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是黄奇帆(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副理事长、原重庆市市长)11月13日在“2020中国未来独角兽高峰论坛”上发表的演讲全文。
大家上午好,很高兴参加在山西太原举办的中国未来独角兽高峰论坛。两周前,十九届五中全会刚刚闭幕,审议通过了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计划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的建议。这是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新的内外形势下,开启新的伟大征程、构建新的发展格局的一次盛会,必将对中国未来30年发展轨迹产生深远影响。
今天,借这个机会,结合独角兽发展这一会议主题,我想就学习十九届五中全会,加强自立自强有关创新的精神谈一点体会,供大家参考。
1/ 培育独角兽成为产业政策的重要目标
在胡润2020年全球独角兽榜上显示,今年全球一共有586家独角兽企业上榜,比去年增加了92家,中国和美国占据全球独角兽数量的80%。美国有233家,比2019年的203家,增加了30家,中国今年有227家,比2019年的206家增加了21家。
美国估值超过100亿美元的超级独角兽有11家,市值加起来比日本的GDP的6万亿美元还要大。从区域来看,美国硅谷有122家,占全球独角兽企业的21%,中国的北京、上海、深圳等地,是独角兽出没相对较多的地区。
正是由于独角兽企业在加速全产业链裂变和迭代方面的特殊作用,培育独角兽企业也成为各级政府产业政策的重要目标。国内像南京、武汉、杭州等地,都把培育独角兽作为政府推动创新、促进发展的重要工程来抓。今天,我们在山西太原召开以独角兽为主题的会议,也体现了山西省委省政府、太原市委市政府抢抓独角兽发展机遇的战略意图,是新形势下贯彻落实总书记关于构建新发展格局战略思想的重要体现。
2/ 独角兽的出现与新风口是分不开的
第二,独角兽的出现与新的风口是分不开的。
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浪潮下,产业互联网是新风口,将会出现新的独角兽。独角兽的企业概念,虽然是近10来年提出来的,但这个现象本身早已存在。事实上,我们回顾经济史,每一个时代的风口都会催生一批独角兽。工业产品的风口,所谓的一个个时代,大体上可以用20年划一个时代。
比如六七十年代,全世界千家万户都使用的商品,实际上就4个,即使中国人说的,收音机、自行车、手表、缝纫机。这些在美国,四五十年代就开始进入家庭,日本是五六十年代进入家庭,中国是六七十年。这个时候,哪个城市能够做这4大件,哪个城市有做自行车或者做手表的企业,这些企业往往是当时最风云、最有名气的,最有广告效应的企业。
在中国来说,到了八九十年代,四大件还照样是老百姓生活需要,但已经不是引领风尚的了。八九十年代的4大件就是空调、洗衣机、冰箱和电视机。那时候北京、上海、广州、天津能够做这些4大件的,都是属于中国工业最发达的地方。
到了新世纪的20年,进入家庭的四大件,那就是轿车、笔记本电脑、手机、液晶面板形成的各种显示设备。哪个城市能够有这4大件的大批量生产企业,哪个城市工业一定比较强,哪个城市有这样的企业,这个企业往往也是中国比较有名气的,或者甚至世界范围内比较有地位的企业,所以这个又是新的时代。最近这10年,实际上就出现了互联网消费时代的企业,比如阿里巴巴、腾讯、百度,美团等等。
我讲这个概念就是说,每个时代总会有一批企业跟千家万户的生活融合在一起,这种产品需求量规模巨大,谁能在这样的一个巨大的产品需求和产业链当中崛起,成为主体的企业,一般都会成为世界级的大企业。
3/ 产业互联网更像是“小锅菜”
今天,我们正处于新一轮科技和产业革命蓬勃兴起、数字经济风起云涌的新时代,在新基建的加持下,产业互联网加是一个风口,一定会催生出体量更大、影响更广的独角兽企业。
所谓产业互联网也就是利用数字技术,把产业各要素、各环节全部数字化、网络化,推动业务流程生产方式的变革重组,进而形成新的产业协作、资源配置和价值创造体系,与消费互联网相比,产业互联网有明显的区别。
比如,产业互联网是产业链集群中多方协作共赢,消费互联网是赢者通吃;产业互联网的价值链更复杂、链条更长,消费互联网集中度较高;产业互联网的盈利模式是为产业创造价值、提高效率、节省开支,消费互联网盈利通常是先烧钱补贴,打败同行对手,再通过规模经济或增值业务赚钱。
这个意思就是,产业互联网实际上在发展中,实际是一个行业一个行业的“小锅菜”。比如汽车产业链,上千个零部件企业,就是一个行业“小锅菜”,就可能使得不增加投入、不增加原材料消耗的背景下,为产业链增长提供1%~10%的新增值。也就是说,如果这个产业链原来有1万亿的产出,由于数字化平台的赋能,使得产业链增加额外增加5~10%,变成10,500亿或者11,000亿,新增的500、1000亿,既是产值也是利润,也是增加值,总之是一个很好的产出的链。
但这个链做完以后,你要像消费互联网一样,1000万人,10亿人、50亿人一刀切的模式推开,是不行的。因为汽车产业链有汽车产业链的工业互联网的信息构架。如果到医疗产品的产业链,它的产业链的构架同样是产业链的泛在信息,有各种人工智能分析的信息,这里的结构、内在的含义是完全不同的。也就是说,你在汽车产业链上发明创造的一些数字技术,不一定在医疗体系的产业链能够直截了当的应用。
从这个意义上,产业互联网这个菜,是要一锅一锅的炒。100个工业产业链,可能会有100种工业互联网的摆布结构,你不能一刀切,排浪式的推开,这个是工业互联网跟消费互联网的不同点。
因为人的个性都一样,所以14亿人可以一刀切,一种网络平台,在这样的网络平台下,打败同行变成最重要的了。一旦把同行打败了,它就具有了某种垄断的程度,有了垄断的地位,这个时候广告都集中到你这个平台上来了,你就可以收到巨额的广告费。同样,消费互联网的平台入门费,实际上到了垄断的时候,可能会达到10%-20%营业额的费用率,这是很高的。
我们平时到一个超市、一个百货商店,因为它是个房地产,有物业的成本,这种成本使得你商品上架可能要销售额的15%-20%。现在到具有一定垄断意义的互联网消费平台,千家万户的工商企业要把自己的商品上架,特别是能够推到网络页面的前面,就需要付比较高的平台入门费,这都是垄断以后产生的效益。
没垄断的时候,在烧钱竞争的时候,可能是2年、3年、5年,整个过程就是赔本,就是用股东的钱,多少年都赚不了钱。但是产业互联网不能这么干,产业互联网是在为上千个小企业或者一群龙头企业服务,如果整个的活动过程中,两年、三年对小企业、对龙头企业、毫无帮助、毫无效益,你自己也在烧钱,而别人并没有跟你垄断性市场份额的竞争,大家各管各的。你做汽车,我做化工,你做机电工业,我做手工业、消费品工业,大家行当不同,也不存在过分的竞争。你自己烧了许多本钱,又没有给你服务的企业带来具体的好处,你这个企业是没有生存能力的。
就像猪八戒网,它是一个产业互联网,这个产业互联网上现在有5个门类各种各样的企业,如果猪八戒网不能为这5个门类、几十万个企业带来每天看得见摸得着的市场效应、服务效率提高或者各种成本下降的好处,猪八戒网一天都生存不了。
所以搞产业互联网的思维模式,要摒弃消费互联网的发展模式,在消费互联网成功的那一套,产业互联网不一定会成功,这方面大家要有认识。
4/ 产业互联网领域,可能产生几十家万亿级企业
产业互联网是一片蓝色的海洋,它的市场空间有多大呢?有关材料分析,目前全球有60多个、万亿美元级的产业集群,可以和数字化结合,实现数字化转型。
根据测算,仅仅在航空、电力、医疗、保健、铁路、油气这5个领域,如果引入数字化平台支持,假设只提高1%的效率,全球在未来的15年中可以预计节约近300亿美元;平均每年产生约200亿美元的效益;如果数字化转型能拓展10%的产业价值空间,每年就可以多创造2000亿美元以上的价值。
所以,如果说中国的消费互联网市场目前能够容纳几家万亿级的企业,在产业互联网领域,今后有可能产生或者容纳几十家同等规模的创新企业。这是一个巨大的蓝海,今后的独角兽将主要产生于工业互联网的体系。
5/ 新基建实际上就是第4次工业革命
今年在疫情下,我们党中央3月份的时候提出了一个重要的战略措施,就是推动新基建的发展。
所谓新基建三大工程,第一个叫数字工程,就是5g、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区块链,就是5g加ABCD这5个要素。数字平台产业化,数字经济产业化,这就是数字工程。这个数字经济产业化,中国在去年的总规模是6万多亿人民币,所以已经有一定规模,但是还不够大,今后加个0都是可能的,这是一个概念。
第二个工程就是产业经济数字化,也就是用数字化综合平台,对产业经济传统产业进行赋能。我们国家去年工业产业总的销售值是100万亿人民币,这100万亿人民币有上百个各种各样的行业。有的行业大,有的行业小,这些行业作为传统工业,一旦有数字经济赋能,就会产生颠覆性的资源优化配置的功能,增长1%~10%。这个时候如果用5%来算,100万亿的5%就5万亿,所以后边形成的价值是非常大的。除了工业以外,还有商业零售,各种各样的服务业,消费类的、贸易类的等等,都有一个数字经济进行赋能的概念。
第三个工程,利用数字经济进行创新工程,推动生物医药和数字经济,以及各种智能制造、关键性的高科技技术、基础创新。
中央说的这三大工程,数字工程、融合工程、创新工程,形成了我们的新基建。在我们中国叫新基建,在全球实际上就是第4次工业革命。
在第一次工业革命的时代,200多年前,人类进入了机械化蒸汽机时代。那个时候我们正在清朝的后期,整个社会是个封闭体系,所以在第一次工业革命的八九十年过程中,我们国家基本没有受益,也没有得到发展。
第二次工业革命是所谓电气化,也就内燃机、汽车发动机这一类的机械化时代,这个时代差不多也是八九十年,在100多年前,我们正处在清朝末年辛亥革命,国内进行了军阀混战。再跟着是十几年的抗日战争和4年多的解放战争,所以整个清朝末年到1950年,差不多100年,我们都在打仗之中。第二次工业革命中国基本上也没跟上,由此形成了中国积弱积贫,落后于世界的这种状态。
解放以后,1950年以后到1980年,我们国家30年的经济发展,尽管计划经济和相对封闭的经济运行状态,但是我们恶补了第一次工业革命和第二次工业革命的欠账。在当时毛主席周恩来的领导下,中国人自力更生补上了第一次、第二次工业革命,也就是蒸汽机、内燃机、机械化、电气化的欠账,形成了相对完整的基础工业体系。
第三次工业革命是一个信息高速公路、计算机的革命,这个阶段我们进入了改革开放时代,完全跟进了这一场工业革命,以至于现在中国工业成了世界第一大的工业体,同时也是工业门类最为齐全、全要素产业链的工业体系。但是第三次工业革命我们是跟进者,不是引领者。
现在发生的第四次工业革命,是人类智能化的革命,这个智能化革命时代,以5g为基础的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包括区块链在内的数字革命,也包括生物工程等等。所有这些,我们不仅是跟进者,我们中国也会是引领者,至少是引领者之一,跟美国、欧洲、日本等等国家一起引领第四次工业革命。
所以这将是人类百年未遇之大变局的一个机遇,人类将从第四次工业革命过程中化解过去几十年积累的欠账坏账,各种各样的要淘汰的东西,走出困境,走上一个新的发展道路。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国家用新基建来引领、推动第四次工业革命,一定能抓住第四次工业革命的战略机遇,在百年未遇之大变局中发挥重大作用。
所以在这个意义上,新基建就是我们时代的风口,而今后二三十年,很多独角兽就将在这个新基建的范围内发生、发育、成长、壮大。而新基建的核心体系,将不再是消费互联网,而是产业互联网,也就是5g引领下的产业互联网。
这是我要讲的第二部分,就是独角兽的发展要迎着风口去发展,最重要的当下就是新基建、数字化经济、产业互联网、生物医药、各种智能制造、新材料等等。
6/ 打通创新链条是培育独角兽的关键
第三,打通创新链条是培育独角兽的关键所在,地方政府应有所为,有所不为。
创新链条主要有三个环节:一是从无到有,无中生有的创新,实际上是原始创新,是0~1的环节;二是从科学到技术的转化创新,是将基础原理转化为生产技术专利的创新,是1~100的阶段;三是从技术到产品规模化、产业化,甚至资本化,是100~100万的阶段,地方政府在这三个环节都可以大有作为。
第一个阶段是0~1的创新,就是原始创新、基础创新,无中生有的创新,创新需要专业人才,大专院校、科研院所的专家教授进行实验室里的探索。在这方面,我们国家目前的短板在哪呢?我们研发创新的经费投入,现在世界规模第二,规模不小,但是投入比较分散,集中度不够。
我们国家去年的研发费占GDP的2.2%,100万亿的GDP差不多是2.2万亿的研发费,这个研发费仅次于美国的总量,我们排第二,所以这个量投入不小,但是我们研发费集中度不高。
在世界各国,特别是发达国家,研发费的20%左右集中在基础性的、核心的、高科技的研发方面,也就是我们说的核高基。核高基的意思就是核心的、高科技的、基本面基础性的创新。比如我们芯片的创新就属于核高基,飞机发动机的创新当然也是核高基。在这个意义上讲,我们国家去年核高基领域的研发费总投入,仅仅是我们全部研发费的5%,意思就是我们22,000亿的研发费,实际上只有1100亿投在核高基上。
大家这么想一下,核高基投入不足,也就形成我们的短板,我们在工业和各种发展当中,有一些高科技的技术不掌握,容易被别的国家一剑封喉,扼杀我们,遏制我们。所以美国人这两年对我们芯片或者其他高科技产品的打压,就是利用他们在核高基领域、关键技术领域、高科技领域走在前面,我们比较落后,一旦没有了这些产品,我们许多产业链会断档。
在世界是平的、地球是圆的、什么东西都能买来的外向型经济的感觉下,这些创新好像无所谓,反正缺什么我买什么,而世界上总是互相分工能买来,出现了造船不如买船,买船不如租船,基本上就把创新这一环节给放松了。这就是外循环体系下,容易考虑引进消化吸收,什么事情碰鼻子就转弯,攻不下来就去买,买买买就想把天下好东西都买来,但是高科技是买不来的,关键的技术是买不来的,靠要要不来的,必须自主创新。
所以我们国家五中全会提出,十四五期间到2035年期间,直到2050年更长远的期间,要走内循环为主、双循环互相补充、互相支持的新格局。这个新格局内循环为主,自主自立自强的创新就是最重要的内循环,因为所有的创新,一切民族国家的创新都是内循环,外循环就是引进消化吸收。
在这个意义上讲,把创新这件事,特别是核高基的创新加大比重,今后的5年或者10年把核高基的比重从现在的5%增加到10%、15%、20%。我们国家的体制集中力量办大事是应该做得到的,只要认识一到位,就能够把短板补上去,这是一个概念。
所以这将是我们十四五期间一个重要措施,建议有条件的地方集中优势资源出台政策,鼓励所在地区的高等院校、科研院所、大型科技公司、工业企业加大基础研究投入,在未来5年内将核高基领域的基础研究投入占研发费比重,从现在平均的5%提高到15%左右甚至更高,是我们战略的举措。
7/ 独角兽是主力军,私募基金、风险投资是啄木鸟
培育独角兽企业离不开资本市场的支持和配合。除了政府相应的产业引导基金外,应重点发展风险投资和私募股权等股权投资机构。如果说资本市场是股权投资的战场,独角兽是科创企业的主力军,私募基金、风险投资基金就是市场化选择独角兽的啄木鸟,是金融服务科创经济的关键所在,是培育独角兽企业的催化剂、良师益友。
美国资本市场中各类风险基金和私募基金集聚的资本总量现在大体上有10万亿美元,我们现在注册的私募基金企业近5万个,集聚的资本也就是5万多亿。
这个概念是这样,私募基金几万个,到去年底整体上集聚的资金13万亿左右,这个13万亿里边有2万亿在股市里边买卖股票,二级市场的投资,但有7万亿左右买债券、买货币基金,相当于存款,没干什么活,有5万亿是股权投资。
也就相当于我们在说的,不管你买的是独角兽的股权,还是各种各样,0~1,100~100万或者1~100,各个阶段创新类企业的股权投资。总之这一块我们现在是5万亿,规模小,杂而散,如何提高股权投资机构的质量和能力,是中国资本市场建设的重要任务。
国外的私募基金、公募基金一般来说50%会投在资本市场、股权市场,还有50%可能是债券市场或者各种各样的货币基金,我们现在的股权投资比重偏小了,所以没有发挥资本市场和一级市场中的股权的功能。
VC和PE等基金上市前是企业股权融资的重要资金来源,在上市过程中和上市后也是一级二级市场的重要资金渠道,是推动股权融资和资本市场发展的重要动力。
8/ 很多发明人为什么没发财?
另一方面,还要进一步健全高层次科技人才创新、创业的体制机制。在这方面我们目前也有个短板,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刚才说在1~100的科研成果产业化、孵化的转化过程中,我们效率相对低的原因。
我们每年有上百个国家级的创新发明,或者技术进步一等奖、二等奖、三等奖,国家有31个省,每个省也大体会有几十个到一百个(成果奖)。一年下来,我们全国省级以上的成果奖会有上千个,10年就会上万个。而且我们又规定,凡是有成果,70%的专利权都给了专家团队发明人。那为什么10年下来,没看到太多的发明人变成了500万、5000万、5个亿、50亿的富翁?
他们为什么没发财?并不是政府不兑现,是因为你这个产品没有得到市场的承认,没有在市场中产生10亿、100亿的效益。你如果有效益了,这效益的70%,利润的70%就是归你的,但你如果不产生效益,那70%、50%的专利权等于0。
在这个意义上,我们的转化不够,但转换不能够靠发明人去转化。我们有许多地方搞孵化器,把得到了技术进步一等奖、二等奖的原始发明人、专家拉到孵化器里来搞发明,这是不对的,这是拿大炮打蚊子。发明人智商很高,能钻牛角尖,能够攻占最复杂的高科技,但是转化的时候要情商,要有广泛的其他的知识,不一定就能做好转化。
9/ 推动建设一批科学技术转移机构,提高转化效率
所以在这方面我们缺少两个环节的东西。
第一个,党中央在今年4月份关于要素市场进一步市场化改革的决定当中,讲到了五大要素市场,就是劳动力、土地、资本市场、技术市场和数据市场。讲到技术市场的时候,中央提出在中国要建设推动一批德国的弗劳恩霍夫研究所。
中央文件推荐要建某一种研究所,大家以前很少看到,到底什么是弗劳恩霍夫研究所呢?其实它就是一个科学技术转移机构。这个研究所并不搞科研创新活动,他所有的工作人员就是科学技术的经纪人,研究所的功能主要特征就是我们中国人说的“婚姻介绍所”,做红娘的。
这个研究所往往把科研院所的知识产权专利,把专利内涵、专利的特性、专利有可能应用的场景把它弄清了、弄透了,然后用科普的方式介绍给社会上相关的,有兴趣的人。有兴趣的人看到了这个产品可能我没兴趣,那个产品我可能有能力进行转化,他(研究所)就做了个红娘,把善于做转化的人和有技术专利的人进行结合,结合以后,从1到100转化。
转化成功,他就拥有0~1发明者50%的知识产权,最后的知识产权是50对50。如果说发明人有70%,那转化人就分享35%,形成这么个格局。
这个概念跟硅谷的拜杜法案基本一致,拜杜法案在几十年前产生,当时这个法律规定,任何美国的科学技术发明,1/3归知识产权投资的,不管是政府投资,还是学校投资,还是科研院所投资,还是科学院投资,还是企业投资,投资者占1/3。发明人占1/3,把发明转化为生产力的人,他也占1/3,这样三个的1/3。
由于有了这个概念,硅谷可以说有了上百栋各种各样的别墅小楼,一个个里边都是搞转化的。这里边搞转化的,成千上万个各种各样的公司往往不是科学技术的发明人,发明人在斯坦福,在麻省理工学院,在美国几千个大学研究所。发明以后,他们的菜单提供给了想搞转化的人,转化的人在学校里看着菜单,签个合同,背着书包进去,背着钱包出来,一谈成功,1/3的知识产权归他。
有了物质刺激,财务的刺激,就有千百万转化的人去干这个活,他如果三年没干成,比如没转换,那他挂在他的墙上也没什么损失。白干三年他也拉倒,也没什么吃亏,在这个意义上,拜杜法案跟弗劳恩霍夫研究所起着相同的功能。
前不久,美国人搞过一次法律研究的评价的会,这100年里边对美国经济社会发展、技术发展最具贡献的法律,拜杜法案就是其中之一。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实际上在独角兽培养过程中,也是要有非常重要的,对专家学者的物质刺激、激励的因素,这种激励不仅是原始创新发明人的激励,也表现对转化者的激励。独角兽企业如果一半的股权归了转化者,这个转化者可能是技术专利变成生产力的转化者,也包括转化过程中进行企业运行的,市场模式创新的转化者等等。
总之,如果我们能够把这方面的技术,市场体制、机制都改革好,配套好;宏观上有好的国际化、法制化、市场化的营商环境;体制上能够对发明创造的技术转化和市场化、变成独角兽上市也有不同阶段的体制、机制的创新配套,那么我们中国的人才机制,独角兽的发展机制就能真正到位。
各位来宾,创新是企业经济发展的不竭动力,“十四五”时期要实现创新能力显著提升,需要有一批引领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独角兽。让我们拭目以待,迎接独角兽成群结队的奔腾而来,谢谢大家。
(黄奇帆,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副理事长、原重庆市市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