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印度总理莫迪领导的执政党印度人民党（印人党）的“一党独大”已基本取代联盟政治，成为印度政治生态最为突出的特征。在中央层面，印人党在2014年和2019年的两次大选中稳获过半议席，对全国政坛保持相对长期的垄断地位。而在地方层面，尽管印人党阵营执政邦的总人口占全国总人口比重从2017年的七成下降至2022年3月的五成，印人党却仍在决定政治风向的关键地方选举中表现稳健。尤其是在经济增速下跌、疫情防控失利、农民抗议不断等因素的冲击下，印人党在2022年3月出炉的北方邦选举中仍以绝对优势获得连任。北方邦作为全印人口规模最大的邦，其选举结果一向被认为是印度大选的“风向标”，因此以激进派印度教民族主义者面目示人的北方邦首席部长阿迪亚纳特，被印度舆论吹捧为莫迪的继任者。

与印人党“高歌猛进、后继有人”的景象相反，近年来印度大多数反对党和地方政党都只能在莫迪掀起的藏红花色（印度教民族主义象征色）热浪中艰难维持。“百年老店”印度国民大会党（国大党）大有退出历史舞台中心的趋势。印度共产党（马克思主义）等左翼政党同样处于历史低谷期，并逐步失去对学生、工人、媒体等群体的传统影响力。而位于印度东部、南部的地方政党虽能坚守自身族群特性与票仓，却不足以形成反印人党的合力。

2022年3月，印度人民党在北方邦选举中以绝对优势获得连任。图为印度总理莫迪（中）及其政府核心人员在庆祝选举胜利。

藏红花色浪潮助推大国自信

“一党独大”的长期态势使莫迪具备了前所未有的控局能力。莫迪几可做到无视国内反对党的批评指责，并承受因采取激进政策而引发的政治经济动荡。2020年9月，莫迪政府强行通过了具有争议的三项农业改革法案，点燃了印度自1947年独立以来规模最大、持续时间最长的农民抗议活动。尽管持续一年的抗议最终以莫迪宣布撤回法案收场，但它并未在政治上危及印人党在印度北部的统治根基。除锡克教人口居多的旁遮普邦外，印人党在农业大邦北方邦的表现足以让舆论“选择性遗忘”农民抗议的政治影响。此外，在2019～2020年，因强推不利于印度穆斯林群体的《公民身份法（修正案）》所引发的大规模族群冲突与教派骚乱，亦未对印人党在地方选举中的表现构成太大冲击。

在国内政治上的强势地位，为莫迪政府在国际舞台上自由发挥提供了空间。传统上，印度外交政策由中央政府制定实施，与国内政治的联系并不明显。不过在联盟政治时代，执政党在重大外交决策中受制于议会的情况仍有发生。2008年，国大党曼莫汉·辛格政府曾因支持签署印美民用核能合作协议而险些倒台。但如今，手握议会压倒性支持席位的莫迪在外交上几乎不必顾忌反对党与议会的意见，并可抛开国大党“不结盟”外交的历史包袱，以现实利益为导向采取更为灵活的外交立场。美印关系在莫迪执政期间的突飞猛进便集中体现了莫迪政府外交的特点。特别是在最敏感的防务领域，莫迪政府在未遇国内政治阻力的情况下，于2016～2020年间先后与美国签署《后勤交流备忘录协定》（LEMOA）《通信兼容和安全协议》（COMCASA）以及《地理空间合作基本交流与合作协议》（BECA），将美印防务合作推升至“准盟友”的新高度。

除此之外，民族主义的高涨也使印度在参与全球治理、提供公共产品上更为主动。莫迪频繁在联合国大会、世界经济论坛等国际场合高调亮相，在宣传印度发展成就、彰显印度文化软实力的同时，不断扩大印度对全球治理公共产品的投入。2021年初，印度甚至在本国疫苗注射率尚且不足的情况下，就开始向周边国家大量提供免费疫苗，借“疫苗外交”提升印度的全球话语权。在区域合作上，莫迪亦通过大幅提升印度—非洲峰会、环孟加拉湾多领域经济技术合作倡议（BIMSTEC）等多边合作机制，倾力打造印度主导的环印度洋区域合作新框架。

全球化的“自力更生”

作为后发展国家，相对高速增长的经济仍是印度实现“印度梦”的必要条件。但在当下的政治环境中，支持自由化改革的印度精英担心莫迪掀起的印度教民族主义热潮会迟滞印度对内实行经济改革、对外拥抱全球化的步伐，成为印度大国崛起之路的“绊脚石”。不过实际上，印度教民族主义的盛行与经济开放程度之间的关系更为复杂。

新冠疫情的全球蔓延与印度教民族主义的本土化倾向，促使莫迪在第二任期的经济政策相比第一任期更具内向性。2020年5月，莫迪正式提出名为“自力更生”的系列经济改革与救助法案，宣称政府将提供约占印度国内生产总值（GDP）10%的20万亿卢比打造“自给自足的印度”。各部门陆续更新出台生产关联激励计划（PLI）、出口产品退税计划（RoDTEP）等一系列产业扶植政策，希望通过提供投资与出口补贴，提升重点行业的本土竞争力。

相比于莫迪在第一任期内提出的“印度制造”概念，“自力更生”更加迎合印度教民族主义“斯瓦德希”（Swadeshi）的本土经济观，颇有建立封闭经济圈的意味。圣雄甘地曾在印度独立运动时期发起声势浩大的“斯瓦德希”运动，号召印度人用传统手纺布取代自英国进口的机器织布，以此保护印度本土传统手工业。印度独立后，“斯瓦德希”逐渐被保守的印度教民族主义者吸纳。1991年，主张保护本国产业、反对外国资本的保守经济组织斯瓦德希觉醒阵线（SJM）正式成立。作为以印人党母体组织国民志愿服务团（RSS）为核心的右翼“团家族”成员，该组织在莫迪执政后的曝光度迅速上升，不仅号召驱逐中国企业，也主张限制美国企业进入印度零售市场，成为莫迪政府推进经济自由化改革、吸引外资面临的最大内部障碍。

然而，这并不意味着印度自1991年进行经济改革以来拥抱全球化的政策方向发生了根本逆转。一方面，封闭的经济环境无法满足印国内工商界的利益诉求。信实工业公司、塔塔集团等印度本土财团的发展壮大需要全球的消费市场，业已成熟的印度软件服务外包行业同样离不开高度开放的经济环境。印度国内的有限市场不能使上述行业攫取更多利润，更无法为印度创造充足就业岗位。另一方面，印度本土制造业升级所需的技术离不开外部支持。占据巨额财富的印度财团正在新能源、半导体、制药等领域投入巨额资本，以期通过资金换技术的方式实现产业水平的跨越发展。与此同时，莫迪政府也在通过生产关联激励计划（PLI）吸引外国科技企业在印度投资设厂，加快高新制造业向印度本土转移的步伐。无论是印度国内企业引进外国技术，还是外国企业在印度投资设厂，都需要开放的经济环境为资本和技术的自由流动提供保障。

意识形态热潮与现实利益的平衡

从2014年的“好日子来了”到2019年的“我是守夜人”，印人党在大选中竞选口号的转变让观察者们嗅到，莫迪与印人党的执政重心似乎已从过去的经济自由化改革与印度教民族主义的“双轮驱动”变为印度教民族主义的“独轮前行”。在全球化发展受限、民族主义与民粹主义盛行的背景下，国际社会对莫迪政府的教派主义倾向有所批评，但并没有对印度的全球话语权上升产生实质性冲击。此外，中美博弈的加剧也使印度在美国全球战略中的位置更加凸显。虽然美印在价值观上龃龉不断，但面对共同的战略目标，双方或已达成某种心照不宣的妥协。

与此同时，莫迪在第二任期的对外政策似乎更趋稳健，并在印度教民族主义热潮与国家现实利益之间寻求平衡。印度教民族主义热潮并未引起印度与伊斯兰世界关系的大幅倒退，相反，印度与伊朗、阿拉伯联合酋长国、沙特阿拉伯等国的战略伙伴关系都在莫迪执政后得到大幅提高。莫迪在与美俄领导人外交互动时展现出的自信、在外访期间与印度侨民的亲密互动，以及海外撤侨等行动，亦是对其国内民族主义浪潮的积极回应。

但是也需看到，印度教民族主义热潮的外溢有时并不在政治理性的掌控之中。经济上，斯瓦德希觉醒阵线等右翼经济组织的日趋活跃挫伤了外资进入印度的信心。舆论上，2022年5月底，印人党发言人夏尔玛有关伊斯兰教先知穆罕默德的不当言论惹怒了几乎整个伊斯兰世界，甚至引发伊斯兰世界对印度商品的抵制。在印度国内，该发言人的观点其实颇具代表性。随着印度政坛与职业官僚的更新换代，在印度教民族主义热潮下成长起来的新一代印度人，能否具备足够的理性和能力权衡意识形态与国家利益，目前尚难预料。

（作者为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南亚研究所助理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