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9月和10月间，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提出了建设“新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合作倡议。同年11月，该倡议被写入中国的全面改革蓝图，作为一项2020年前重点实施的政策要点。2015年3月，中国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外交部、商务部联合发布了《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
这项被官方称作“一带一路”倡议的全球基础设施发展战略如今已与逾150个国家、30多个国际组织签署了合作文件。
2023年恰逢共建“一带一路”倡议提出的十周年。那么在这十年中，世界各国是如何评价这个倡议的呢？
在深入分析之前，我们先看欧洲著名智库Bruegel发布于2019年的一项研究。 该研究对130个国家的媒体关于“一带一路”倡议的报道的语气进行了大数据分析，以此来了解这些国家的媒体对此倡议有何评价并进行对比。总的来说，分析显示，这些国家的媒体对于“一带一路”的评价是略正面的（均值：+0.7，中位数+0.66）。当然，每个国家的媒体对于其报道显示出了区域差异。比如，在所有国家中，中亚地区的媒体对于“一带一路”的评价是最为正面的（约 +1.5），而南亚地区则显示了比较负面的评价（约 -0.2）。欧美国家虽然对其评价低于平均值，但还是显示了稍正面的评价（约 + 0.5左右）。
那么，国外媒体与学界究竟对这一倡议有何具体评价呢？
支持的声音、复杂的态度
首先，“一带一路”倡议十年来获得很多国家的赞扬。希腊前财政部长Yanis Varoufakis 曾表示，在与中国谈判和合作的过程中，他对中国政府的耐心和真诚感到“非常惊喜”，而且他也高度评价中方“视野宽广”。
当然，其中很多支持来自于这个倡议的签约国，或者与中国关系紧密的国家。众多国家认为，中国的这个倡议对于中国和本国的发展不仅起到互利互惠的作用，而且更重要的是，它对提升本国在世界地缘政治中的角色和地位会有极大贡献。比如，2014年到2015年时，深陷经济危机中的俄罗斯便期待此倡议能够成为协助俄罗斯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工具。
尽管新加坡作为经济较发达的国家，在其海岸线上没有任何与 “一带一路”相关的重大基础设施项目，其领导人仍高度赞扬“一带一路”。其中，2019年新加坡总理李显龙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见面时曾指出，“共建‘一带一路’倡议是中国发挥应有国际作用的体现，… 新加坡很早就支持和参与“一带一路”合作，愿继续在“一带一路”框架内同中国深化在互联互通、投资、金融等领域合作…”。 新加坡学者指出，新加坡对 “一带一路”的支持主要是出于其对战略相关性（strategic relevance）的考量，即新加坡为了追求国家发展、将自己打造为重要的区域和全球贸易中心的战略目标恰巧与“一带一路”倡议改善欧亚互联互通、加强贸易和投资联系的目标相一致。
当然，随着各类项目的深入，也有一些国家渐渐对于此倡议持复杂的态度。比如，在波兰，舆论起初对“一带一路”项目相对乐观，但是后来又渐渐对波兰在其中扮演的角色，或者中国的目的，持怀疑态度。而即使与中国关系密切的俄罗斯，也有研究发现，舆论和学者的评价也经历不同的阶段：首先是审慎/好奇，然后是兴趣或者说意识到合作的必要性，最后发展到怀疑或失望。
主要批评
那么这些相对负面的评价主要针对哪些方面呢？批评者一般从以下几个方面对“一带一路”所产生的问题进行了阐述。首先，或者说对于“一带一路”倡议最主要的担忧是中国政府通过此项目进行所谓的“新殖民主义”（neo-colonialism）。有学者也将其称为中国的“债务陷阱外交”（debt-trap diplomacy）。其逻辑是，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主要通过向位于战略要地的发展中国家提供巨额贷款来支持这些国家的基础设施项目。然而，其中一些国家因为背负巨额债务，则不得不惟中国马首是瞻，最终使它们牢牢地受制于中国。这种观点因为特朗普政府的背书而在西方大行其道。这种担忧不无道理。很多研究表明，“一带一路”的确使某些国家增加了债务困扰的风险。其中经常被拿出来讨论的是中国投资的位于斯里兰卡的汉班托塔港（Hambantota）。印度学者Chellaney表示，尽管汉班托塔港附近的马塔拉·拉贾帕克萨国际机场已于 2013 年启用，但它却被称为世界上最空旷的机场。同样的，汉班托塔的 Magampura Mahinda Rajapaksa 港口基本上处于闲置状态。尽管贸易不旺，斯里兰卡政府却需向中国政府偿还贷款。
有些国家，如吉布提共和国，中国方面提供的资金和贷款占其国内生产总值（GDP）的75%。另外，马尔代夫等国，其国内的主要建设项目（如国际机场的升级改造，主要港口的迁移）都有相当一部分中国政府部门及企业参与其中。世界银行（World Bank）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都认为都认为马尔代夫有相当大的债务风险。
可能正因为这些原因，很多“一带一路”项目在某些国家激起了反对。有些学者认为，它接近于市场价位的利息让某些国家背上沉重的债务，从而导致他们不得不取消一些项目。但是对于很多国家来说，即使面对这样高额的利益，他们也别无选择，因为这是唯一能够获得基础建设资金的通道——McBride 等学者甚至将其形容为“饮鸩止渴”（poisoned chalice）。
人们更加担心的是，这些债务和资金正在逐渐成为中国用以牵制各国的政治工具。中国强大的经济能力让它拥有足够的实力对外国政府施加政治压力。比如，在2016年南海领土争端的问题上，作为“一带一路”合约国的希腊和匈牙利就为了避免激怒中国而放弃在一份谴责中国的联合声明上发表意见。
不仅如此，“一带一路”倡议也被认为是中国利用其经济能力来控制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的基础设施。比如，Chellaney认为，有些国家因欠中国的债务而不得不向其出售中国资助项目的股份，或直接将其管理权移交给中国国有企业。例如，中国政府曾在2017年与尼泊尔达成协议，将在那里建造一座大坝，而这座大坝75%的股份归中国国有企业三峡公司持有。
除了对于“一带一路”倡议可能引发“新殖民主义”和“债务陷阱外交”的指控，对其会造成的人权问题的担忧也甚嚣尘上。第一，国际社会本身对于中国企业在外国务工人员的权利是否受到保障有不少担忧。一项针对中国在（国）外务工人员的调查显示，有不少参与“一带一路”相关项目的工人可能遇到一些有关权利保障受损的事件，比如被没收护照、限制人身自由、高强度劳动、居住和劳动环境恶劣等问题。
其次，也有观点认为，中国可能通过“一带一路”将其控制国内人民的手段出口至国外，帮助其合约国对本国居民进行有效监控。比如，在中国国内，中国政府可以通过其精密复杂的高科技设备实现监督民众、控制社会的目的。通过“一带一路”倡议，它就可以将这些高科技设备出口至国外，并帮助其伙伴国安装设备并实现监督民众的目的。在这一过程中，中国公司不仅提供和安装设备，还负责培训当地政府人员使他们可以有效地操作这些设备。
不仅如此，不少批评意见也集中于“一带一路”中的众多项目对环境保护所造成的挑战。比如，有数据指出，大多数“一带一路”项目中的能源支出实际上投资在非可再生能源投资领域。根据世界银行的估计，类似的基础设施建设可能将使全球二氧化碳排放量增加 0.3%；而且随着排放量较高的部门的生产规模的扩大，一些国家的二氧化碳排放量会增加 7% 或更多。
并且，著名杂志《自然》的子刊《自然•永续性》（Nature Sustainability）发表的评论认为，很多“一带一路”的建设项目可能会对生物多样性造成威胁，因为这些项目的建设的需要使用大量的诸如沙子和石灰石等原材料，这种过度使用可能会对河流三角洲和沿海及海洋生态系统造成严重破坏。甚至，有些学者认为，“一带一路”倡议中的项目实际上是将中国国内过剩产能，特别是高污染企业转嫁给其他国家。
当然，我们也发现很多批评来自于中国的竞争对手，因为他们担心中国的“一带一路”策略会影响本国在世界上的地位。比如，美国国家安全的学者和官员就十分关注“一带一路”策略对美国可能带来的影响。美国国防大学的研究人员吴志远（Wuthnow）的著作就指出，“一带一路”可能会改变欧亚秩序，使其变成以“中国为中心的欧亚秩序”（Sinocentric Eurasian Order），而美国在其中的利益会因此被边缘化。
对既有批评的驳斥
尽管对“一带一路”倡议的批评此起彼伏，但也有不少学者认为这些批评是无的放矢，他们尤其对“债务陷阱外交”的提法表示质疑，其中比较著名的是来自于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博黛蓉（Deborah Bräutigam）教授。博黛蓉教授认为这种“债务陷阱外交”理论是由于对中国崛起的焦虑而形成的一种“迷因”（meme）。她认为，现有的证据表明，对于成员国的债务危机，中资银行愿意修改现有的贷款条款，并且中国政府从未实际没收过任何国家的资产，更不用说港口。
其他研究“一带一路”问题的学者也指出，很多深受债务困扰的国家，问题产生的根源不在中国的投资，而是其国家治理本身的问题。比如斯里兰卡所经历的政治与经济动荡，不能单纯认为是中国所带来的。根据印度学者Rahul Ajnoti的观点，中国事实上只占斯里兰卡债务负担的10.8%，远远落后于国际主权债券（International Sovereign Bonds）的36.4%，甚至不及亚洲开发银行 (14.3%)和日本 (10.9%)。Ajnoti暗示，尽管如此，西方媒体却将90%的责任归结于中国的“一带一路”所带来的后果，这样指责有失公平。
两位分别来自英国和加拿大的国际问题专家Lee Jones and Shahar Hameiri 也认为，我们不能简单地将“一带一路”倡议的合作国看作北京政府决策的无辜受害者。 首先，尽管中央领导和机构努力地指导“一带一路”的大方向，但在实际运作中，中国的发展融资体系过于分散（fragmented）且协调不力，从而导致它无法实现详细的战略目标。而且，中国的资助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合作国如何使用它们。也就是说，中国没有能力也不会单方面决定投资什么或不投资什么。 合作国自身的解决问题的能力才是它们债务问题的根源。
另外，Hurley等人的研究也指出一个重要事实，那就是中国政府也一直致力于对借贷国进行债务减免措施。 比如，2011 年，古巴经济形势严峻，寻求债务减免。其最大的单一债权国，中国，同意重组 40到60 亿美元的债务。而且这项研究也援引相关报道和报告，指出中国同意提供额外的贸易信贷和港口修复融资，并且免除部分债务。有时，中国还表现出提供额外信贷的意愿，以便借款人避免违约。比如，中国在 2017 年初同意向蒙古提供为期三年的 150 亿元人民币互换额度，以支持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扩展基金贷款（Extended Fund Facility）。
类似的观点也见于各种其他研究。因此，许多研究人员称，这种所谓的“债务陷阱外交”假说 “绝不可信”。对于中国“新殖民主义”的指控也是“言过其实”，甚至“歪曲事实”。
对于环境问题，中国政府也已经做出了改善的决心。例如，2021年，中国曾向孟加拉政府表明，它不会再资助与煤炭开采和火电站有关的项目。其次，有学者表明，其所造成的环境影响多是取决于当地政府和企业如何落实相关项目，并且，其可能所造成的环境问题也多是在中国境内，而非外国。
尾音
中国的“一带一路”已走过十年。对它的功过与是非恐怕需要更长的时间来观察与评价。或许下个十年，我们才能看到它对世界各国的政治、经济、甚至环境究竟产生怎样的影响。
（作者为《中美印象》专栏作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