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庆国分析认为，特朗普在执政期间的一些做法给中美关系造成了严重的伤害，也为现在改善中美关系制造了很大的障碍。接下来，中美双方应该加强在民间层面上的沟通和二轨对话，认真地重新审视自己的利益，当务之急是找出双方有重大共同利益且合作相对容易取得成果的问题上开始合作，通过成功的合作重建互信，通过重建互信拓展未来的合作空间。从到现在为止拜登团队的说法和做法看，拜登谈的中美战略竞争更多地是良性竞争。和中国的关系在很大程度上服务于他们的国内政策。
贾庆国指出，在高科技和经贸问题上，中美都不应该推动所谓高科技“脱钩”，而是应该致力于建构某种战略性高科技相互依存的关系。中国未来最佳的选择不是要不要在技术上搞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问题，应该致力于在科技研发领域或生产链的某一个或某几个环节做到极致，让别人没法超越。
对于美国加强与盟国关系，我们不要光关注美国和盟国会给中国施加更大压力，也要认识到这也会对美国采取过激的对华政策构成一定程度的限制。在人权问题上，我们需要学会平衡客观地把中国的故事讲好，既不要回避问题，也不能淡化成绩，这样世界才愿意了解我们。
未来在中美关系中，台湾问题很有可能会出现一定程度上的降温。在南海问题上，中美短期内可能还是会有摩擦和冲突，但中长期来看，中美也可能会找出管理这个问题的共识和办法。贾庆国还提到，无论是中美关系还是中欧关系，未来的走向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有关各方是否能够超越意识形态障碍，更多聚焦合作的利益上。在意识形态问题上，我们需要强调与西方国家不同的地方，也需要承认共同的地方，万万不要把自己说成异类国家。
以下为专访内容：
中评社：中美关系亟待改善。在您看来，目前，中美双方对改善两国关系分别持什么态度？
贾庆国：中方始终希望稳定和改善中美关系。美国是中国国内改革发展，实现民族伟大复兴最重要的外部因素，如果中美关系能够改善或至少能够稳定的话，那么中国就有可能更好更快地实现自己的目标。当然，中国国内也有部分人相信修昔底德陷阱说，认为没有希望稳定和改善中美关系。
美方的情况比较复杂。一方面，美国国内政治气氛在对华政策上还是比较负面和情绪化。在特朗普执政时期，美国对中国的看法极度恶化，总统大选期间甚至出现了执政党候选人批评在野党候选人对中国太软的情况，面对政治压力，拜登在竞选期间也发表了一些对中国强硬的看法和承诺，这对他上台后的对华政策也会产生负面影响。
另一方面，拜登团队也意识到，美国如果想维护自身利益和让美国重新振兴，在很多问题上需要和中国合作。所以最近一段时间，无论是总统拜登、国务卿布林肯还是其他人，在谈到对华政策时都强调要在一些问题上采取对中国更加强硬的态度，但同时又说要和中国在双方有共同利益的地方加强合作，这既反映出他们政治上的考虑，也折射出美国现实利益的需求。
如果认真分析的话，中美之间需要合作的地方有很多。在双边层面上，中美贸易不只是对中国有利，美国也非常受益。美国公司之所以买这么多中国商品是不是因为它们特别喜欢中国，而是因为中国的商品确实是物美价廉，美国在中国的企业绝大多数也是盈利的。
在地区和全球层面上，中美在很多问题上也拥有共同的利益。比如在朝核问题上，中美两国都希望朝鲜放弃发展核武器，都反对核武器和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在伊核问题上也是这样，因为这两个国家都是全球性的大国，它们的利益遍布全世界，不管哪里出现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战争，都会严重损害它们的利益，所以它们都需要维护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不扩散机制，避免这种情况出现。
在维护公海航行自由方面，中美也有共同利益。两国都是贸易大国，公海航行自由直接关系到它们的经济发展。作为超级大国，中美两国都希望公海越大越好，而不是越小越好。最近一些年来，美国指责中国限制公海航行自由，这是毫无道理的。事实上，中国向来是支持公海航行自由的，这是中国的利益所在。中美之间在公海航行自由问题上唯一的矛盾是，中国认为公海航行自由不应成为美国派军机和军舰在靠近中国沿海地区的公海海域从事监听活动的借口。是特朗普政府把这个矛盾扩大化了，把它说成是中美反对公海航行自由。
在全球治理问题上，如在气候、反恐、非法移民、打击国际犯罪、共同应对全球公共卫生危机等很多问题上，双方也有重要的共同利益。
所以，如果双方都把处理两国关系的焦点放在维护共同利益上，中美将有很大的合作空间。但很遗憾，至少在拜登上台的前期，出于国内政治的考虑，美国政府还会强调对中国强硬，以及两国之间的分歧和矛盾。
中评社：特朗普政府的对华政策为中美关系的改善带来哪些障碍？
贾庆国：特朗普在执政期间在对华政策问题上的一些做法给中美关系造成了严重的伤害，也给现在改善中美关系制造了很大的障碍。
一是特朗普的做法大大地打开了美国对华强硬的空间。在他执政之前，中美之间也存在很多矛盾和冲突，美国政府也考虑过用强硬的手段来给中国施压，包括在贸易问题、市场准入问题、人权问题、台湾问题上。但每次在考虑使用强硬手段时，美国都发现这些手段也会给自身利益造成很大的伤害，所以最终只能适可而止。
特朗普则不同，他在贸易问题上意气用事，采取了比较极端的做法，不太考虑对美国的影响。比如说对中国输美产品征收高额关税，害人不利己，现在连不少美国人都意识到这对美国的伤害可能不见得比对中国的伤害小。最近美国有些人评估特朗普的做法，认为总体上是失败的。
不仅如此，特朗普政府上台后，它对其他国家在贸易和经济领域施加很大压力，考虑到美国实力强大，包括中国在内的大多数国家都选择了在一定程度上做出让步，以稳定两国关系。这使得一部分美国人，特别是过去支持接触政策的人认为中国吃硬不吃软，所以错误地认为给中国施加压力是奏效的。这在一定程度上也加强了美国对华强硬的声音。
二是特朗普刻意夸大了中美在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念上的冲突。他用冷战思维分析和判断中国，渲染所谓意识形态的威胁，导致现在很多美国人也倾向于从这个角度来解读中美关系。再加上中国国内政治没有像他们期待的那样变得越来越像美国，反而是和美国越来越不一样，导致他们更加坚信中美关系是一种意识形态竞争的关系，这也对未来的中美关系的发展构成障碍。
三是特朗普政府处理中美关系的方式也给两国关系造成不少困扰。为了达到和中国对抗和竞争的目的，特朗普政府不惜使用各种卑劣手段，包括造谣中伤和妖魔化中国。比如把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说成是债务陷阱，把中国在南海的维权行动说成是中国国力扩张的一部分，把中国在香港维护稳定的做法说成是压制民主和人权，把中国在新疆的维稳措施污蔑为“种族灭绝”，无视中国在应对新冠疫情方面的努力和成就，散布新冠病毒是中国制造的谣言，把中国在美国的学者和学生说成是间谍嫌疑。特朗普政府的这种做法导致很多不明真相的美国老百姓认为这就是事实，在一定程度上毒化了中美关系。
中评社：目前，习主席已与拜登总统通过电话。您如何评价中美现阶段的接触？接下来还应如何进行接触？
贾庆国：首先，双方接触本身就具有积极的意义。最近，习主席和拜登总统通话，而且谈了2个小时，说明谈得比较深入。不久前杨洁篪主任也与布林肯国务卿通过电话，这是好事情，说明双方交流和沟通开始了。这是稳定和改善两国关系的必要条件。第二，双方都试图借这样的机会表明各自的原则立场。中方利用这样的机会表示希望双方能够管控分歧，实现相互尊重，推动合作，从而稳定和改善中美关系。美方也讲了美国的观点，包括美国在人权等问题上的态度和看法，同时美方也强调中美之间有很多共同的利益，表达了双方应该在共同利益的问题上开展合作的意愿。
接下来，我认为双方应该认真考虑做以下几个方面的事情。第一，加强在民间层面上的沟通和二轨对话。在目前这样的政治气氛下，官方对话太正式，很难深入，容易出现各表立场无法解决问题的情况，而民间对话则可以放得开些，可以在许多问题上深入讨论，从而在一些问题上达成一致，给各自政府提出些有意义的建议。很遗憾的是，现在二轨对话受疫情的影响，不能面对面进行，对有效沟通不利。双方政府应该想办法，尽快让双方能够更加方便地进行面对面交流。
第二，双方都应该认真重新思考自己在两国关系中的利益是什么。在特朗普时期，双方互动更多负面和强调针锋相对的，很少琢磨对方提出来的问题和关切是否值得考虑，更少反思自己的政策是否有需要改进的地方。我认为，美国政府需要对特朗普政府提出的许多荒谬说法和政策进行反思，比如说新疆“种族灭绝”、病毒是中国制造的、以及采取的一些政策措施；中国可能也需要反思，为什么美国政府会得出这样荒谬的结论，除了特朗普政府恶劣做法之外，中国在这些问题上是不是可以做得更好，从而更加有效地消除外界对中国的偏见。
第三，目前双方的当务之急是找出一些双方有重大共同利益和比较容易做成的事情上开始合作，通过成功的合作重建互信，通过重建互信为扩大未来合作的基础。比如说，双方可以考虑恢复成都和休斯敦领馆，再比如说，双方可以在对等的基础上取消对两国外交官和记者在对方国家活动的限制；还有就是在朝核问题上加强沟通和协商等。
中评社：2月7日播放的美国CBS电视台采访中，拜登称，中美没有必要冲突，但我们之间会有激烈的竞争。应如何理解这一表态？未来中美竞争可能呈现哪些特点？
贾庆国：我觉得拜登总统的意思是中美无法回避竞争，但竞争不等于对抗。他曾说过，中国和俄罗斯不一样，俄罗斯是美国的敌人，中国是美国的竞争对手。二者性质不同，敌人是“你死我活”的关系，竞争对手不一定是你死我活的关系，还可能是双赢的关系。
简单地讲，竞争可分为两种，一种是恶性竞争，一种是良性竞争。恶性竞争就是千方百计甚至不择手段地不让对方做成事情的竞争。特朗普执政后期中美之间的竞争就是恶性竞争。良性竞争就是比谁能把事情做的更好的竞争，比如在教育问题上看谁能办最好的学校培养出最优秀的学生，在科技问题上看谁能创造最先进的技术造福于人类，在经济问题上看谁最能做到可持续的发展，在社会政策上看谁最能实现社会的相对平等，在全球治理问题上看谁能提出更好的解决方案并推动落实，等等。
我认为，从到现在为止拜登团队的说法和做法看，拜登谈的中美战略竞争更多地是良性竞争。他的讲话，包括拜登政府中其他高官的一些讲话中都强调要把美国自己的事情做好，要解决美国面临的各种问题，现在是应对疫情和恢复经济，未来还有美国社会撕裂的问题、种族问题、毒品泛滥的问题，以及基础设施建设跟不上的问题。
和中国的关系在很大程度上服务于他们的国内政策。在他们看来，如果和中国合作有利于解决国内问题就跟中国合作，但如果和中国的合作不利于他国内问题的解决就跟中国合作，甚至会与中国对抗。当然，他们也没有排除中国成为美国敌人的可能性，在他们看来，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中国，而不完全取决于美国。
中评社：您对拜登政府下的中美科技战和贸易战的走向有何预判？
贾庆国：我觉得拜登政府会更加关注推动美国高科技的发展。在处理和中国的关系时，它会进一步加强对美国最先进科技的保护，实行更加严格的限制措施，不让中国获取美国这些技术。另一方面，它可能会放宽对一些次高科技产品的出口。道理也很简单，美国公司需要通过出售次高科技产品收回研发成本，赚钱和支持研发下一代高科技产品，从而保持它们在高科技领域的竞争力。中国是高科技产品的很大一块市场，只有用好这一市场，美国公司才能够最大限度地做到这一点。所以，我认为，美国可能会采取一个有区别的高科技产品出口政策，一方面限制最先进科技的出口，另外一方面鼓励次高科技产品的出口。
这对中国很多企业来讲也是好消息，它们本来就没有期许美国会出口最先进的技术，而且它们在生产中大多也用不到美国最先进的科技产品，更多地是用次高科技产品，这可能也是中国在目前发展阶段的特点。如果能用好美国提供的次高科技产品，中国的企业就能够扩大生产和销售它们的产品，才能够赚到足够的钱进行研发，实现产业升级和提升科技水平，最终研发最先进的科技产品。所以，拜登政府这样做对两国来说都不是什么坏事情。反观特朗普的做法，肆意切断和中国高科技的联系，很极端，对两国都是伤害。
从双方的利益角度看，中美都不应该推动所谓高科技“脱钩”，而是应该致力于建构某种战略性高科技相互依存的关系。现在两国国内都有一些人提出要解决“卡脖子”的问题，从各自国家的角度听起来每个个案都有道理，但要放在一起的话，实际上都是要求“脱钩”。我觉得高科技也好，经贸也好，“脱钩”对两国来说都不是什么好事情。为什么？第一，完全脱钩要求每项科技都领先，这是不现实的，就像参加奥林匹克运动会要把所有世界冠军都拿到一样，最多只是良好的愿望。第二，即使能做到每项科技都领先可能也未必是好事，如果一个国家把所有奥运冠军都拿了，别人肯定也就不会参加奥运会了，也就不会跟你“玩”了。此外，如果你什么都做得比别人好，别的国家可能也就不跟你交往了，如果是那样，你就可能失去这些国家的市场，研发收益就会大幅下降，研发的动力就会减弱，给本国科技的发展造成冲击。历史上没有一个和外部隔绝的国家能够发展得好，原因就在于此。
所以，从中国的角度看，未来最佳的选择不是要不要在技术上搞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问题，而是如何重构相互依存的问题。我认为，新时期我们需要采取一种战略性的、有选择的相互依存的政策，致力于在科技研发领域或生产链的某一个或某几个环节做到极致，让别人没法超越，这样，我们一方面可以继续通过国际合作利用好别的国家的技术和通过技术贸易利用好我们的比较优势，另一方面避免出现被“卡脖子”的问题。这样做的好处不少，一是成本较低；二是比较容易做到；三是可以充分利用其它国家的资源（资金、技术、市场、生产资料和人才）；四是可以让世界对你的发展放心；五是不用担心被“卡脖子”。这实际上也是美国战后历届政府坚持的一个做法，那就是谋求在一些关键领域和生产环节的竞争优势，而不是谋求在所有的领域都占据优势。
如果中美两国都采用这样的战略，两国间就可以形成一种相互制约的相互依存关系，这有利于稳定和改善中美关系。
在经贸关系问题上，拜登政府的思路与前任不同，他不认为对中国商品征收关税是维护美国利益的好办法，认为过去四年特朗普在这方面的做法是非常失败的，所以拜登政府是有可能取消特朗普时期针对中国商品实施的关税的。但是，由于国内政治的原因，它可能需要些时间来进行调整。此外，拜登政府内部可能也有些人认为，既然已经实行了关税，要取消的话也要中国在其他方面做点让步，比如在双方经贸关系中争取一些更多的利益，作为放弃加征关税的条件。
中评社：拜登政府及其外交团队多次提到要联合盟友。您是否担忧中美意识形态冲突升级？要如何避免这一情况？
贾庆国：联合盟国共同应对所谓中国的挑战是拜登政府公开的政策。现在需要关注的是它在哪些问题上会联合盟国给中国施压。现在大家都认为最可能的问题包括人权问题、新疆问题、香港问题、南海问题和台湾问题。
人权问题中比较突出的是香港和新疆问题，美国和它的盟国可能会要求中国政府改变前期的一些做法，要求去实地调查等，并会维持特朗普时期实行的一些针对中国企业和官员的制裁措施，会和盟国一起发声，给中国施加更大的压力。
在南海问题上，它们会以维护公海航行自由为借口，和它的盟国在南海搞联合巡航，可能参加的国家包括英国、法国、日本、澳大利亚，也可能会有印度。
在台湾问题上，它们会联合给中国政府施压，要求中国政府放弃军事上和外交上实行的一些反对和威慑台独的做法，比如说军机绕岛，特别是靠近台湾巡航等。它们还会支持台湾方面争取所谓国际空间的活动，虽然拜登政府不太可能支持台湾以主权国家身份加入国际组织，但会支持台湾以观察员的身份这样做。
美国和盟国在上述问题上给中国施压肯定会增加中国的压力，这是对中国不利的一面，大家都很关注。但是，事情都有两个方面。另外一个方面是美国联合盟国对中国施压也会对其做法上构成一定程度的限制，因为美国要想说服盟国对中国施压，它就需要更多地重视盟国的利益和意愿。而美国的盟国大都与中国有着密切的经贸关系与其他现实利益，它们并不希望中美关系太紧张，所以它们在同意给中国施加压力的同时也会反对美国对中国采取一些过于激进的措施，这会限制拜登政府给中国施压的程度。
中评社：美国不断以人权为由，干预我国的新疆和香港事务，对此应如何应对？
贾庆国：应对西方在人权问题上施加压力的做法，首先也是最重要的，就是把我们自己的事情做得更好。比如说，社会是不是稳定？经济是不是发展？老百姓是不是满意？如果这三方面都能做好，西方对中国施加什么压力也没有用。
其次，需要讲好真实的故事。以香港为例，我们需要讲出一个更加更有说服力的故事。这就要求我们采取一个平衡客观的态度，一方面要面对现实，讲问题和挑战，另一方面需要理直气壮地讲我们做得好和做得对的地方。比如说，在香港问题上，我们要承认香港自身存在着不少问题，如两级分化，房价高和年轻人机会少，香港一些人对中央政策存在不少误解和不满，特别是在知识分子层面，这是事实，我们需要承认，同时表示政治努力改进。与此同时，我们也应该理直气壮地讲香港做的好的地方，比如说在去年香港动乱的过程中，香港特区政府的处理是依法和妥当的，香港警察是守法专业的，香港一些极端分子趁机打砸杀人放火的做法是令人发指的，中央政府介入是合法、合理和有效的。新疆问题也如此。
几年前，恐怖主义对新疆各族人民的生命财产的威胁是现实和严重的，中国政府不得不采取极端措施加以应对。我们一方面要承认做法上确实有改进的空间，我们也在学习如何做得更好。另一方面我们也要用事实告诉外界，我们努力的效果上是很好的，最突出的就是过去几年新疆都没有暴恐事件了，现在的新疆社会稳定和经济繁荣，老百姓不用再担心自己的生命财产的安全，这是了不起的成就。
总之，我们需要学会平衡客观地把中国的故事讲好，既不要回避问题，也不能淡化成绩，这样世界才愿意了解我们，我们才能赢得大多数人对我们的理解和支持，才能有效缓解来自美国和他的盟国的压力。
中评社：拜登时期，台湾问题对中美关系的负面影响将会上升还是下降，原因何在？拜登政府下的中美关系，是否会有利于改善两岸关系？
贾庆国：我觉得拜登时期台湾问题会在一定程度上降温。特朗普政府后期曾想通过在台湾问题来制造一场中美对抗甚至危机来转移国内民众的视线，以增加自己竞选的胜算。拜登政府很可能不会延续这种做法，而且很可能会回到特朗普上台以前美国历届政府坚持的对台政策上去。
如果是这样，拜登政府在台湾问题上应该会做两件事，一是约束台独。拜登政府会重申它会坚持美国的一个中国政策，避免让台独分子利用美国推动台独，增加美国卷入一场与中国战争的风险。二是它会给中国政府施加更大的压力，要求后者不要在台湾问题上采取激进做法，从而避免台湾被迫接受统一或台海战争的可能性。如果美国这样做，台湾方面推动“台独”做法可能就会有所收敛，大陆方面在台湾问题上也可能会更加谨慎，两岸局势就可能会有所降温。当然，这其中还有一些因素很难预测。
中评社：您对中欧关系以及中美欧三方关系的现状和未来如何评价？
贾庆国：最近几年，中欧在意识形态或者价值观念上的矛盾有所增加，但经济合作还在继续加强。最近双方签订《中欧全面投资协定》，表明双方都希望深化在经济上的合作。欧洲国家普遍认为进一步拓展和中国的经贸关系是符合欧洲利益的，它们认为特朗普时期美国政府积极推动中国经济“脱钩”的做法既不现实而且是有害的，它们还是希望美国采取经济上和中国加强合作，同时在政治上对中国施压。它们对美国的期待与奥巴马时期实行的对华政策最大的不同在于更多地强调所谓中国威胁和挑战。
当然，中欧关系也好，中美关系也好，未来的走向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有关各方是否能够超越意识形态障碍，更多聚焦合作的利益上。现在意识形态因素的上升对中美和中欧关系都构成非常大的障碍。其中，美国和西方国家有他们的责任，中国也有自己的责任。比如中国对外宣传中太多强调中国和西方国家的不同，常常忽略和中国和西方国家在价值观上的共同点。比如说中国24字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包含了西方国家认同的民主、自由、法治这些价值理念，中国的政治体制和西方国家的体制也有很多类似的特点，如对民意的重视、对廉政的要求和对滥用权力的制约。总之，在意识形态问题上，我们需要强调与西方国家不同的地方，也需要承认共同的地方，万万不要把自己说成异类国家，因为这样做很危险，异类国家的存在本身对其他国家就是威胁，且不说它崛起了，而我们需要和平共处，而不是对抗和冷战。
无论是中欧关系还是中美关系，有关各方都需要采取一个更加全面和务实的态度来处理它们之间的关系。
中评社：您如何看拜登政府下，中美之间的南海问题？
贾庆国：我认为短期内，中美在南海问题上还会有摩擦和冲突，但中长期这种情况会有好转。那时，中美之间会有更多的沟通，中国和东南亚国家可能会签订“南海行为准则”（COC）。
从中长期角度看，解决领土争议问题可能不会是中国需要优先考虑的问题，作为未来的超级大国，中国更需要考虑的是如何实现和平崛起。和传统帝国不同，美国的崛起是和平的，它没有和当时的霸权国家英国发生对抗和战争，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美国的崛起是通过门户开放实现的，它并没有把解决领土和海洋权益问题作为崛起的先决条件。事实上，至今美国也没有解决它和周边国家存在一些领土和海洋权益争议问题。
几年前，我和一个学生做过一项研究，探讨美国二战后是如何处理海洋权益和领土争端的，我们发现美国采取了4种做法：一是国际仲裁；二是通过谈判协商达成协议；三是放弃个别不重要的小岛；四是搁置争议。问题在于，为什么美国不用强力来维护它认为是它的合法权益？是因为它的力量和周边国家的力量相比太弱了吗？不是。是因为它这样做会有域外大国进行干预么？也不是。那是为什么呢？说到底就是美国并不认为强力解决领土和海洋权益争端是维护美国国家利益的最好方式，美国是以门户开放的方式拥有世界的，它要求世界上所有国家对它开放，这样它就可以利用这些国家的人才、资源、市场、资金和技术来服务于自己的利益。当然，在这个过程中美国也对别的国家开放，别的国家也可以通过这种方式拥有美国。当然，因为美国强大，它在这个相互拥有的过程中总是处于有利地位。
我觉得未来中国在解决领土海洋权益争端的时候，可能也会考虑采用这个思路。事实上，改革开放以来，随着中国在国际上国家实力和地位的影响增大，中国已经在越来越多的通过相互开放的方式来拥有这个世界了，无论是市场、资金、技术，还是其他国家的风景名胜。中国如果越来越多地朝这个方向去考虑自己的利益，南海问题自然就相对容易得到控制。
中评社：今年两会期间围绕国际局势和中国外交，您带了哪些相关的提案上会？
贾庆国：具体提案还在思考，但基本上涉及两个方面。一是在新形势下，我们需要重新思考国家国有资产的保值增值的方式问题。现在中美之间一个很大的争议就是国企，美国认为美国企业和中国国企的竞争不公平；从中国的角度来说，虽然历史上国企对国家的发展建设发挥了重要和不可磨灭的作用，但国企的一些弊端越来越突出，现在可能也是时候对它进行改革，采取一种新的方式来管理国有资产，让它更好的服务于国家的发展战略和确保国有资产的保值增值。二是关于改进外事管理的一些具体做法问题。
（贾庆国，全国政协常委，北京大学教授。本文仅代表作者观点，不代表本平台观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