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进入动荡变革期，是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报告对中国发展的外部环境正在出现的严峻复杂变化的战略性定义，更代表了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新征程开始之际中国与世界互动关系正在面临的历史性考验。习近平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明确指出，世界“又一次站在历史的十字路口何去何从取决于各国人民的选择”。动荡变革期最为突出的时代特征，就是全球发展何去何从的“十字路口效应”。如果世界各国能够共同行动，摒弃你兴我衰、你输我赢的冷战思维，有效践行真正多边主义基础上的全球治理，全力推动相互尊重、合作共赢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的新进程，动荡变革期可以转变为稳定发展期；但如果动荡变革期来临后，和平赤字、发展赤字、霸凌行径和霸权主义仍进一步恶化，动荡变革期则可能进一步恶化为战乱冲突期。
国际关系的历史和理论已经清楚地揭示出，世界政治的周期性变化是人类社会生活演变的基本规律。稳定发展期、动荡变革期和战乱冲突期常常周而复始，这也是人类文明进步的历史常常充满冲突、对抗和战乱的根本原因。为防止动荡变革期进一步恶化，国际社会需要共同努力，抑制动荡变革期的各种危机和对抗性因素，遏止大国间的恶性权力竞争，防范国内政治中极端思潮与势力的膨胀，推进合理有效的权力制衡，让世界在何去何从的十字路口尽快重回稳定发展期、避免陷入战乱冲突期。正如克里斯托弗·克拉克(Christopher Clark)在《梦游者：1914年欧洲如何走向一战》中所揭示的，如果世界对动荡变革缺乏足够的战略警觉和政治敏锐，将可能发生像第一次世界大战这样的战乱，即各国曾都不想打仗但“行动陷入梦游”的结果。习近平有关“世界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的论断，代表了世界再一次走到关键转折期之后及时与敏锐的“中国意识”。
今天，世界政治开始进入令人焦虑不安的动荡变革期的时代特征已十分明显。首先，2022年注定是人类历史上具有转折性战略意义的一年，大国对抗和冲突重新回归世界政治。终结大国间阵营对抗和意识形态冲突的“后冷战时代”彻底结束，“后后冷战时代”正式开启。
2022年2月24日乌克兰危机爆发，终结了自1991年12月苏联解体后长达30年的欧洲东西方阵营对抗和意识形态敌视淡化、大国关系全面缓和与开放的时代。过去30年中，俄罗斯不仅成了北约的对话伙伴，更成为欧洲国家最重要的油气资源进口来源国。经济上的相互依存开始成为欧俄关系改善的重要纽带。尽管其间欧洲冲突不断，但主要以多民族国家离散聚合进程中的民族、宗教和遗留的历史恩怨为主，这些民族和宗教冲突并没有引发大国对抗。基于同俄罗斯复杂的历史和民族纠葛，乌克兰本应在欧洲的东西方之间维持平衡的选择，但2014年发生的“广场革命”和泽连斯基政府的亲西方立场完全打破了乌克兰本应具备的战略智慧和历史逻辑。2022年2月24日普京在乌克兰发起“特别军事行动”,却从一开始就低估了乌克兰政府和民众的抵抗意志和美欧全力支持乌克兰对抗俄罗斯的战略决心。乌克兰危机爆发后，美国拜登政府和欧洲国家忌惮俄罗斯的战略与战术核力量，选择不直接出兵介入危机，而是采取全面制裁俄罗斯、逐步降低甚至停止进口俄罗斯油气以及向乌克兰政府和军队提供武器弹药、情报支持和财政援助的方式，强化乌克兰政府、军队和民众应对军事打击的能力和决心。
过去十多个月来，乌克兰危机的发展形势可谓一波三折。从一开始俄罗斯军队的四面出击、围点施压到从基辅和哈尔罗夫等主要城市撤退，从支持乌克兰东部四州举行加入俄罗斯公投到放弃赫尔松这一关键城市，从对乌克兰主要地区进行报复式导弹攻击到有选择性的空中打击，乌克兰战局的攻守态势已经发生了重要变化。俄罗斯期望泽连斯基政府和西方国家接受乌克兰失去对部分领土控制的局面。而弗拉基米尔·泽连斯基(Volodymyr Zelenskyy)公开表示与俄罗斯进行和平谈判的条件之一就是俄罗斯必须从克里米亚和乌克兰东部四州撤军，拒绝乌克兰领土分裂。但问题在于，在俄罗斯应对危机的态度没有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下，泽连斯基想要保证获得的“公平解决方案”缺乏实现条件。可以肯定的是，2023年乌克兰危机还将延续。拜登政府继续高调支持乌克兰，在2022年12月泽连斯基访美期间承诺为乌克兰提出18.5亿美元的新军事装备援助，甚至提供了一套“爱国者”反导弹系统。美国国会通过了2023年为援助乌克兰拨款450亿美元的法案。但泽连斯基也很清楚，美国拒绝提供先进战斗机，更担心在其扶持下乌克兰的军事能力提升可能将战事扩大到北约其他成员国。在这样的背景下，2023年乌克兰危机几乎不可能出现战场定胜负的局面。乌克兰危机的长期化与其说是战场形势的胶着，不如说是危机已更深地陷入了各方政治对立持续深化的困境。
然而，乌克兰危机越是长期化，其对欧洲及世界政治经济的困扰就会越深重，对亚太和世界其他地区产生的消极“溢出效应”也将更加显著。乌克兰危机在2023年可能引发新的石油、粮食、价格和金融危机。而乌克兰危机在终结的同时也必然产生大量争议，如怎样追究战争责任、乌克兰战后重建的经费来源、乌克兰现状如何定义等诸多冲突性的法律、规则和人道主义责任问题。如何避免乌克兰危机升级和扩大、避免俄罗斯和北约集团直接对立之后演变为有限的战术性核对抗，也将持续困扰欧洲地缘政治在“后乌克兰危机时代”的转型。2022年5月，芬兰和瑞士正式提交了加入北约的申请，结束了两国长期奉行的中立政策。此外，如何重建“后乌克兰危机时代”的欧洲地缘战略版图?北约的欧洲国家如何能够在依赖美国的同时提出符合欧洲利益和历史的方案?乌克兰危机究竟意味着充满大国冲突的欧洲历史的回归还是“铁幕”不可避免地再度降临在欧洲东西方之间?笔者认为，2023年很可能无法提供这些问题的答案。从泽连斯基2022年12月21日前往白宫与拜登会面及其随后在美国国会发表的演说来看，乌克兰危机作为冷战结束以来最为惨烈的大国代理人冲突的性质将越发突出。
其次，美国对华关系发生质变，锁定中国作为美国最大战略对手和“军事威胁”的拜登政府已开始全面打压中国。动荡变革期的第二个时代特征——在世界政治特定时期的权力分配结构中，“老大”和“老二”的关系是最为复杂和具有冲突性权力竞争关系的理论和历史经验开始重新浮现。
拜登政府和美国政治精英全然不顾中国政府谋求两国关系世纪相处之道的诚意与决心，毫不掩饰其霸权主义国家的真实面目，偏执与蛮横地继续发动对华“科技战”“贸易战”“外交战”“数字战”“文教战”和“意识形态战”,企图全面打压与遏制中国快速发展的势头。美国相继推出了《2022年芯片和科学法案》《2022年通货膨胀削减法案》和“2023财年美国国防授权法案”等立法议案，不断扩大对中国高科技企业的制裁清单，并试图拼凑各种地缘经济和地缘政治的盟伴关系，对华实施高端芯片和半导体产业技术、部件和制造设备的全面封锁。在实施对华高科技产品非法制裁和封锁的同时，拜登政府正在重启美国国内高科技产业的再投资化和再工业化进程，试图重新建立美国在高科技产业领域对区域与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和价值链的主导地位，通过“友案替代”降低对中国制造业产品的进口规模。美国还不惜拱火台海局势，通过国会众议院议长南希·佩洛西(Nancy Pelosi)窜访台湾地区等举动加剧两岸的紧张关系，迫使台积电等台湾地区高科技制造业企业将高端产能转移到美国，企图进一步深化对华高科技产业的“脱钩”态势，将“新冷战”带到全球高科技产业链中。美国的这一系列做法不仅导致2022年全球芯片主要制造商股市行情大跌，更是背离了自由、开放和良性竞争基础上的全球化。
最后，西方国家国内政治因素的膨胀与发酵将如何持续从狭隘、偏执与蛮横的民粹主义、白人中心主义和霸权私利的需要出发，进一步误导大国关系甚至激化大国对抗，这已经成为动荡变革期第三个重要的时代特征。
美国对华政策的质变既有美国战略与政策界对中国快速发展、中美力量对比拉近的战略忧虑，更有美国国内政治和社会严重分裂而抬升起来的、要不断做大“中国威胁”的政治利己主义需要。美国国内分裂越严重，美国的政治和战略精英越是要做大做实“中国威胁”,试图借此来激发美国国内的团结和凝聚力。尤其是右翼政治势力占据主导地位的美国共和党，其议员在竞选中动辄以强烈攻击中国作为捞取政治资本的手段。身为民主党人的佩洛西窜访台湾地区也是通过渲染在意识形态问题上强硬对抗中国以捞取个人政治资本。目前，美国在台湾问题上持续拱火很大程度上是其国内反华政治生态的延续。冲突和对抗性的中美关系不仅违背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对世界而言更是一场灾难。根据世界贸易组织经济学家的估计，假如世界经济“脱钩”分裂为两个独立的贸易集团，全球国内生产总值(GDP)将减少5%,这在很大程度上比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造成的损失还要严重。其结果是，发展中经济体的增长前景将变得黯淡，其中一部分甚至会面临两位数百分比的福利损失。
大国关系的尖锐、低迷和严峻是动荡变革期最大的不确定因素。中国基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拒绝与美国“脱钩”、拒绝“新冷战”、拒绝让中美关系深陷“修昔底德陷阱”。但是，在中美关系面对一系列结构性冲突、乌克兰危机显现长期化态势、日本加速推进军事大国化以及印度试图获取大国战略竞争红利等诸多因素的冲击下，动荡变革期的时代效应进一步深化，这是当前国际社会面临的共同难题。幸运的是，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为世界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展示了以人民为中心、以发展为第一要务的中国声音，为世界政治经济形势不断高企的不确定性提供了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宏伟蓝图的中国力量。展望未来，“脱钩”、对抗、遏制等做法注定违背历史潮流，而合作、团结、共赢才能共同谱写人类的未来。
（作者系盘古智库学术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执行院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