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全球流行的新冠疫情迫使外交官们接受线上虚拟平台，并在工作中将其与实体会议相结合。本文作者对这一现象进行调查，并研究了其对外交的影响。作者认为，外交即将进入一个新阶段——混合型外交（Hybrid Diplomacy）。在这个阶段，线下和线上有望相互融合、彼此促进。首先，作者区分了适应数字化（Digital Adaptation）和应用数字化（Digital Adoption）的过程。其次，基于对105位外交官的调查结果，作者研究了外交官们对线上平台的适应过程，以及他们在后新冠时代面临的挑战。虽然受访者大多认为虚拟互动无法替代实体会议，但他们强烈支持将两者混合使用。最后，作者讨论了影响混合型外交的技术因素和社会因素。

编译

新冠疫情肆虐全球已有两年之久，在此期间，外交工作被迫转移到线上。随着线下工作恢复正常，业已成型的线上外交模式在后疫情时代是否还有用武之地？具体而言，在外交工作向线上过渡的过程中，外交官们是如何适应的？他们有哪些经验教训？这些经验对后疫情时代的外交工作有何启示？作者认为，外交即将进入数字化转型的新阶段——混合型外交。在这个阶段，线下和线上有望相互融合、彼此促进。

本文由四部分组成。首先，通过回顾既有研究，作者探讨了数字技术对外交工作的影响。其次，作者解释了适应数字化和应用数字化的概念，并追溯了这两个过程在各国外交部门工作中的最新发展。第三，作者阐述了本文的研究方法，即对105位外交官展开调查，这一部分内容主要源自受访者在新冠疫情期间的线上工作经历。第四，作者研究了应用数字化过程的两个关键维度——技术和社会维度，并探讨它们对未来混合型外交工作的影响。最后，作者简要讨论了应用数字化的“第三波浪潮”（The ‘third wave’ of digital adoption）对国际事务的影响。

01 外交数字化：意味着什么？

在过去的十年里，数字技术日益频繁地被使用于外交工作中，数字外交日益兴盛。学术界从多角度围绕数字技术对外交工作的影响过程展开研究。关注社交媒体的研究聚焦于外交官发布的内容，或是社交媒体在克服线下和谈的局限性方面发挥的作用。有学者从规范主义视角切入，认为数字技术的兴起增强了非国家行为体和广大民众的外交参与，日益挑战传统外交行为体的权威，使得外交“民主化”。

既有研究主要聚焦于数字技术对外交工作的影响和塑造作用。然而，各国外交部为何会采用数字技术，并将其融入外交活动和外交战略？既有文献对此鲜有研究。本文作者认为，既有的线下外交活动是塑造数字外交形成路径的重要因素。

具体而言，作者将数字外交的演变过程分为两个阶段——适应数字化和应用数字化。适应数字化是一个外部驱动的被动阶段，在这一阶段，由于一些线下工作的要求，外交官需掌握数字技术，这一阶段会对外交工作带来巨大的变化。应用数字化则是一个内部驱动的主动阶段，在这一阶段，外交行为体尝试和评估各种数字技术，并选取最佳技术为其外交政策目标服务。

02 数字化：从被动适应到主动应用

回顾过去十年的发展历程，适应数字化的阶段受到线下外交活动的影响。在2010年之前，数字技术并未得到多数外交部的重视。然而，阿拉伯之春使社交媒体在外交工作中的作用得到正视，引发了适应数字化的第一波浪潮。2012年，美国国务院运营的社交媒体“帝国”初现雏形，在Facebook、Twitter和YouTube等平台提升影响力。而在之后的3年时间里，美国国务院完成了由适应数字化向应用数字化的转变，采取专业化的数字外交方案。例如，建立驻外使馆在线工作的标准程序并发布关于社交媒体运用的指南，为外交官提供数字技术培训。其他国家的外交部门和许多国际组织也是如此。截止2018年，全球拥有社交媒体账户的政府首脑和外交部长达到 93% ，还有超过 4,600 个大使馆和 1,400 名大使拥有社交媒体账户。国际组织也纷纷开放与网民互动的数字渠道，因为这能提高它们的透明度和合法性，扩大影响，赢得支持。

2015-2016 年，叙利亚冲突和克里米亚事件引发了适应数字化的第二波浪潮。外交行为体发现，虚假信息的线上传播可以对线下互动中各方的信念、态度和行为产生影响。为应对数字技术带来的负面影响，各国外交部门通过单独或合作建立战略沟通单元，对虚假信息和进攻性数字活动进行监控和反击。

由此可见，适应数字化的阶段是由地缘政治冲击和新型数字技术共同引发的。其中，地缘政治冲击是首要因素，而外交官也开始意识到数字技术在这些冲击中的作用，他们寻求利用这一技术，为外交政策目标服务。因此，适应数字化阶段的到来源自于这些事件的综合作用。

03 第三波数字外交浪潮

新冠疫情在全球暴发后，各国外交部门旋即将大量工作向虚拟平台转移，这是否意味着外交数字化的新一波浪潮来临？分析前两波浪潮（即社交媒体和战略沟通）的产生条件，能够为这一问题提供解释。首先，新兴技术代表着一种新的权力来源，能对政府政策产生重大影响，这显然是一个决定性因素。从前两波浪潮中，各国外交部门认识到数字技术在全球事务中的影响不容忽视，可能威胁其实现本国外交政策目标。第二，应用数字技术的决定还取决于这一新技术是否对既有的线下外交工作利大于弊。比如，这一技术是否能够有效地推进公共外交和危机沟通。第三，从适应数字化过渡到应用数字化的相关成本也很重要。运用社交媒体消耗的资源和精力远少于建立战略通信单元，因此外交部对后者的采用率较低。

作者认为，全球流行的新冠疫情已经开启了适应数字化的第三波浪潮，这也是混合型外交兴起的原因。与前两波浪潮不同，适应数字化的最新形式更为迅速和直接，各国外交部门的线上转移工作几乎发生在一夜之间。当然，前两波浪潮的产生因素在第三波浪潮中依旧发挥了积极作用。

外交数字化的第一阶段（适应数字化）已经启动，然而，这一过程的第二阶段（应用数字化）是否发生却不得而知。为调查第三波数字外交浪潮的范围、强度和前景，作者在新冠疫情期间采访了105名外交官，并对采访结果进行分析。调查内容主要如下：第一，外交官们在适应数字化第三阶段的经历。他们是如何适应工作由线下向线上的转移过程，这一过程对他们的工作有何利弊？第二，适应数字化为外交实践活动带来的变化。第三，外交官们是否愿意从适应数字化向应用数字化过渡？是否长期接受混合型外交？

04 新冠大流行下的外交

1. 疫情之下的线上虚拟外交

新冠疫情暴发以来，受访的大部分外交官能够对线上办公模式应对自如，这部分是得益于外交数字化的前两波浪潮中引入的技术培训计划。

2. 经验教训

受访者提及了线上外交工作会议成功的三类因素，分别为技术、程序和实质因素。在技术层面，稳定且安全的网络连接和积极参与被认为是主要因素。在程序层面，虚拟会议的非正式性（virtual informality）往往能创造一个公平的竞争环境，而在实体会议中，大国通常占据优势地位。同时，线上会议的调解和主持也是其成功的关键技术和程序因素。更重要的是，外交官们指出，虚拟会议不利于推进谈判议程和建立友好关系，因为虚拟会议无法给半官方的“走廊外交”（Corridor Diplomacy）提供场所。此外，线上会议中的交谈仅停留在较浅层次，难以建立信任关系。而在实质层面，受访者强烈支持将虚拟会议继续应用于日常外交工作、外交部门内部决策、特定问题的小型工作组和远程参与的区域多边活动中。相反，他们较不支持将虚拟会议用于国际谈判，因为谈判中必要的社交互动无法在线上进行。此外，国际谈判和高级政策讨论对网络安全有较高要求，现有的线上平台难以在这方面提供保障。

3. 应用前景

随着线下工作恢复正常，混合型外交在后疫情时代是否还有用武之地，外交部门是否会正式地应用混合型外交，将线上和线下结合呢？如果可行，这一转变的条件是什么？

受访者主要有三种观点：悲观派、乐观派和中间派。在悲观派看来，与实体外交相比，混合型外交几乎没有附加价值。他们认为，缺乏“走廊外交”降低了互动的意义，通过边会建立联系的机会减少，技术问题也带来更多干扰。另一方面，乐观派则认为，虚拟会议可能会继续发展，并在推进混合型外交方面发挥重要作用。他们认为，虚拟会议能节约时间和资源，方便参会方与所在国首都进行沟通，并将关注点从宣传和外交礼节转移到讨论的实质内容。其余的受访者态度摇摆不定，他们认为，一方面，线上会议是线下会议的延续，节约了时间和资源；但另一方面，目标模糊、时间冗长和设置繁杂都降低了线上会议的效率，外交官们之间难以建立信任关系，线上会议的安全性和保密性也难以保证。

受访者们指出，稳定和安全的网络连接、实时语言翻译、提升会议环境的沉浸感等都能提高虚拟会议的效率。外交官们对如何推动线上和线下工作结合的思考，表明混合外交正在转向应用数字化的阶段

05 理论思考

应用数字化过程一旦开始加速可能面临一系列挑战，这在调查结果在十分突出。因此，有必要对可能影响这一过程的条件进行理论分析。作者聚焦于技术维度和社会应用维度，并讨论了这两个维度对未来混合型外交的影响。

在技术维度，由于建立信任对维持外交关系十分必要，线下直接的人际互动是难以取代的。有研究认为，沉浸感、背景差异和个人心理特征都是社会临场（Social Presence）感的关键因素，这与作者的调查结果非常吻合。因此，除了技术本身，持续且创新的实践技巧也是混合型外交成功的关键因素。

受访者另一个普遍的考虑在于，外交作为一种职业的独特性，它的职业性质和地位使得线上会议从属于线下互动。将外交作为独特的线下互动有着悠久古老的传统，从黎塞留对“持续谈判”（continuous negotiations）的强调到英国外交官哈罗德·尼科尔森（Harold Nicolson）认为“通讯媒介无法改变大使职能”可见一斑。然而，受访者关心的问题并非混合型外交是不是“真正的外交”，而在于线上和线下的有机组合能否实现外交目标。因此，混合型外交将继续存在。

06 结论

各国外交部门对数字技术的接受过程是非线性的。因此，作者区分了适应数字化（外部驱动的被动阶段）和应用数字化（内部驱动的主动阶段）。他们的研究结果表明，外交仍处在适应数字化的过程中。混合型外交可能不仅仅是一种新方法，而构成了外交发展的新阶段，在这个阶段，数字技术并非竞争或取代实体外交，而是与之相互融合、彼此促进。前两波数字外交浪潮的启示和第三波数字外交浪潮的特征表明，数字外交无法与线下外交分离。线下工作会塑造数字外交的发展轨迹，而数字技术也影响了线下工作过程。

（作者为牛津大学国际发展系副教授，牛津数字外交研究小组负责人。文章仅代表作者本人观点，不代表本平台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