国家和国际层面的制度规则，这是对新时代中国外交的实践创新、理念创新、制度创新，进而不断完善中国外交的实践体系、理论体系和制度体系。共建“一带一路”的实践创新、理念创新和制度创新之所以能够转化为新时代中国外交的重大创新，本质上在于彼此理论上的内在一致、目标上的共同追求和实践上的协同行动。

一、 共建“一带一路”与新时代中国外交的逻辑关系

2013年以来，共建“一带一路”与新时代中国外交一道扬帆起航、同步展开。中国政府统筹考虑和谋划构建共建“一带一路”与新时代中国外交，聚焦新发力点，塑造新结合点，推动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标注中国外交新维度。

其一，共建“一带一路”是践行习近平外交思想的重要体现。共建“一带一路”体现了习近平外交思想的核心要义、精神实质、丰富内涵和实践要求。习近平外交思想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国丰富外交实践相互结合的成果，具有以天下为己任、心系人类进步事业的大国担当和国际情怀。习近平外交思想从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历程中汲取经验智慧，在复杂博弈的世界乱局中化危为机，在风云激荡的全球变局中开创新局，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创造稳定外部环境。在习近平外交思想指引下，新时代中国外交工作服务党和国家发展大局，把“坚持以相互尊重、合作共赢为基础走和平发展道路”作为基本原则，致力于和平、发展、合作、共赢，具有承前启后的历史担当、放眼世界的民族梦想、登高望远的战略视野、开拓创新的思想理念、点面结合的综合布局和刚柔相济的外交风格。因此，习近平外交思想是共建“一带一路”发展目标、载体和路径的根本指引，开创了新时代中国外交新格局。

习近平外交思想引领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不断取得新成效。共建“一带一路”聚焦国际合作，合作理念不断完善，合作重点更加清晰，合作机制日益加强。作为一项重大国际性倡议，“一带一路”国际合作的重点是基础设施互联互通、贸易自由化、投资便利化及社会、人文、教育等各个领域的合作。十多年来，“一带一路”国际合作从夯基垒台、立柱架梁迈入落地生根、持久发展的新阶段，沿着高质量发展方向不断前进，已成为开放包容的国际合作平台和广受欢迎的全球公共产品。

其二，共建“一带一路”是开创新时代中国外交的重大举措。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思考人类前途命运以及中国和世界发展大势，提出共建“一带一路”，这是推动中国和世界合作共赢、共同发展的重大决策，是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重大创举。当前时代进入动荡变革期和多重不确定期，我们需要更加灵活的外交方式，能够有效、积极和审慎地引导全球政治发展。共建“一带一路”推动中国外交在世界大变局中开创新局、在世界乱局中化危为机，为中国发展成为一个积极塑造全球规范和制度的大国铺平了道路，中国国际影响力得以显著提升。在共建“一带一路”过程中，中国进行了一系列重大外交理论和实践创新。比如，共建“一带一路”坚持正确义利观，弘扬新中国外交的优良传统。新时代中国外交明显体现了中国“以义为先”同时也“因义得利”的义利共生观。

“一带一路”建设是促进中国与世界良性互动的战略抓手和核心路径，反映了中国外交战略思维的重大转变，体现了新时代中国外交的本质。“一带一路”倡议的目标是携手共建国家，实现优势互补、互利共赢，加强中国的战略发展自主性，促进合作伙伴关系。共建“一带一路”的高质量发展顺应了全球治理体系变革的内在要求，能够凝聚各国共同智慧，有效破解全球治理难题。当前，“一带一路”国际合作的地域范围从亚欧大陆延伸到非洲和拉美，合作范围从双边、区域层面覆盖到多边层面，当前已有150多个国家、30多个国际组织签署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文件，举办了3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成立了20多个专业领域多边合作平台。总之，“一带一路”成为中国外交的重要合作平台，开辟了人类共同实现现代化的新途径。

其三，共建“一带一路”是丰富全球伙伴关系外交的重要路径。全球伙伴关系是习近平外交思想的重要内容和中国外交的重要创新，已成为新时代党和国家全面领导外交工作的重要着力点。中国“深化拓展平等、开放、合作的全球伙伴关系”，积极塑造具有中国特色的国际合作框架，共建“一带一路”经历先前的探索期（1993—2002）和发展期（2003—2012），目前正处于不断完善的新时期。新时代中国外交推动了全球伙伴关系网络的形成，中国与182个国家建立外交关系，与不同国家和国际组织建立了110多对伙伴关系。总之，全球伙伴关系是中国参与全球治理的重要依托，也是新时代中国外交实践与理论的重要创新。

“一带一路”合作伙伴关系是构建全球伙伴关系的最新发展。“全球互联互通伙伴关系” “能源合作伙伴关系”“亚太伙伴关系”“中国东盟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中国—东盟蓝色经济伙伴关系”等伙伴关系类型是“一带一路”合作伙伴关系的具体化，是对“准伙伴关系、合作伙伴关系、一般战略伙伴关系、特殊战略伙伴关系”的丰富，拓展了新时代中国全球伙伴关系外交，推动中国外交更加积极主动和富有创造力，有助于建设一个更加公平与可持续发展的世界。当前，共建“一带一路”正在把“大写意”的中国方案转化为“工笔画”的国际实践，为落实以“平等、开放、合作”为核心的全球伙伴关系精神和构建“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立体化”的全球伙伴关系网络提供了丰富的外交资源。

其四，共建“一带一路”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实践平台。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开展新时代中国外交的总目标。世界各国相互依存、人类命运紧密相连是人类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共同体基于自然意愿支配，“是持久的和真正的共同联系，被理解为一种生机勃勃的有机体”。共同体是“一种我们将热切希望栖息、希望重新拥有的世界”。共同体内各个部分相互关联，紧密成为一个“自我驱动”的实体。当前，共同体已成为个体在变动世界中寻求稳定与安全感的重要来源。“一带一路”是通往人类命运共同体之路，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为实践平台，有助于人类命运共同体从愿景走向现实。从逻辑角度看，中国外交理论与实践创新的重要纽带就是“一带一路”倡议，通过“一带一路”推进构建利益共同体、责任共同体和命运共同体。当前，共建“一带一路”取得了丰硕成果。2023年，我国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进出口19.47万亿元，增长2.8%，其中，出口10.73万亿元，增长6.9%。因此，共建“一带一路”已经成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典范工程。

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于2013年9月至10月提出，成为全球范围最广、最具影响力的国际倡议；周边外交工作座谈会则于2013年10月召开，开启新时代中国外交新局面。从共建“一带一路”与新时代中国外交的重大事件和重要节点出发，可以明晰共建“一带一路”与新时代中国外交同步展开、同步演化、同步推进的紧密关系。具体如图1所示：

总之，共建“一带一路”是新时代中国外交的实践创新、理念创新和制度创新。实践、理念、制度三位一体，新的外交实践需要新的理论指导，新理论则需要在新的实践中加以运用和检验。实践是路径，理念是指引，制度是保障，三者紧密互动、密不可分。共建“一带一路”不断推动和完善新时代中国外交的实践体系、理论体系、制度体系。共建“一带一路”与新时代中国外交创新“三位一体”逻辑关系如图2所示：

二、 共建“一带一路”与新时代中国外交的实践创新

在国际关系学中，以实践作为分析单元是研究国际问题的重要路径。外交实践是外交创新最显著的体现，外交实践创新是新时代中国外交创新的鲜明特色。实践是一种表示进程性和关联性的概念，阐述事务的行动或流动。同时，实践也是处理事务和参与治理的方式。但是，实践并非结果，而是一种活动。实践存在于国家间相互交往的关系之中，在此相互交往过程中，人们可以自由行事。社会实践要求行为体主动参与学习互动，行为体通过实践和学习过程维持集体共识。在国际实践中，行动的实施是实践的核心组成部分，实践作为行动的一种形式，不同于偏好或信念，也不同于话语或制度。国际政治可以被理解为由实践活动构成，这些实践活动赋予国际行动以意义，使得战略互动成为可能；同时，实践活动又是通过国际互动而发生、变化并得以加强。国家间通过实践可以产生实践共同体，包括集体共识与社会规范，而社会规范又可以细化为实质性规范和程序性规范。程序性实践构筑了实践的基本框架，比如共建“一带一路”中的国家对等原则、协商一致原则、国际合作原则等，而实质性规范关涉核心原则，比如共建国家间的不干涉内政原则、坚持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公平原则和各自能力原则等。

新时代中国外交在“一带一路”实践中全面推进、全面提升。面对共建“一带一路”的复杂性、曲折性和长期性，“一带一路”在实践中不断探索，逐步形成了一整套国际合作的原则、路径与方案。共建“一带一路”坚持“共同参与、共同合作、共同受益”原则，十多年来，中国同共建国家开展了数千个务实合作项目，建成了中老铁路、雅万高铁、蒙内铁路等“大而优”工程，推动“鲁班工坊”、“光明行”、菌草技术等“小而美”民生项目落地生根，正在积极推进中巴经济走廊、比雷埃夫斯港、匈塞铁路等重要项目建设。实践证明，共建“一带一路”是一条造福各国、惠及世界的幸福之路，有力推动了新时代中国外交的实践创新，不断完善新时代中国外交的实践体系。共建“一带一路”的实践创新具体如下：

其一，在实践目标上，坚持目标的近期性和远期性相结合。胸怀天下是中国外交的情怀，新时代中国外交不仅坚定维护中国的国家利益，同时也一直关注整个人类社会的福祉。近期性目标聚焦国家具体行为，反映出具体程度不同的目标设定的影响。不过，如果目标过于短期，共建各方可能会忽视长期效果。“一带一路”是一项世纪工程，通过高质量发展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其长期目标。“一带一路”不仅在中短期内，而且在更广泛的时间范围内反映了中国的战略思维，这是因为中国的哲学和文化面向长期和代际视角。“一带一路”建设从谋篇布局的“大写意”转入精耕细作的“工笔画”，向高质量发展转变，在目标设定上坚持当下目标和阶段目标的同时，又兼顾长期目标和远期目标，注重前瞻布局，立足现在、放眼未来，赢得优势、赢得未来。

“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机制化是“一带一路”不断实践、渐进发展的生动体现。2017年，中国举办了首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这是深化国际发展合作、应对外部挑战的客观选择。此后，高峰论坛不断机制化、正式化。习近平总书记在会见外国政要时提到此事：“我们本来没有定要举行第二届论坛，看来还‘收不住’，将来还会继续举办，这也说明‘一带一路’日益深入人心。”2023年第三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有来自151个国家和41个国际组织的代表来华参会，注册总人数超过1万人，论坛取得的成果超过前面两届。因此，共建“一带一路”扎实做好总体布局、统筹协调、整体推进，成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实践平台。

其二，在实践导向上，坚持发展导向和发展本位。新时代中国外交顺应实现更具包容性、更可持续的全球发展的共同追求，把发展作为推进全球治理和消除冲突根源的钥匙，把中国发展与世界发展联系起来，倡导与共建国家走出一条公平、开放、全面、绿色、创新的发展之路。共建“一带一路”体现了中国将自身发展与世界发展相统一的全球视野、世界胸怀和大国担当，有助于改进发展模式，促进地区稳定。共建“一带一路”坚守倡议发展性，不断完善可持续发展理论。尤其是对政府、社会、资本、生态四大发展要素进行再优化，实现发展资源更加公平有效配置，推动解决全球发展难题。

绿色发展、数字经济成为“一带一路”的重点。第三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上，绿色发展和数字经济议题占据了三大高级别论坛中的两席，凸显了绿色发展、数字经济的核心要义。具体而言：一是推动共建绿色“一带一路”。近年来，共建各方积极开展“一带一路”绿色发展政策对话，深化绿色基建、绿色能源、绿色金融等领域的务实合作，绿色发展成为共建“一带一路”的底色。二是共建数字“一带一路”。数字化改变传统产业图景，决定经济增长方式和质量。当前，中国建立了全球规模最大的光纤网络和4G网络，数字产业竞争力连续四年居世界首位。“一带一路”围绕推动数字政策协调，打造开放、公平、公正、非歧视的数字发展环境；推动数字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建设数字交通走廊；推动建设空间信息走廊，推动更具包容性和创新驱动的数字化转型。三是注重绿色发展和数字经济结合。从聚焦五通到开展绿色、数字等新领域合作，共建“一带一路”不断拓展合作领域，加强绿色发展战略对接和政策沟通，共同促进绿色可持续发展。

其三，在实践依托上，互联互通是共建“一带一路”的主要依托。“一带一路”倡议在一定程度上试图重塑源自亚欧之间通过历史“丝绸之路”互联互通的传统。全球互联互通的目标是构建全方位、多层次、网络状、复合型的互联互通网络。2023年10月，习近平主席提出了“中国支持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的八项行动”，排在首位的是“构建‘一带一路’立体互联互通网络”。从实践的角度看，互联互通是一个建设目标和实现过程，通过器物联通、制度联通和观念联通，消除各种有形无形壁垒，促进实现共建各方之间各种要素的自由流动以及在此基础上的紧密联结。全球互联互通网络以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为核心，协同推进、紧密连接，形成了以经济走廊为引领，以大通道和信息高速公路为骨架，“陆海天网”四位一体的互联互通格局，搭建了以铁路、公路直达运输为支撑的亚欧大陆物流新通道，开创共赢、共担、共治的丝路合作新模式。

从亚投行、丝路基金到多边开发融资合作中心，中国推动国际金融机构及相关发展伙伴基础设施互联互通。截至2024年6月，亚投行已拥有来自六大洲的109个成员，已批准了270个项目，累计批准融资总额超526亿美元，覆盖互联互通、数字基础设施和绿色基础设施等可持续发展领域。截至2024年6月，丝路基金投资项目遍及 70多个国家和地区，承诺出资额超过243亿美元，分布于基础设施、资源开发、金融合作和产能合作等领域。总之，“一带一路”以开放为导向，以共享为目标，实现经济大融合、发展大联动、成果大共享，诠释中国外交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实践宗旨，丰富新时代中国外交的实践体系。

三、 共建“一带一路”与新时代中国外交的理念创新

理论是实践的指南，理念创新为“一带一路”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支持。中国外交对于“一带一路”的理念创新以人类福祉、国际发展合作为根本出发点。十多年来，合作理念不断完善，各方就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达成广泛共识，坚持共商共建共享原则，各方平等协商、责任共担、共同受益；支持开放、廉洁、绿色发展，建设“风清气正、环境友好”的丝绸之路；践行高标准、惠民生、可持续理念，走经济、社会、环境可持续发展之路。此外，中国坚持正确义利观破解利益分配难题。共商共建共享、开放绿色廉洁、高标准惠民生可持续和正确义利观是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的重大理念，也是新时代中国外交遵循的基本理念，推动新时代中国外交的理论体系不断完善。

其一，共商、共建、共享。共商共建共享是共建“一带一路”的黄金法则，坚持共商共建共享原则，由各方平等协商、责任共担、共同受益，积极推进“硬联通”“软联通”“心联通”。弘扬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理念是新时代中国外交的重要创新，共建“一带一路”是推动全球治理变革的中国方案，共商共建共享理念既是解决治理失灵、纠正治理偏差的重要理念，也是共建“一带一路”、造福世界各国的重要理念。共建“一带一路”本质是一个各方共商共建共享的国际公共产品，具有非竞争性、非排他性、非零和性特征，不管是否属于“一带一路”共建国家，只要愿意都可以参与，是一个开放的利益共同体、命运共同体和责任共同体。

“共商”是中国同共建国家围绕“一带一路”的基本原则、重点领域、组织实施等进行的积极互动进程。共商理念反映出“贵和尚中”“天人合一”的中华传统文化，致力于追求“和而不同”的文化观、“协和万邦”的交往观。协商性是共建“一带一路”的重要特征，通过互动和交流，行为体能形成共享知识和共同观念，构成持续互动的基础。中国在“一带一路”国际合作的议题设置、规则制定、权力平衡、过程协调、争端解决、危机应对等方面坚持平等性原则，汇聚各方观点，协调不同利益关系，提升规则运行的服务功能，进而实现集体最优方案。习近平指出，“协商是民主的重要形式，也应该成为现代国际治理的重要方法，要倡导以对话解争端、以协商化分歧”。共建国家的历史文化、民族宗教、社会文化、资源禀赋和发展阶段差异性很大，通过沟通协商、平等对话，共建“一带一路”能够形成正反馈效应，降低共建“一带一路”过程中的各类成本。

“共建”是坚持多边主义和国际合作原则推动共建“一带一路”。中国把共同发展置于“一带一路”核心地位，把消除贫困和改善民生放在国际发展合作的优先位置。“共建”体现了各方共同参与建设的理念，在建设过程中坚持把“站在中国看世界”与“站在世界看中国”结合起来，把握中国与世界共同发展的新方向。共建的重点是把基础设施“硬联通”作为重要方向，把规则标准“软联通”作为重要支持，把同共建国家人民“心联通”作为重要基础。“硬联通”改善经济条件，“软联通”优化游戏规则，“心联通”加强民心交流，三者相辅相成，确保“一带一路”倡议行稳致远。

“共享”是通过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推动全球治理更加公正合理，是“共商共建”的最终目标。“一带一路”是中国提供给世界的新型公共产品，充分回应了发展中国家的呼声。比如，在公共产品的供给路径上，亚投行在巴基斯坦、孟加拉国、印度尼西亚和塔吉克斯坦的首批四个项目贷款充分照顾当地实际，分别涉及能源、交通和城市发展等不同领域。中国的举措让各国共享发展成果，其交通基础设施项目投资可使全球约760万人摆脱极端贫困，3 200万人摆脱中度贫困。得益于此，2015年至2030年期间全球极端贫困率预计将从9.5%下降到3.9%，中等贫困率将从25.8%下降到10.4%。

其二，开放、绿色、廉洁。习近平主席在第二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开幕式上发表主旨演讲时指出：“我们要坚持开放、绿色、廉洁理念，不搞封闭排他的小圈子，把绿色作为底色，推动绿色基础设施建设、绿色投资、绿色金融，保护好我们赖以生存的共同家园，坚持一切合作都在阳光下运作，共同以零容忍态度打击腐败。”坚持开放、绿色、廉洁理念，是共建“一带一路”取得成果的重要保障，是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的必然要求，是新时代中国外交发展理念的重要创新。

开放是指参与成员开放、议程开放、合作过程开放和合作结果开放，旨在防止治理排他性和机制封闭化。共建“一带一路”是开放包容的合作进程，不是“中国俱乐部”。开放意味着共建“一带一路”超越国界阻隔、超越意识形态分歧、超越发展阶段区别、超越地缘政治博弈，提升共建国家基础设施互联互通水平，建设更加开放、包容、普惠、平衡、共赢的世界经济。中国以开放为导向，打造开放型合作平台，维护开放型世界经济，共同创造有利于更大范围开放的外部环境，将“一带一路”建成开放之路。目前，已有150多个国家、30多个国际组织同中国签署200多份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文件。

“一带一路”的底色是绿色。当前，世界经济绿色化倾向明显，“一带一路”倡议的重点正向绿色“一带一路”建设转移。绿色“一带一路”意味着践行绿色发展理念，加大生态环境保护力度，打造绿色丝绸之路。绿色发展能够拓展“一带一路”国际合作，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韧性与稳定并推动互联互通提质升级。2013年以来，中国与共建方签署50多份生态环境保护合作文件，与31个共建国家共同发起“一带一路”绿色发展伙伴关系倡议，与超过40个国家的150多个合作伙伴成立“一带一路”绿色发展国际联盟，与32个国家建立“一带一路”能源合作伙伴关系，建设“一带一路”生态环保大数据服务平台和“一带一路”环境技术交流与转移中心，实施绿色丝路使者计划和“一带一路”应对气候变化南南合作计划。

共建“一带一路”将廉洁作为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和必要条件。廉洁丝绸之路建设顺应各国对公平正义的呼声，确保各项合作在阳光下运行，在追逃追赃、反贿赂、反洗钱等领域开展国际合作，已成为共建各方的共同追求。2019年4月，第二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廉洁丝绸之路分论坛上，中国与有关方发起了《廉洁丝绸之路北京倡议》，呼吁“各方携手共商、共建、共享廉洁丝绸之路”。第三届高峰论坛特设建设廉洁丝路专题论坛，发布《“一带一路”廉洁建设成效与展望》《“一带一路”廉洁建设高级原则》等文件。廉洁丝绸之路建设意味着，需要加快形成系统完备的反腐败涉外法律法规体系，加大跨境腐败治理力度；建立“一带一路”企业廉洁合规评价体系，同国际组织开展“一带一路”廉洁研究和培训；创建稳定公平透明的营商环境，形成反腐败共同价值观，保障各方合法权益，助推廉洁丝绸之路落地生效。

其三，高标准、惠民生、可持续。共建“一带一路”秉持高标准、惠民生、可持续理念，走经济、社会、环境协调发展之路。在实施路径上，一是对接国际规则和多边机制，加强目标对接、规则对接、理念对接和行动对接。其中，理念认同是规则和机制对接的基本前提和首要环节，目标对接是共建“一带一路”形成合力的主要方向和基本保障，规则对接是共建“一带一路”对接国际机制的主体内容和实践基础，行动对接是共建国家进行政策协调与沟通的具体体现和现实表现。通过目标对接、规则对接、理念对接和行动对接形成“四位一体”对接布局和对接路径，有效加强了共建各方发展战略的对接、发展规划的对接、机制平台的对接、具体项目的对接，通过精准对接推动实现高质量发展。

二是推动高质量惠民生。共建“一带一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明确民生优先的导向性，重点围绕消除贫困、普及教育、增加就业、改善民生，为共建国家做出切实贡献。十多年来，“一带一路”倡议拉动近万亿美元投资规模，形成3 000多个合作项目，让近4 000万人摆脱贫困。尤其是，卫生和教育等民生工程能够快速提升认同感、获得感、幸福感，今后要统筹推进经济增长、社会发展、环境保护，统筹推进“大而优”工程和“小而美”项目，实施好1 000个小型民生援助项目，通过“鲁班工坊”等品牌推进中外职业教育合作，让各国持续受益。

三是推动可持续发展。共建“一带一路”是中国推进联合国2030年议程的落实举措，在多个可持续发展目标上实现“早期收获”。可持续发展是2030年联合国可持续发展议程的核心，也是2024年9月联合国通过的《未来契约》的核心内容。共建“一带一路”积极与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对接，促进公平、包容和可持续发展。与共建国家打造可持续发展合作论坛，推动可持续发展的规则磋商和制定，构建“一带一路”可持续发展命运共同体。同时，深入推动“一带一路”金融合作，为可持续发展提供融资保证。深入统筹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环境效益，提升对外投资合作建设项目环境管理水平，加强“一带一路”生态环境管理，推动可持续发展和永续发展。

其四，正确义利观。义利观是一种具有中国特色的经济外交理念，不同于西方大国经济外交中的“胡萝卜加大棒”观念。中国主张、践行和弘扬正确义利观。其中，义为讲信义、重情义、扬正义、树道义；利则着眼于公利和共同利益，反对私利和个体利益。义利紧密相关，只有义利兼顾才能义利兼得，只有义利平衡才能义利共赢。正确义利观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发展，中国传统文化中就有“重义轻利”“舍生取义”“以义制利”的观点。正确义利观不仅决定了“一带一路”存在的合法性，而且决定了其发展的可持续性。正确义利观把中国发展与世界发展结合起来，把中国利益与各国利益统一起来。

国际政治的核心问题是利益分配问题。西方个体理性思维建构了国际合作的“功能型共同体”，这是个体利益诉求的拼凑与叠加，难以生成持久的互补利益与共同身份，无法破解国际合作的“格劳秀斯困境”。长期以来，西方国家单独制定收益分配规则，大部分收益也被其占据。中国的关系理性思维则建构了国际合作的命运共同体。“一带一路”已形成一定共同体感的新型国际安排，重视自我利益与他者利益的互依性与同构性。中国坚持正确义利观，本着互利共赢的原则同沿线国家开展合作，让各国共同受益。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不是地缘政治工具，而是务实合作平台，投资项目和资金流向反映了共建国家的实际需求。共建“一带一路”坚持“共同参与、共同合作、共同受益”原则，体现为双边合作、三方合作、多边合作等多种形式。从行为体成本—收益层面看，各种全球活动产生的负外部性会在行为体间产生利益分歧,需要推进合作。激励结构的调整是政策协调的关键，“一带一路”坚持各国共同获益，既有助于弥合各国利益差异，也彰显了新时代中国外交的国际责任观和正确义利观，不断丰富完善中国外交的理论体系。

四、 共建“一带一路”与新时代中国外交的制度创新

制度是外交正常运转的规范和保障。近年来，共建“一带一路”制度化建设取得积极结果，推动了新时代中国外交的制度创新，包括国际制度创新和国内制度创新。在国际层面，倡议机制化是“一带一路”制度建设的突出亮点，绿色发展和投融资是制度建设的重点领域，“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的核心节点功能日益凸显；在国内方面，中国不断完善涉外法治和涉外安全领域的法律规定，进行国内相关机构设置的调整优化。上述措施是新时代中国外交的重要制度创新，不断完善新时代中国外交的制度体系。

其一，倡议机制化是“一带一路”制度建设的突出亮点。“一带一路”是21世纪最重要、最新颖、最广泛的国际倡议，为实现“高标准、可持续、惠民生”目标，“一带一路”以倡议为始端，依托倡议逐步推进机制化建设，在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等领域制定了一系列新规则，确立了一系列新平台。因此，“一带一路”制度建设具有显著的倡议机制化特征。“先倡议、后机制”秉持开放包容、自主自愿原则，灵活务实和多方共建色彩突出，推动中国的国际制度角色由规则遵守者迈向规则制定者，有效提升了中国在国际秩序中的大国地位。

“一带一路”相关倡议类型丰富、重点突出，领域广泛、形式多样，反映了倡议机制化的不断深化、具体化与可操作化。在重点合作倡议方面，第三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高级别论坛分别提出《深化互联互通合作北京倡议》《“一带一路”绿色发展北京倡议》《“一带一路”数字经济国际合作北京倡议》。在高峰论坛专题论坛上还提出了不少具体合作倡议：促进贸易畅通专题论坛提出《数字经济和绿色发展国际经贸合作框架倡议》，推动绿色低碳、数字经济等国际合作；加强海洋合作专题论坛提出《“一带一路”蓝色合作倡议》；加强智库交流专题论坛发起《关于加强“一带一路”国际智库合作倡议》，为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提供智力支持；增进民心相通专题论坛发布了《“丝路心相通”共同倡议》，共同搭建全球文明对话合作网络。这些倡议是“一带一路”制度建设的重要起点，巩固了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的国际共识，后续相关配套制度平台的出台丰富了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的合作成果，同时，提供了一条从非正式制度迈向正式化、实体化制度的可行路径。

其二，绿色发展和投融资是制度建设的重点领域。在绿色发展领域，中国先后设立“一带一路”绿色创新大会、“一带一路”技术转移中心、“一带一路”可持续城市联盟等制度平台。在第二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设立了“绿色之路”分论坛，建立了“一带一路”生态环保大数据服务平台、“一带一路”绿色发展国际联盟，助力可持续发展进一步融入“一带一路”倡议。今后，可从国际制度的角度持续推动“一带一路”绿色发展国际联盟机制建设，扩大绿色发展国际联盟的合作伙伴，尤其是国际组织的成员数量，并加强绿色发展国际研究院秘书处的功能设置。

资金融通是共建“一带一路”的重要支撑，共建“一带一路”坚持以企业为主体和市场化运作，把现有机制与新建机制结合起来。既有传统的国际金融机构，如世界银行和亚洲开发银行，也有国内政策性银行，如中国国家开发银行和进出口银行，还有新兴多边开发金融机构，如亚投行、金砖银行、上合组织银联体，更是设立了丝路基金、中非发展基金、中国—东盟投资合作基金、中国—中东欧投资合作基金、中国—东盟海上合作基金、亚洲区域合作专项资金、澜沧江—湄公河合作专项基金。此外，中国注重“发挥东盟与中日韩（10+3）金融合作机制、上合组织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上合组织银联体、东亚及太平洋中央银行行长会议组织、中国—东盟银联体以及中亚、黑海及巴尔干地区央行行长会议组织等机制作用，加强金融政策沟通”。中国与共建各方依托各类投融资平台，开展多种形式的金融合作，拉动大规模投资，推动各国共同发展。

其三，“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的核心节点功能日益凸显。高峰论坛是中国与共建国家集体对话的专门性机制，是“一带一路”框架下层级最高、涵盖领域最全面、影响力最广泛的国际合作平台。作为“一带一路”国际合作的核心机制，2017年至今，高峰论坛已经成功举办了三届。首届高峰论坛打造共商国际化平台，第二届高峰论坛引领共建“一带一路”，第三届高峰论坛推进“造福世界的幸福之路”。高峰论坛逐步形成多层次制度体系，包括峰会等会议机制、秘书处等常设机构和咨委会、专家组等辅助机构，涉及的机制领域不断扩展和深化。高峰论坛巩固了共建“一带一路”的国际共识，丰富了共建“一带一路”的合作成果，拓展了共建“一带一路”的光明前景。三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的多边合作架构不断完善，具体见图3：

高峰论坛既是对“一带一路”制度建设的回望和总结，也是对新时代中国外交制度建设的展望。习近平主席在第三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开幕式上的主旨演讲中指出，“继续举办‘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并成立高峰论坛秘书处”。2024年5月11日，“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秘书处揭牌，正式启动秘书处工作。秘书处负责为高峰论坛提供机制支持，协调推动相关国际合作。随着高峰论坛的定期举办，深化高峰论坛机制建设的重要性、必要性和紧迫性不断增加。根据新时代中国外交的使命担当，打造高峰论坛核心节点功能、继续高质量办好高峰论坛，是新时代中国外交的重大制度创新，对于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具有重要意义。

其四，国内相关制度配套不断完善。在加强“一带一路”国际制度建设的同时，中国不断完善涉外法治和涉外安全领域的法律制度，推动各项工作有法可依，并进行国内相关机构设置的调整优化，以适应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需要。一方面，完善涉外法治和涉外安全领域的法律制度建设。法治和规则可以规范共建“一带一路”的相关行为，为共建“一带一路”行稳致远保驾护航。不过，“一带一路”建设过程中面临着法律冲突、司法争端解决等问题，需要通过相关法律制度建设予以应对。近年来，我国不断健全国际司法协助机制、案例交换分享机制、法律适用交流机制、法官培养合作机制，同时建设新型国际司法合作平台，充分发挥法治“固根本、稳预期、利长远”的保障作用，推动“一带一路”共建各国司法交流合作。2019年12月，中国通过《外商投资法》，将准入前国民待遇、外国投资、许可申请等先进国际投资规则引入国内立法，积极促进外商投资，保护外商投资合法权益，推动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

另一方面，调整优化国内相关机构设置。“一带一路”建设是宏大系统的世纪工程，需要加强组织和领导，建立健全相关机构设置。中国政府成立了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工作领导小组，指导和协调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同时在国家发展改革委设立领导小组办公室，具体承担日常工作。2018年3月，为筹备第二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外交部牵头成立了高峰论坛对外联络办公室，加强与各国联系沟通。目前，常设秘书处已经取代高峰论坛对外联络办公室，负责为高峰论坛提供支持，协调推动相关国际合作。为推动“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2019年，国家发展改革委成立了“一带一路”建设促进中心，参与开展推进“一带一路”建设重大问题、政策法规、国际合作等方面的研究和形势研判。2018年6月，中国设立了国际商事法庭，牵头组建国际商事专家委员会，推动建立多元化、低成本、高效率的“一站式”争端解决中心，为共建“一带一路”提供司法保障。此外，中国积极推动成立国际调解院，为和平解决国际争端提供灵活、便捷的调解服务。“一带一路”相关制度建设已经成为新时代中国外交制度创新的最重要体现之一，高峰论坛、亚投行等新型国际制度成为中国外交的显著标识，不断丰富和完善新时代中国外交的制度体系。

五、 结语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亲自领导、亲自推进了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提出了一系列具有开创性、引领性意义的外交新理念新主张新倡议，为新时代中国外交工作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新时代中国外交创新的一个重要体现就在于倡导共建“一带一路”，推动实现周边、发展中国家和全球合作的统筹。从历史比较的角度看，共建“一带一路”提升了中国外交的亲和力、吸引力和感召力。从中西方比较的角度看，共建“一带一路”凸显了中国外交的包容性、开放性和引领性。根本上说，共建“一带一路”的实践创新、理念创新和制度创新有机地、持续地转化为新时代中国外交创新的重要成果，增添新时代中国外交的供给动力，搭建新时代中国外交的渠道平台，其内在机理、转化机制在理论上关联一致，在逻辑上一脉相承，在旨归上同构共生。

当前，大国关系失和，国际治理失据，全球发展失速，地缘结构失衡，迫切需要一种新型全球治理模式。随着共建“一带一路”走深走实，其理论内涵不断丰富，落实机制不断健全，推进路径更为清晰，制度合作逐步显效，在新时代中国外交的顶层设计和战略引领中发挥了愈加重要的作用。2025年是共建“一带一路”第二个金色十年的关键之年，共建“一带一路”正被赋予新的更多的时代内涵，比如，共建“一带一路”正依托中国式现代化的国际实践积极落实全球发展倡议，积极推动全球发展事业。因此，共建“一带一路”不仅搭建了推动国际经济合作的大平台，更是提供了助推发展中国家实现现代化、促进全球发展合作的新道路。总之，共建“一带一路”开创了全方位对外开放新模式和国际合作新平台，为推进中国外交拓展了实践路径，同时彰显了新时代中国外交的独特魅力，已经成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关键平台。

（王明国，华东政法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本文刊载于《同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4年第6期《国际问题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