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平:不确定的欧洲?确定的中欧关系!
2019年01月24日  |  来源:文汇报  |  阅读量:6920

“尚未完成的工程”还是“不可能实现的任务”?

当代最著名的德国哲学家之一哈贝马斯提出过一个命题:“现代性是一项未完成的工程”,这个概念的隐含意思是它能完成,只不过还没有完成。欧洲历经文艺复兴、启蒙运动,从十八世纪的英国工业革命、法国革命开始有这套现代性制度,包括财政、审计、税收、司法、教育、医疗、养老等等。哈贝马斯成长在战后德国,经历过欧洲最繁荣的黄金时代,他提出“尚未完成”概念,要大家再通过公共讨论、辩论、争论形成更开放的“公共空间”。“尚未完成”基本是正面的说法,是能完成,无非是时间早晚而已。“不可能实现的任务”是汤姆·克鲁斯演的系列电影名字,英国脱欧只是现象或者一个国家,是否意味着“一体化”该放慢还是这件事根本就不可能完成?这确实在困扰着我。

慢也有慢的好处?

再退半步,我们也别那么悲观。《红楼梦》里的话是“大有大的难处”。但我认为,大也有大的好处。欧洲的一体化放慢一点,是不是慢也有慢的好处?出了那么多问题,停半步缓半步,六十年走到今天已经够快了,与一个国家建立需要主权、独立、领土完整相比,为了国家的根本利益,或者为了别的什么,欧洲人经历的可不止是两次世界大战。现在追问让渡部分国家主权而形成一个大的区域性的联合体的下一步究竟走向哪儿?慢是不是有慢的好处?1972年基辛格秘密访华,一见到周总理就说,你年轻时到法国生活学习过,您怎么看法国革命?基辛格原意想问怎么看1968年发生的学生运动,总理想到的是1789年,不加思索地回答,“法国革命到现在不到两百年,要回答它还为时太早。”今天,这句话在法国思想界、理论界可以说是家喻户晓的名言。“才200年”,还不好评价,何况才60年呢?

欧洲一体化究竟是往前呢,还是放缓?这个问题没有哈姆雷特的“活着还是死亡?”那么严重,但确实也是一个问题,一个真问题。


欧洲今天所遇到的挑战大多属于“未能预期到的后果”?

欧洲今天的挑战?经验、制度、认知层面的解读

欧洲今天遇到了哪些挑战?首先,从经验层面看,今天欧洲遇到很多事:英国脱欧、法国“黄背心”运动,此前的难民危机、乌克兰危机、希腊债务或者主权债务危机、还有恐怖袭击等等。十八大以后的五年中的每一年,我们都带着四大伙伴关系——和平、增长、改革、文明——的全方位合作方案,去布鲁塞尔或在北京参加一年一度中欧领导人峰会。恰好就是这些年,他们分别遇到克里米亚归属问题、希腊债务问题、难民问题、脱欧问题,等等,我们的全方位合作伙伴方案也包括新型城镇化、共同应对气候变化、科技创新领域的合作、走绿色、环保、可持续发展的道路,连带社会养老、住房、教育、医疗,我们确实认为中欧之间可以合作、能够合作、应该合作,我们有学习乃至取经之诚意,可是对方的兴趣常常就在当年的焦点事务和危机上,甚至就只在这些危机上,当然它们是现实的、迫切的,包括现在最胶着的法国“黄马甲”运动和英国的脱欧。 

其次,除了经验层面,是不是制度层面也有问题?在制度设计上,比如一体化最重要是经济一体化,要有统一的财政是最起码的,目前虽然有统一的货币欧元,但直到现在还没有统一的财政。在制度设计层面是否需要检讨,或可以改进?英国脱欧是否会有示范效应?

再次,在认知层面上,如果是“尚未完成的工程”(unfinished project),还是要正面积极去完成?如果是想建成当年丘吉尔提出过的“欧罗巴合众国”,我认为,这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impossible mission),不论是60年还是120年,至少,相当长时期内都不可能完成。

最近,特朗普提倡一切要“美国优先”,对欧洲的安全承诺、气候变化协议、以及伊核协议都推翻了或撤出了,其中包括在最近重大的国际场合,美国政府居然把欧盟列为一般性的国际组织。欧洲是最出思想和理念、主义的地方,从古希腊以来,文艺复兴是欧洲式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启蒙时期也是群星灿烂,“需要巨人也出了巨人的时代”,而且几乎每一个启蒙思想直到现在都还有活力。那么,“欧洲”的问题是否在认知层面出问题?18世纪以来,欧洲出现的现代制度和现代科学相随而行,而现代科学既是现代制度的产物也是对它的正当性论证和合理化阐释,是对确定性的寻求,而当今时代在认知层面最大的确定性恰恰是不确定性,它本身成了常态,如果是这样,我们对危机、风险、挑战、“黑天鹅”是否应该见怪不怪?或者本来就应该会不断地飞出“黑天鹅”?

“未能预期到的后果”如何产生?

这些挑战是“未能预期到的后果”。“未能预期到的后果”(unintended consequences)是美国社会学家帕森斯提出来,后来默顿把它发展成为了一个解释性的概念,再后来被吉登斯在他的《社会的建构》里作为一个关键性的分析概念。而传统国际关系理论最关心的是战略意图、能力/实力和权力比对,社会科学其实对意图不那么在意。因为每个人都有意图而且时刻都在变,最重要是每个个人的意图,也与其他人的意图不断互动着,更与其所处的语境、社会关系、历史背景互动着,结果就会出现未能预期到的后果,最深刻的原因在于社会并不是外在于每个人,每个人都是一个主体,不管什么政策、外交、国际关系、社会科学,每个人对它们的理解(甚至也无所谓理解正确/准确与否)就会影响到这个人的行为,也就影响到社会中之一员的行为,那么这一员也就因此也改变了整个社会之这一小部分,或部分地改变了这一小部分。因此,数千数万数亿人不管他们各自怎么理解,或谬误或错误或荒唐地理解,比如特朗普以及手下有彼得·纳瓦罗、博尔顿、白邦瑞等,用他们的理解来制定、阐释政策,最后一定是综合的,就是恩格斯讲过的无数“合力的结果”。

“未预期的结果”为何如此重要?这不在于结果会不会事与愿违。卡梅伦并真不想脱欧,马克龙没想到燃油税会惹出如此之大的“黄马甲”运动,就像撒切尔夫人当年加了几十镑的“人头税”,没想到就被党内老臣质疑,还导致了她下台。


中欧关系:不确定性世界中的一个确定性?

中欧关系,一直是被认为是中国外交关系里最重要关系之一,如果说,中美关系一直是最要稳定住的双边关系,中俄关系是最为稳固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那中欧关系至少是中美、中俄之后又重要又确定的一对关系。一方面,合作中有巨大的互补性,彼此之间互有需要,且能互补;另一方面,欧洲的经验、欧洲的个案,欧洲内部不同的发展模式,对我们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并按照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解决好我们面临的教育、医疗、住房、养老等问题也有借鉴。各种不确定里,中欧关系里的这些方面,毕竟是一个稳定性、稳压剂,一种确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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