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百家牛军陈兼等:50年前照亮中美的一刻与其后战略改变
2022年03月02日  |  来源:文汇报  |  阅读量:2833

1969年3月,中苏在珍宝岛发生三次较大规模武装冲突。此事迅速传到美国白宫,尼克松说:美国要阻止苏联攻打中国。基辛格将此事写入了回忆录,并定性:这是美国对华政策的一场革命。而这一年近年底,中国高层领导同样作出了大战略判断。

前天(2月27日)上午,在由卡特中心和亚特兰大中国研究中心发起的纪念《上海公报》发表50周年的线上讲座《尼克松总统1972年访华的前因后果和现实意义》上,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荣休教授牛军分享这段历史细节。他提出,回看历史,中美关系由两层决定,一是战略觉醒,二是战术执行,战略如果错了,战术是无法弥补的。被主持人、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北京大学燕京学院名誉院长袁明誉为有“崇高感”的历史细节和细节中的人,通过历史学者和中美关系研究者的回忆徐徐展现。“大局就这样定下了,照亮历史的那一刻,是具体的人和事构成,又是一个长时段积累的突然暴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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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28日,由中国对外友协、中国外交学会、上海市政府和中国美国友协在沪联合主办了《上海公报》发表50周年纪念大会

美对华“外交革命”始于1969年“中国不好扩张”判断

被基辛格誉为“美国对华政策的一场革命”,始于1969年珍宝岛中苏冲突后。

牛军分析,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在1960年代的美国战略界亟需解决三个问题,一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政权是否能长期存在。二,中国和苏联关系究竟如何。三,中国是否比苏联更危险、更具严重的威胁。第一点已经毫无疑问。第二点是在1969年才被确认。1962年,由美国对外委员会推动,美国学界出版了八本中国研究著作,其中一本是分析中苏关系的小册子。但直到1969年中苏边界军事冲突发生后,美国人才明白中苏分歧已如此之深。

基辛格回忆录中披露,当时他和尼克松判断,中国并没有要进攻的意图,冲突是苏联方面引发的。美国要维持全球均势,就要阻止苏联攻打中国。美国判断:西方最大的威胁来自苏联,一个强大的中国符合西方的战略利益。于是通过不起眼的《华盛顿星报》发表了《苏联欲对中国做外科式核打击》。牛军披露,在此之前在美国政府眼中,一度认为中国是个在东南亚有扩张性的国家,会主动输出革命,这种观点至少得到一半人认同。因此,中国被认为和苏联具有同等的危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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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军教授认为,战略判断是决定性的,战略判断对了,战术才能奏效

“这个战略判断在此刻发生了改变,这就是美国对华外交的革命。但实际上在1962年以后一场低度的战略互信就逐步建立了。”1960年代初,发生了老挝危机和台海危机。周恩来让驻华沙大使王炳南停止休假,去见美国驻华沙大使,了解美国是否有支持蒋介石反攻大陆的意图。当时的美国大使来华沙前正好得到肯尼迪总统的嘱托,要他带话给中国,美国并不支持蒋的行动,他们不希望台海局势紧张,不支持台湾当局挑起军事冲突。同时,肯尼迪总统让其弟通过苏联给在日内瓦的中国外交部长陈毅带话,说在泰国的美军会很快撤出,并且不希望台海局势紧张。7月上旬,中国集结的30万部队解除了战备,美国在泰国部署的部队也撤了。这是第一次成功的危机管理。 第二次危机管理战是在1965年越南战争升级期间。其间,英国代办接受陈毅接见,陈毅传递了中国对越南战争升级的政策,包括要坚决援助越南,但无意同美军作战。他转达信息后,陈毅放下茶杯,又把美国批判一通,牛军说,陈兼这段史料的披露把陈毅外长的个性写得活灵活现。当年的一次中美大使级会谈上,美国人第一次使用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七个字的称呼。会谈后,美方还提醒中国代表王国权是否注意到称呼的改变。 到了1971年8月,基辛格去了巴基斯坦,后又到罗马尼亚和齐奥塞斯库、多次访华的毛雷尔大谈中国和中美关系。 “战略判断是决定性的,在这个前提下,外交沟通、乒乓外交、秘密访问,这些战术才有意义。”

中美关系正常化启动是“静悄悄外交”和公开外交结合的经典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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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百家认为:中美关系正常化进程的启动和推进,是‘静悄悄外交’和公开外交相结合的经典案例

在美国开始调整对华政策的同时,中国的外交政策也在调整。这一调整要解决两个问题:一是改善中国的对外关系,摆脱十年造成的孤立状态;二是中苏边境冲突后,要解决苏联对中国安全威胁的问题。1969年下半年,按照毛泽东的指示,周恩来组织陈毅、叶剑英、刘伯承、聂荣臻四位元帅讨论国际形势问题。他们作出了一个重要的战略判断——中苏矛盾大于中美矛盾,美苏矛盾大于中苏矛盾,中国应当利用美苏矛盾。正是这样一个大的战略判断,使毛泽东、周恩来决心以启动中美关系正常化进程为突破点,开辟中国外交新局面。

“中美关系正常化进程的启动和推进,是‘静悄悄外交’和公开外交相结合的经典案例。”长期研究中共党史和中国外交史的学者章百家总结。这种“静悄悄外交”包括释放带有善意的信号、采取微小但具有实质意义的改善关系的步骤、通过秘密渠道实现双方最高决策层的联络、幕后的谈判与磋商,等等。

释放善意,美方如尼克松1967年在竞选时表示,“在这个小小的星球上,容不得十亿最有才能的人民生活在愤怒的孤立状态之中”。1969年初,他在就职演说中又说,“我们不能指望使所有的人都成为朋友,但我们可以尝试做到没有一个敌人”。中方如按照毛泽东的指示,1969年1月28日《人民日报》全文刊发尼克松就职演说,但同时作了一个有趣的评论“走投无路的自供状”。1970年国庆,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与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合影,稍后又与他长时间谈话,并将谈话内容传达至所有的基层干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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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0年国庆节,毛泽东与斯诺在天安门合影,释放了某种信号。

微小但具有实质意义的改善关系的步骤包括美国第七舰队停止在台湾海峡的巡逻,中方释放误入中国领海的美国人,中美通过罗马尼亚、巴基斯坦、巴黎建立秘密联系渠道进行相互沟通等等。此后,乒乓外交、基辛格秘密访问北京、直至尼克松访华正式启动中美关系正常化进程,这些都是人所熟知的了。

章百家说,从观察者的角度看,最初的这些信号只有那些具备丰富外交经验并十分敏感的人才能感受到中美关系将要发生转变。而“改变世界的一周”的尼克松访华还不是正式访问,因为两国还没有建交。他强调,如果没有通过“静悄悄外交”建立起来的互信和幕后的细致安排,就不会有大众在公开的外交舞台上看到的那些高潮迭起、精彩纷呈的大戏,而这些大戏即便上演也不可能具备真正的推动力和持久的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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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介正介绍尼克松访华前后台湾的反应

尼克松访华的最大成果是《上海公报》的发表,其中对于台湾问题达成初步共识。对此,淡江大学战略研究所副教授黄介正介绍,自己当时才读初一,朦胧地觉得,共和党会支持台湾政府,而尼克松也来过台湾,台湾不仅驻有美军,美台之间还签署过《共同防卫条约》,从没想到会有尼克松访华这样令人“震惊”的事情发生。黄介正后来在纽约的驻美代表处工作,他的上级、“驻美大使”钱复先生在其《钱复回忆录卷一·外交风云动》《钱复回忆录卷二·华府路崎岖》中清晰地回忆,当时台湾为了保住在联合国的席位做了很多的努力,中华人民共和国恢复联合国席位一事,让他们感受到,美国不会一直力挺台北。黄介正说,“其实是有战略预警的”。

尼克松访华对日本影响至今,折射同盟悖论

50年间,大部分关注视角都集中在中美两个当事国,事实上,从多个维度复盘尼克松访华——也被称为“尼克松冲击”,往往更有启示。

“‘尼克松冲击’不是一个时间点,而是一个历史进程,这是观察的时间轴;影响的国家不仅仅是中美、苏联,而且包括从欧洲到朝鲜半岛几乎整个世界,这是观察的空间轴。它在日本至今仍是一个抹不去的记忆,不仅折射出日美关系起伏颠沛,也很好体现了国际关系理论中的‘同盟悖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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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晓波认为,“尼克松冲击”,是观察的时间轴,其影响几乎是整个世界

北大国关学院教授、北大日本研究中心主任初晓波首先指出,尼克松对华态度的转变,对日本搞“越顶外交”是有预兆的。2014年日本政府解密了1971年3月尼克松给当时日本首相佐藤荣作的一封信,信中提到,日美最近出现了一些问题,尼克松很失望也很担忧。4月,就在日本的名古屋发生了中国运动员和美国运动员之间互动的乒乓外交。6月,日美之间有“以绳换绳”,第一个绳是两国纤维贸易摩擦,第二个绳是冲绳。初晓波提示,其实,对中美有一天会跨过日本尽弃前嫌,是很多有识之士的担忧。1957年担任日本驻美大使的朝海浩一郎,被问及日本外交最大的挑战是什么,他说,“一觉醒来,中美已经携起手来。”这就是所谓的“朝海梦魇”。

这一天终于到来。1971年7月15日,尼克松要发表讲话告诉全世界,他派基辛格秘密访华,他本人将到中国去。作为盟国,美国必须提前告知日本。当时因为日本驻美大使牛场信彦参加美国军方活动迟迟联系不上,等到他得知消息并向国内汇报时,离尼克松演讲只有三分钟时间。日本国内最早得到这个消息的是当时的外务省中国科事务官渡边幸治,后来曾任日本驻俄罗斯大使。渡边幸治是从美军驻日基地的英文广播里听到了“基辛格博士去了中国”,立即向上报告。据说外务次官安川壮正在享受“憩”牌香烟,听到这个消息时震惊不已,香烟掉到地上。初晓波说,渡边幸治大使曾来北大国关学院访问,他曾采访并核实了这个细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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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的外务次官安川壮正在享受“憩”牌香烟,听到“基辛格去中国的消息”震惊不已,香烟掉到地上(初晓波演讲PPT截屏)

尼克松访华之后,1972年7月5日,田中角荣当选日本首相。8月31日至9月1日,田中在夏威夷拜会了尼克松总统,得到美国的首肯,随后9月25日访问中国,9月29日与中国实现了邦交正常化。“田中是将访问和建交两步合成一步,这样就抢在美国人之前。”初晓波说,一份美国解密的1972年8月31日的档案里,基辛格对“日本佬”连爆粗口,不仅仅是因为日本匆匆忙忙赶在美国前面与中国关系正常化,而且选择在中国国庆节前获取眼球。1973年8月田中角荣访美,并没有缓解日美矛盾。1976年,田中角荣被卷入洛克希德案遭到起诉。日本很多政治家和学者都认为,这是美国对其先行一步与中国建交的一种报复。此后“越顶外交”(Japan passing)之后,美国开始“敲打日本”(Japanbashing),特别是愈演愈烈的贸易摩擦,从汽车到半导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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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克松1973年再见田中首相,Japan passing后,美国开始Japanbashing(初晓波演讲PPT截屏)

“‘尼克松冲击’前后的很多资料,早稻田大学的毛里和子教授已经翻译成日文,学界、舆论界和政界,经常有对这个问题的讨论。”

这段历史对今天的启示,在初晓波看来,是验证并强化了以“抛弃”和“牵连”为特点的同盟内部博弈,也就是“同盟悖论”。他分析,日本对美国,遵循着“被迫追随—有限追随—主动追随”的路线;对自己一衣带水的邻邦,则呈现出“警惕中国—牵制中国—遏制中国”的态势;而在日美同盟关系中,则有一个从“同盟依赖”到追求“同盟平等”,直至现在积极主动的“同盟塑造”。“今天,无论是印太战略,还是美日印澳四方安全对话(Quad)机制,都可以视为日本引领美国亚太政策的结果。”

新中国一代外交官,是从延安时期保留下的火种

中间是章文晋,我国杰出的外交家,1982-1985年,任新中国第二任驻美大使.jpg

▲章文晋(中),我国杰出的外交家,1982-1985年,任新中国第二任驻美大使

基辛格在回忆录中谈到第一次秘密访华,他在巴基斯坦曾担心,中国外交官会怎样对待他。牛军梳理,当时基辛格去过苏联,他担心预共产党国家的干部都会先教训他一番,他也已经做好这样的思想准备。当他看到一位非常温文尔雅、面带微笑的先生走上前来,和他说:“你好,我是章文晋”时,他感觉好似遇见了一幅西方肖像画中的主教,很亲切。章文晋的风度彻底颠覆了他的想象。

“这批干部是周恩来未雨绸缪地为新中国储备的。”袁明教授也和牛军有同样的回忆,1986年她从美国伯克利大学回到北大,主持召开了“1945年至1955年中美关系”研讨会,那段资料显示:从1942年在重庆八路军办事处建立外事组,1944年在延安接待美军观察组、赫尔利使团,到1946年美国特使马歇尔调处国共关系,周恩来一直致力于培养中共的外交外事人员。这些人有海外留学归来的、有燕京毕业的,也有延安培养的干部。1947年中共中央撤离延安时后,周恩来说你们不能散,他们被集中转移得到了保护。周恩来嘱咐一定要保护好这批人才。这批早期外事人员素养高、有文化、教养好,对中共中央的政策有透彻的理解,并且有很高的执行力。章文晋先生就是典型的例子。长期在周恩来身边工作,后来全程参与了基辛格的接待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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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明教授认为:历史被照亮的一刻,背后彰显着一个个“人的智慧”

袁明提到,这批前辈牢记周恩来的叮嘱对资料加以妥善保存,这对与会学者是一个很好的鼓励,他们正是在史料的梳理中寻找历史的照亮点,赓续着历史的传承研究。回忆1986年研讨会的召开,袁明内心依然有着使命感。

现实意义:大国关系调整有周期,战略耐心+做好自己

尼克松访华历史高光时刻的瞬间,它根本上来自双方领导人战略的同时主动转变,也还在于中美之间本来就有内在根基。纽约大学暨上海纽约大学全球体系杰出历史学教授、康奈尔大学胡适荣誉讲座教授陈兼指出:20世纪中国历史上最大的两件大事,是革命和改革开放,而中美关系正常化是一座桥梁,把这两件大事连接了起来,并为从革命向改革开放的转变打开了一扇重要的门户。

在第一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中美是盟友,威尔逊总统提出十四点,就被陈独秀兴奋地称其为“天下第一人”,虽然未在凡尔赛会议上得以实现。二战初期,罗斯福总统和丘吉尔首相联合提出《大西洋宪章》,其实就是“威尔逊时刻”的延伸。此后,中美成为“联合国家宣言”的签署国,也是联合国的创始国家。 陈兼同时认为,《上海公报》的发表已经超过了一般意义上的“求同存异”,其中包含着在国际关系规则和规范的层面,双方对于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和反对霸权主义原则的认同,而对“一个中国”以及“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的表述也创下了外交史上的经典。陈兼提醒, 中美关系能转变,还有一个催化剂就是各自国内需要发展的大势所使。因此,50年前那个 被照亮的时刻,对今天的现实的启示在于:中国首先要坚持改革开放,把自己的事情做好,不要轻视美国的实力,一如既往地做战后世界体系的维护者、实践者、建设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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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兼认为:中美关系正常化是桥梁,串起了20世纪两件大事——革命和改革开放

提出中国是依靠“改变自己,影响世界”观点的章百家认为,在当年启动中美关系正常化的进程中,中方的一个重大政策调整是台湾问题。1958年第二次炮击金门后,中方确定了“一揽子”方针,即台湾问题不解决其他问题都不谈。到基辛格访华时,中方决定不急于解决统一问题,但要求美国从台湾撤军,承认“一个中国”原则,中国力争和平解决台湾问题。当时的一个具体考虑是先让美国从越南撤军,而不是一下解决台湾问题。与此同时,毛泽东和周恩来也高度重视中日关系的改善。

面对当下中美关系存在着结构性矛盾,章百家认为,处理中美关系需要大智慧和创新,而大国关系调整是有周期的,中国人要有战略定力,要有耐心和创造力。实现现代化是中国最主要的目标,而这又与世界大格局的塑造,维护世界和平分不开的。中国作为负责任的大国,必须为此承担起自己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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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28日,上海举办“上海公报”发表50周年纪念音乐会,著名歌唱家廖昌永演唱了为纪念公报所写的《红杉树》

“战略对了,战术的灵活才能奏效。”历史瞬间的伟大,就是凸显了“人的智慧”。这场不同空间汇集的对历史时刻的分享和剖析,在学者们营造的崇高感中延宕,也留给年轻的听者们诸多“以史为鉴”的想象与思索。

分类: 全球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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