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关于秩序的讨论主要围绕两个方面展开：一是讨论秩序的有与无。例如，监狱秩序的有与无取决于是否发生暴乱，学校秩序的有与无取决于学生是否罢课，而国际秩序的有与无则是有没有发生大规模的战争，以及发生战争次数的多少。二是讨论秩序的特征。监狱、学校以及医院都是一种秩序，虽然监狱里的秩序是最稳定的，但大家不喜欢这种秩序；虽然学校的秩序是最不稳定的，比如学生闹事等，但大家喜欢这样的秩序。

其次，秩序的构成主要有三个要素：一是主导秩序的价值观，即以某种价值观为指导建立秩序；二是秩序的规范，即维护秩序运行的规则；三是维护秩序的权力分配，同时也包括秩序规范的制定规权。

从秩序的有与无这个层面来讲，疫情之前与疫情之后都有秩序，疫情前后战争的多与少也不会有特别大的变化，但疫情前后两个秩序的特征可能不一样。从价值观角度来讲，疫情之前的国际秩序以自由主义价值观为主导，称之为自由主义秩序。从秩序的规范角度来讲，自由主义价值观主导下的国际规范仍然是以二战后的联合国宪章为基础，在冷战后发展成为以全球化为主流的规范，人员、货物、资金等可以全球自由流动，不搞关税和非关税贸易壁垒。从权力分配的角度来讲，以美国为主的西方国家作为最主要的秩序维护者。现在我们根据这三个方面来看疫情之后国际秩序发生了哪些变化，不一定是性质上的变化，但程度上的变化已经发生。

第一个变化就是自由主义价值观不再成为绝对主导国际秩序的价值观。自由主义价值观并不是因为疫情发生而衰落，实际上在某种程度是因为2016年西方国家民粹主义的兴起削弱了自由主义的世界主导地位，疫情加速了自由主义价值观影响力的下降。例如，就连拜登政府上台之后都不提自由主义秩序，因为如果他提倡自由主义，支持特朗普的人就会反对，所以说自由主义价值观的主导地位已经发生了变化。

第二个变化是规范发生了变化。之前以全球化为主的规范向着逆全球化的方向变化。英国脱欧、特朗普政府的贸易保护主义以及疫情的冲击，导致自由主义秩序下的全球自由流动陷入困难。各国都制定了限制人员流动的政策措施，货物流动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影响，而且中美贸易战还导致了全球范围内的资金流动受到影响。主权国家无力主导全球化发展，而逆全球化的趋势不断上升。

第三个变化是权力的分配。美国发现仅靠自己的力量已经维持不了现有国际秩序了，于是就搞俱乐部战略，就是与西方盟友或伙伴国共同来维护国际秩序。然而，美国盟友及伙伴国家与中国存在着某些共同利益，不太愿意支持这种反华的俱乐部，于是美国开始搞问题性俱乐部。对此，中国提出来国际秩序不能由美国和西方国家决定，关于多边国际规则必须由中美两国来商量决定。由此看出，在权力分配、秩序维护以及规则制定方面，中美的权力分配已经开始出现变化。

总的来说，现有国际秩序的发展方向至少在拜登政府时期没有逆转的可能，逆全球化趋势、两极格局下的权力分配以限制自由流动的国际规范在未来四年里将是主要方向。例如，现在关于疫苗互认的讨论到目前为止仍没有达成共识，未来能不能达成共识还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而疫情对整个国际秩序的影响还将持续一段时间。

（作者是清华大学国际关系研究院院长、清华大学战略与安全研究中心（CISS）学术委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