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在非洲政治发展进程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为非洲实现民族解放和经济独立作出了重要贡献。尽管在冷战后遭遇了挫折，社会主义并没有从此与非洲绝缘。随着新自由主义发展方案与非洲发展实际之间的断层愈发明显，社会主义的价值正在重新受到非洲的关注。在许多非洲国家的改革中，左翼政治力量的快速崛起以及左翼施政纲领的占比提升，为社会主义在非洲的复兴与发展奠定了必要的基础。

一、非洲当前社会主义探索的主要形式

在相关政党执政理念或社会活跃度变化的过程中，社会主义与非洲政治经济发展呈现加速融合态势，为推动非洲实现转型发展提供理论指导与制度探索动力。

第一，非洲的各类左翼执政党重新发掘社会主义的时代价值

一方面，曾经拥有社会主义探索历史的执政党，逐步恢复或重启相应的政策。马古富力领导的坦桑尼亚革命党改革，洛伦索推动的安哥拉人民解放运动的改革，纽西实施的莫桑比克解放阵线改革等案例，均在不同程度上吸取了尼雷尔、内图、萨莫拉等前任领袖带领全党全国建设社会主义时的探索成就，在一定程度上为缓解当前各党面临的治理困境，提供了有效的解决方案。

另一方面，之前没有社会主义探索经历的执政党，逐步开始汲取社会主义的治理经验。西南非洲人民组织党内部已经提出了建设“纳米比亚特色社会主义”的提案；南非非洲人国民大会党的左翼色彩执政纲领，基本来源于执政联盟内部的南非共产党；几内亚比绍与佛得角独立党推崇发扬前领袖卡布拉尔对马克思主义的解读成就，是维护国家团结和防止政变频繁发生的现实可行途径。

第二，非洲的各类左翼非执政党的政治活跃程度稳步提升

一方面，老牌非执政党在国家政治发展中扮演了更为积极的作用。南非共产党构建的三方执政联盟，有效支持了非国大推行普惠化经济改革；苏丹共产党在领导民众呼吁军政府还政于民方面，发挥了重要的重要的影响力；阿尔及利亚民主与社会主义党在发动民众抵御北非颜色革命，以及化解布特弗利卡总统逝世后的政治危机的进程中，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

另一方面，多个非洲国家新组建了共产党。南苏丹共产党对内致力于呼吁结束内战，对外致力于实现南北苏丹两国关系的正常化；纳米比亚共产党呼吁进一步维护工人阶级利益和增强国有经济份额，作为国家社会经济改革的锚定方向；肯尼亚共产党反对生产资料的私有化，呼吁事关国家改革和2022年大选的“建桥倡议”重视土地所有权改革问题。

第三，非洲左翼政党强化国际交流与互动

在国际多边领域，非洲各个左翼政党按照马列主义、民主社会主义等不同指导思想，分别成为是共产党和工人党国际会议、社会党国际两大组织的成员。共产党和工人党国际会议的非洲成员在该组织提出的妥善解决难民问题、团结抗击疫情、保护生态环境、加强工人阶级对世界治理的贡献等倡议框架下，积极加强国际合作；社会党国际的成员在内设的非洲委员中强化互动与合作，主要聚焦疫情下的非洲民主与安全，强调只有实质性扭转现实发展权益在国家和阶层间分配的严重失衡，才能真正在非洲实现包容性发展。

在双边领域，中国基于新时代社会主义改革与发展形成的治国理政思想与经验，为非洲左翼政党提供了可供借鉴的重要参考。中共十八大以来，中共中央不仅多次派出高级代表出席非国大、安人运、莫解阵、革命党的全国党代会，而且通过举办中非政党理论研讨会等机制，多次邀请非洲政党高层来华交流学习，为中非共建“一带一路”注入强劲动力。非洲政党盛赞中共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生态环境治理、抗疫、人权保障等多方面成就，驳斥西方对中国的无端“污名化”。

二、非洲重新重视社会主义价值的原因

非洲重新探索社会主义之于推进改革和转型的重要意义，是多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具有 历史发展的必然性。

第一，西方资本主义与非洲客观发展规律间存在结构性矛盾

非洲脱胎于西方殖民地的事实，决定了难以机械照搬前宗主国的发展模式。在政治层面，非洲现代民族国家仍处于构建过程，族群身份认同的复杂化借助西式多元选举制度，成为加剧政治碎片化和无序化的罪魁祸首。非洲需要建立起强有力的政治领导力量和稳定的领导秩序，为国家发展缔造稳定的政治基础。

在经济层面，非洲至今没有摆脱殖民地时代遗留下的产业模式，仍然处于以西方国家为中心的全球分工最底层。因此，单凭完全市场调节，非洲国家难以将本就羸弱的优势予以有效聚合，只有政府的广泛介入干预，才有可能争取到后发国家的机遇。

在文化层面，非洲人传统价值观中注重集体主义，非洲本土哲学中的泛非主义、黑人性等概念，都是对集体协作、集体认同的总结与抽象。西方所推崇的个人主义与认同集体主义的非洲集体社会心理存在矛盾冲突，为广大民众特别是传统社区所排斥，难以构建出有效发动全社会的全新价值体系。

第二，新自由主义改革势力激化非洲与西方的矛盾

从政治演进来看，带领非洲实现民族独立和政治解放的老牌政党大多都在所谓“第三波”民主浪潮中被掀翻，随之而来在多党选体制中一方面带来了族群政治的沉渣泛起，另一方面让选举政治完全成为极少数人垄断和把持的游戏。除了西方借助选举随意安插代理人之外，普通民众的政治参与度并没有提升。

从经济发展来看，结构调整计划带来的私有化改革，实质上让大多数非洲国家几十年发展的进口替代产业的成果，一夜之间被西方企业抄底收购。而大量涌入的西方资本也是蜂拥至利润更高的原材料开采，民生工程则鲜有问津。《洛美协定》《科托努协定》《非洲增长与机遇方案》，本质上仍然是把非洲继续固化为西方原料产地的游戏规则。时至今日，抛去资源出口的部分，非洲经济发展成果乏善可陈，对西方依存度却不断提升。

在安全方面，西方新干涉主义严重扰乱了北非、非洲之角的政治秩序，随意颠覆或打压“不听话”的政府，由此带来的无政府混乱客观上为国际恐怖主义、跨国犯罪集团大肆向非洲渗透提供了便利条件，加剧了萨赫勒、非洲之角、几内亚湾沿岸、莫桑比克北部等地的安全形势。

第三，资本主义国际体系失序加剧非洲对西方的信任危机

抗击新冠肺炎疫情是非洲的当务之急，但西方在助力非洲弥合“免疫鸿沟”方面却严重滞后。至2021年底，非洲民众接受第一针疫苗接种的比例不到6%，位居全球倒数第一，重要原因之一在于西方社会严重泛滥的疫苗种族主义主义阻碍了对非洲的支持。美英等西方大国一方面在国际市场上大肆囤积疫苗，另一方面却对世卫组织推动的新冠疫苗实施计划框架下的疫苗捐赠和技能培训态度消极，百般提出多种要求。从本质上来看，西方国家并没有将多边或双边框架下的疫苗供给当作国际公共产品的分享，而是趁机打造为在非洲巩固和谋取地缘政治利益的工具。

在应对气候变化领域，非洲同样难以依靠西方维护“气候正义”。非洲是全球温室气体排放量贡献最低的地区，但却是实施气候减缓最为迫切的地区，是全球气候治理链条上最为薄弱的环节。西方国家在没有落实《坎昆协议》所承诺的气候融资的同时，反而将碳减排义务甩锅包括非洲在内的发展中国家，并趁机大肆挥舞绿色保护主义的大棒，同时挖下了去工业化的陷阱，为非洲推进气候适应带来诸多挑战。

三、社会主义在非洲走向复兴所面临的挑战

社会主义如要全面成为非洲去西方化探索的系统解决方案，则必须全面审视当前面临的挑战，并寻找出适当的解决方案。

第一，当前的非洲左翼政党仍然带有多重局限性

其一，以马列主义作为指导思想的政党占比较低，特别是没有一个马列主义政党成为执政党，主流左翼政党大多认同民主社会主义理念。在缺乏科学理论的指导下，带有社会主义性质的探索是否真正能转化为完善的社会主义制度，仍然存在着相当的不确定性。

其二，政党的无产阶级属性偏弱。在族群政治大肆泛滥的背景下，左翼政党的解决方案通常是建立全民政党，即尽可能囊括所有族群政治认同。但在本质上，这仍然是族群政治的一种特殊表现形式，政党的领导权与核心构成人员的问题，依然处于模糊化状态。

其三，选举成为现阶段参政的唯一现实途径。为了实现最大程度拉票参选，左翼政党甚至包括共产党往往需要与其他类型的政党甚至是右翼政党合作或结成同盟，由此带来的施政纲领的中性化、混杂化，实质上滑入了伯恩施坦主义的泥沼。

第二，社会主义对非洲发展的促进作用需要进一步明确

其一，社会主义需要对曾经在非洲的实践发展做出系统总结。新自由主义的围剿只是外因，真正的内因是非洲原有的社会主义探索遇到挫折。只有对其中的经验和教训进行全面的总结，而非单纯从历史中去借用或复制，才能使社会主义避免重蹈覆辙，真正释放出应有的优势。

其二，社会主义探索需要进一步明确目标。汲取社会主义成分的探索究竟是突破治理困境的权宜之计，还是为了全面建立起社会主义制度，需要相关的非洲左翼政党予以认真思考。只有真正厘清思路之后，社会主义探索才能够避免成为一种短期的临时抱佛脚的行为，而是沿着系统的路线图有序发展、行稳致远。

其三，社会主义需要妥善处理与泛非主义的关系。当前非洲正在构建以大陆自由贸易区为基础的内部统一大市场，推进大陆一体化发展。但在社会主义探索尚未成为所有非洲国家当前共识的前提下，一些国家率先实施带有社会主义性质的改革，有可能给其他非洲国家带来误判，从而影响国家间关系和国际合作。因此，只有当社会主义探索有效赋能泛非主义的发展之后，非洲才能最终迎来社会主义的全面复兴。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西亚非洲研究所助理研究员。本文摘自《世界社会主义研究》2022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