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有关边疆、族群的历史研究领域，似乎中古和北方总是占据学者的大部分注意力，这并不奇怪。从现代学术史上看，自从被王国维称为“道咸之学新”的标志即西北史地之学兴起，加上敦煌吐鲁番的发现，和西洋人、东洋人的西域、满蒙探险，更兼二战中陈寅恪预言的“吾国将来必循汉唐之轨辙，倾其全力经营西北”，即世局对学术的刺激（《朱延丰突厥通考序》，《寒柳堂集》163页），有关中古时期北方胡、汉之区域与族群的研究，一直吸引着学界的目光。西方学者像拉铁摩尔、狄宇宙、巴菲尔德等，在讨论边疆和族群问题时，也大多聚焦在中古和北方。

不过，“近世”和“南方”也很重要。历史上，“中国”之所以成为“中国”，不止是秦汉以来，北方从“筑长城，界中国”逐渐到“长城两边是故乡”，也应当包括唐宋以后，南方的开疆拓土和改土归流，把过去被视为“蛮荒”或“化外”之地的南疆逐渐纳入版图。我过去曾说过，如果允许我们把中国大历史简化，也许可以说“整个中国史大趋势，就是胡人从北方南下，压迫汉族，也逐渐‘汉化’，而汉族本身也逐渐‘胡化’；汉族在北方胡人压迫下，不断从中原南下，将南方逐渐‘汉化’，汉族本身在这一历史过程中也逐渐‘夷化’”。要包括北方的胡化/汉化，也要包括南方的汉化/夷化，这才是相对完整的大历史。

中国的“南方”或者说南方的“中国”，它的轮廓就是在近世逐渐清晰起来的。虽然正如拉铁摩尔所说，古代帝国往往有边疆而无边界，但近世以来南方中国模糊的羁縻或作为缓冲区域的边疆，逐渐变成清晰的边界，确实是一个相当有意思的历史过程。杜树海博士的这部著作《边境上的中国——11 世纪以来广西中越边境地区的历史与记忆》，就是叙述广西明代思明土司府、清代归顺州（今广西崇左、百色一带）从边疆到边界的这个历史过程。从他深入精细的研究中，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处于中越“之间”的区域和族群，在几百年间是如何经由来自中央帝国的军事征服，来自主流文化的教育渗透，以及当地土酋（即土著上层）争取政治权力的攀龙附凤，逐渐形成这一地区和族群明确的政治“归属”与文化“认同”。

在这一边境形成的历史过程中，杜树海特别指出，南方中国这一区域并不像北方边疆，北方边疆往往既有族群的差异，又有游牧和农耕这种生产和生活方式的差异，思明土司府/归顺州这个区域，原本族群界限没有那么清晰，生活方式也相当趋同，只是在种种政治和文化的角力中，才逐渐分出了你、我，分属了两个国家。这个被杜树海称为“动态过程”的历史研究，不仅超越了过去单纯以现代国家边界画地为牢的“民族史”或“中外关系史”，也改变了过去从中原王朝视角，来观看边缘地带的“边疆史地”领域。特别是我上面所说的，这部著作，和近来其他有关岭南和西南的若干著作一道（读者可以注意近三十年里，国内外有关岭南和西南历史研究著作的数量之多），改变了历史学界在边疆和族群历史研究中，“北重南轻”或“北多南少”的学术地图。

写这篇序，多少有些忐忑不安。为什么？因为我其实并不了解杜树海博士和他的研究领域，甚至我从来没有和他见过面。我想，更合适的序文作者应当是他在中山大学时的老师，即陈春声教授和刘志伟教授。我之所以答应来写这篇序文的缘由，只是若干年前全国百篇优秀博士论文评选中，我曾受命评审过他的博士论文。现在，杜树海博士把他的这篇博士论文修订增补出版，希望我给它写一篇序文，我想到最近正在思考的一些问题，刚好与杜树海博士的论著有某种联系，于是，这里我把一些想法简单地写出来，权当这部新著的序文，向杜树海博士和广大读者请教。

（葛兆光，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及历史系特聘资深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