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教与国际关系论丛”由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国际政治系主任徐以骅教授主编，作者均为宗教和国际关系研究领域的专家，具有深厚的学科知识功底和学科素养。书稿均经过数年打磨，史料详实，条理清晰，见解独到，在“宗教与国际关系”研究领域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节选总序

国际关系“宗教回归”对我国的影响

在20世纪70年代尤其是冷战结束以来的全球宗教复兴的同时，我国社会也进入前所未有的发展和转型期。

在经济上，中国已取代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在政治上，中国在某种程度上已成为新兴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成功典范，国际上甚至有“中国经验”以及“北京共识”等说法；在文化上，步经济“走出去”战略之后，中国文化“走出去”战略也颇具规模，遍布世界的数量越来越多的孔子学院就是此种战略的显例；在宗教上，各种权威数据均表明中国不仅是传统而且是新兴“宗教大国”，主流宗教的增长、新兴宗教的崛起，以及民间信仰的复兴相互交织，成为全球宗教复兴的一个组成部分。

国际关系的“宗教回归”和宗教政治化趋势以及国内宗教格局的变化，也使宗教成为我国内政外交的突出问题。宗教涉及数以亿计的民众群体的精神需求和生活方式，是在政治和社会领域中涉及党和国家工作全局以及统一战线工作需要全面把握和正确处理的五个重大关系(即政党关系、民族关系、宗教关系、阶层关系、海内外同胞关系)之一。因此，如果说“不重视宗教就无法理解国际关系”，那么不重视宗教我们同样无法理解当前中国社会。

全球宗教复兴对我国的宗教生态和政教格局造成了一定的冲击。

首先，由于中国政府明令禁止外国来华传教，传教士不再是中外之间的主要精神纽带。改革开放以来中外宗教交流已进入所谓“后传教时代”，西方(以及东方)的基督教差会从台前退居幕后，但实质性交流却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多样化和复杂化。宗教的跨国传播打破了我国改革开放前相对稳定的宗教生态，对我国现行“五大宗教”格局形成较大冲击，并且与中国的宗教管理模式产生了张力。

其次，网络宗教信息的无障碍传播及网络宗教的开放性、虚拟性、跨国性和渗透性，使我国现行的将宗教活动限于有形空间和实体形式的大部分法律、法规处于滞后状态，并且对我国政府的宗教以及网络管理工作都形成挑战。

第三，冷战结束以来，宗教在西方尤其在美国对外政策中的作用日益显著。美国外交政策的“福音化”使宗教成为中美关系中的突出问题，这不仅使中国在所谓“宗教自由问题”上成为美国的“特别关注国”，而且使中国宗教问题“国际化”而受到国际社会的高度关注。

第四，国际宗教运动以及国内外宗教极端主义势力使我国在国家安全领域面临“传统安全威胁和非传统安全威胁的因素相互交织”的局面。在国际政治和宗教势力的推波助澜之下，宗教极端主义、民族分裂主义、恐怖主义三股势力针对我国的政治和暴力行动在不断升级，目前显然已构成对我国国家安全的最直接、最具突发性和暴力性的威胁；而形形色色的国际宗教人权运动和宗教非政府组织通常不具暴力性，但影响范围更大或具有广泛的群众性，并且有助推“颜色革命”的能量，因此成为影响我国国家安全的更为经常性的因素。事实上对我国国家安全来说，暴力型组织往往借助互联网等现代科技手段以及所谓宗教自由倡议团体的支持来开展其活动的。

作为传统文化的载体、国家统一的精神纽带以及塑造中国国际形象的要素，中国宗教在全球化时代也具有前所未有的发展空间。中国是宗教大国，具有丰富的宗教资源。中国的国力增强，为宗教影响力的对外投射创造了条件。中国各种宗教的增长以及中国各种宗教和民间信仰的广大海外信徒，可说是构成了我国国家主权和利益的隐性防线。

在谈到中国基督教的增长时，安德鲁·F.沃尔斯便提醒人们不能忘记“中国基督教并不限于中国；遍布亚洲及亚洲以外的海外中国人口中的基督徒目前已为数庞大”，而这是基督教在20世纪的一大发展。他甚至认为基督教与亚洲古老文化的互动“就神学创造性而言开创了一个堪与基督教在公元2世纪至4世纪与希腊文化相遇相提并论的时代”。

历史更为悠久以及信徒人数更多的各种中国传统宗教和信仰，早已成为其他国家尤其是周边国家从草根层次认识和接触中国的主要来源，并且是我国公共和民间外交的重要资源。与全球性“中华经济圈”和“文化中国”并存且作为其价值观和机构性基础的“宗教中国”或“信仰中国”正在不断增长。

目前我国已经是世界上最大的《圣经》生产和出口国，也是世界上最大的宗教产品如佛教圣物、印度圣像、俄国圣像、圣诞礼品的生产和出口国之一，但这些还是宗教的商品化或物化，还不具备神学和文化附加值；中国宗教仍处于粗放和内向的发展阶段，目前也不充分具备国际学理对话的能力。不过此种情形随中国宗教日益走出国门而将有较大改观。假以时日，中国宗教的“多元通和”“和合共生”的传统理念和实践势必对世界宗教交流和对话产生重要影响，“‘和风西送’，为国际社会解决宗教关系提供可供借鉴的宗教和睦模式”，挑战宗教少数派如达到一国人口的10%至20%便“足以抵御促进宗教和谐政策甚至可支持解放斗争”的所谓国际公式，并且实现从全球宗教商品提供者到制度性宗教公共产品提供者的身份转变。

当前我国的国际参与已经不再限于政治和经济领域，而且日益涉及文化和宗教领域。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深入发展，在后冷战时期我国国家利益的排序已经发生变化并且日益多元化，维护国家的主权和统一、坚持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道路、促进经济和社会的和谐发展，以及塑造大国形象，可以说已构成当前我国国家利益的四大要件。

国家利益是个双向建构，在内部生存和经济发展得到保障后，国家利益的追求自然会加入更多的外部建构因素如国际地位和国际形象。国际形象是一国软实力的重要来源，而宗教形象又是分量极重的国际形象要素，处理好国内外宗教问题因此也成为我国树立负责任大国形象的重要环节之一。

我国宗教学者卓新平就曾指出，认识和处理国内宗教问题一定要考虑其国际意义及国际影响，而且对待宗教问题应与我国的“文化战略”相联系，在发挥宗教积极作用时使之成为我国“软实力”的重要构成。我国的“走出去”战略应是全方位和系统配套的。我们很难设想没有传统文化支撑的可持续的经济走出去战略，同样也很难设想缺乏宗教背景和价值观基础的传统文化。宗教向来是中外文化交流的重要组成部分。公共以及民间外交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都是宗教和宗教团体介入我国对外关系的主要途径，但却是被各界忽视的议题，成为中国公共外交理论和实践研究中的短板或缺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