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最集中的大陆，中国与非洲面临着共同的发展目标和任务。在整个20世纪后半期，中国与非洲经历了民族独立与探索发展道路的特殊阶段，中非双方的经济发展曾处于同一水平，少数非洲国家经济发展甚至一度好于中国。然而，当20世纪70年代末中国开始实行改革开放，并进入经济发展的“快车道”时，非洲国家仍深陷结构调整和民主化的动荡之中。21世纪第三个十年伊始，当中国脱贫攻坚战取得了全面胜利并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成功走出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之时，非洲国家的发展仍未实现根本改观。

鉴于中国发展成就取得的世界性影响，加强中非减贫与发展的经验分享，探寻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对非洲发展的意义，突破西方现代化观和现代化道路对非洲的制约，便成为非洲国家领导人及有识之士必须要认真思考的时代课题。

据世界银行统计，截至2021年初，贫困率超过30%的非洲国家仍有30多个，全球贫困率最高的10个国家中，非洲就占到9个。另据估计，即使在最乐观的情况下，到2030年，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仍将有3亿多人处于极端贫困状态。因此，非洲是全球反贫困斗争的最后战场，全球能否成功消除贫困，将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非洲的发展状况。

导致非洲贫困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从外部因素看：首先，长期殖民侵略统治是导致非洲长期贫困的历史根源。其次，西方国家对非洲国家经济的掠夺和控制，导致非洲发展举步维艰，国家自主性缺失。20世纪80年代新自由主义调整方案导致非洲“失去的十年”便是明证。再次，尽管目前西方国家有美非峰会、法非首脑会议、非盟—欧盟平等伙伴关系等多种对非合作平台，但其并未给予非洲国家急需的基础设施、工业化和民生设施等足够的关注，对非洲发展的实际效用仍然有限。最后，导致非洲边缘化的旧世界秩序加剧了非洲的贫困和欠发达，贫困和欠发达又削弱了非洲在国际政治经济中的地位和话语权，形成恶性循环。

与此同时，非洲贫困与欠发达也源于诸多内部因素。第一，多数非洲国家独立后未能积极实施经济多样化政策和战略，单一经济发展模式的长期存在使得国民经济过多依赖国际经济体系和市场，导致非洲经济脆弱性凸显，难以有效生产出满足民生所需的基础产品。第二，一些非洲国家虽然拥有丰富的自然资源，但对资源产业的过度依赖替代了经济多元化发展，致使经济长期停留于单一模式。由于资源开采权长期为西方公司控制，资源利润多数流入跨国公司囊中而难以惠及非洲国家自身，形成资源加剧贫困、贫困又导致“资源诅咒”的恶性循环。第三，建立在落后经济基础上的西式民主削弱了非洲国家政府的权力，甚至有西方学者将非洲国家称为“准国家”“弱国家”，认为它们只不过是“司法意义上的国家”，其主权是“负的”。第四，非洲国家长期存在的政局动荡、民族和边界冲突使政府难以集中精力和资源于发展，而基础设施落后、人才缺乏和资金不足这三大瓶颈又制约了非洲国家的经济发展和一体化进程，腐败和教育水平低下使非洲减贫步履蹒跚。

长期以来，非洲国家常迫于外力而无法独立自主地选择符合自身特点的发展道路。20世纪六七十年代，一大批获得独立的非洲国家开始国家建构的历史征程，其中一些国家曾选择不同形式的社会主义制度，意在摆脱西方统治范式，谋求全新制度下的经济社会发展。然而，中间道路或非科学的社会主义实践非但未能给相关非洲国家带来预期的发展，反而引发新矛盾新问题，严重束缚了它们的发展脚步。对此，毛泽东主席在会见非洲国家的政府领导人、各界人士时都曾告诫，非洲一定要根据实际情况选择发展道路。20世纪80年代，基于美苏争夺非洲的大环境及战略需求，西方特别是美国通过其主导的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非洲推行以市场调节为基础、减少国家干预的一系列新自由主义改革措施，致使非洲经济陷入衰退困境。冷战的结束再次给西方提供了影响非洲政治制度和发展道路的历史机遇，奉行社会主义和一党政治的非洲国家纷纷改旗易帜，转而实行西方式的议会民主和多党制，非洲国家全面走上资本主义发展道路。

然而，直至进入21世纪第二个十年，尽管少数非洲国家发展取得了积极成效，但非洲国家总体上仍未有效解决发展道路问题，非洲发展的自主性和一体化进程仍然未见明显成效，非洲的工业和农业现代化进程仍旧缓慢且面临多重困境。现实表明，非洲国家实现减贫和自主发展需要内外多种因素的共同推动，内因是根本，外因是条件，外因通过内因而起作用。非洲国家应在解决好内部问题的基础上，创造有利的外部条件，以有效推动非洲实现减贫和自主发展。作为发展中国家，中国的减贫和现代化发展经验可为非洲提供重要外部参考。

喀麦隆雅温得第一大学教授恩科洛·福埃2019年在参观延安时表示，中国延安脱贫攻坚取得的成就表明实现现代化道路并非只有西方的一条道路，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为非洲发展提供了一个全新的选择。非洲驻华大使在结束延安考察时谈道，“毛主席给马克思主义换上了农民的粗布短袄，我们要给延安精神穿上非洲的民族服装”。这典型地代表了非洲有识之士基于本国发展实际对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思考。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的任务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当然我们建设的现代化必须是具有中国特色、符合中国实际的”。这对非洲国家探索现代化道路的启示是：设计和发展国家政治制度，要从国情出发，从实际出发。不论选择资本主义道路，还是社会主义道路，发展是解决非洲一切问题的基础和关键，而自主制定国家发展政策并将政治共识与人民利益相统一，则是成功发展的必要条件。虽然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可为非洲国家提供借鉴，但世界上没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发展模式，适合本国国情的模式才是最好的模式。非洲国家并不是要“向西看”或是“向东看”，而是要“向发展看”，采取实事求是的态度寻找一条适合自身的发展之路。

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是以人民为中心的现代化。在2021年中国非洲研究院组织的非洲驻华大使延安行活动中，津巴布韦驻华大使就感叹道：“中国共产党与人民群众保持的密切联系是中国共产党能够带领中国人民走向成功的关键，保证了国家的治理服务于人民。”甚至有非洲学者将中国共产党的这一理念总结为以人民为中心的模式，指出中国共产党是人民的政党，而不是精英政党。为人民服务的承诺赢得了中国人民的广泛支持，这是对其建党100年来持续为人民所做工作的充分肯定。

有学者在总结现代化研究的文献时，将现代化研究的分析思路概括为两种基本类型：第一种思路强调社会组织的模式，第二种思路则强调文化和思想意识的模式。前者重视组织和行动的方式，后者却认为思想和情感具有最重要的意义。这表明现代化不应被看作一种完全独立于社会成员个人主观意识的、纯粹给定的“客观事实”，而应被看作一种由某些相关的社会成员个人主观建构的产物，换言之，现代化蕴含着一种“风尚”或“精神”。非洲驻华大使们在访问延安时，高度称赞“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延安精神在中国脱贫攻坚战胜利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的重要作用，认为延安精神倡导的独立自主正是非洲国家所需要的，只有读懂了延安精神，才能真正理解中国共产党与中国的发展奇迹。

泛非主义是非洲宝贵的精神财富，其精神实质是自信、自立、自强，其追求的目标是团结、发展、振兴，这是非洲前进的方向，也是时代发展的潮流。建立在泛非主义基础上，分别成立于1963年和2002年的非洲统一组织和非洲联盟，都以实现非洲国家主权独立、非洲大陆统一和促进非洲国家自主发展、非洲大陆一体化进程为宗旨。非盟《2063年议程》同样以泛非主义为精神内核，明确提出要建设一个“具有强烈文化认同的非洲共同遗产、价值观和伦理”与“继续泛非主义理想”的非洲。泛非主义就是非洲大陆的爱国主义。泛非主义精神同中华民族百折不挠、自强不息的精神是相通的、一致的。加强中国式现代化道路蕴含的精神与泛非主义的交流互鉴，不仅是中非文明交流互鉴的题中应有之义，而且必将为发展中国家的减贫脱贫、共同发展与合作共赢提供新思路，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新范式。

目前，中非文明互鉴进入理念交流的层次，双方加强减贫经验、现代化理论与实践经验的分享正当其时，这不仅符合中非人民的心愿，也符合当今的时代需求。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成功开辟，向世界宣告了“照西方的样子改造世界”的时代已经结束，宣告了“现代化=西方化”的单一与偏颇，宣告了发展中国家终于摆脱西方现代性逻辑的束缚与控制，走上了自主现代化的新道路。也许中国式现代化道路能为拥有“古老文明”“喜欢新鲜事物”“拥有超强创造力”的非洲朋友提供些许有益启示，让非洲赋予现代化更多基于自身条件和价值观的内涵。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西亚非洲研究所/中国非洲研究院研究员，本文摘自《马克思主义研究》2022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