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野、陈兆源

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后，不同国家间的高级别会议是观察国际抗疫合作的重要窗口。相较于区域层次的国际会议，全球层次上的国际会议数量较少。从G20和WHO此次的成效来看，全球抗疫合作至少面临两方面的困境。一是大国协调存在困难，主要体现在特朗普政府对中美合作氛围的破坏；另一个困境在于主要发达国家，尤其是美国，对多边机制的态度转变。全球合作的成效不彰与某些发达国家国内近年兴起的这轮民粹主义有着直接关系。中国应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积极推进全球合作取得更多成果，进一步在多边框架下与有关国家展开政策协调，通过全球合作的一步步成效来尽量规避上述负面循环的出现。

重大传染病是全人类的敌人，需要各国齐心协力、团结应对，全面加强国际合作。然而在此次公共卫生危机的应对中，全球层次的抗疫合作收效甚微，反而是某些国家的“甩锅”、推责等行为一再发生。相比应对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的全球合作，应对新冠疫情的全球合作显得更为有限。

疫情暴发后，不同国家间的高级别会议是观察国际抗疫合作的重要窗口。2020年2月以来，关注新冠肺炎疫情的主要政府间国际会议包括各国领导人出席的特别峰会、侧重疫情防控和公共卫生领域的部长会议、侧重应对疫情所造成的经济影响的部长会议和既有合作机制框架下的外长会议。从合作层次来看，这些会议大多属于区域层次，比如欧盟、东盟与中日韩（ASEAN+3）、非盟、上海合作组织的相关会议。相较于区域层次的国际会议，全球层次上的国际会议数量较少，特别是二十国集团（G20）和世界卫生组织（WHO）框架下所取得的成果不及预期。

尽管G20特别峰会声明呼吁，“应对疫情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全球行动、团结和国际合作”，但G20所取得的成果仍旧不足以打消人们对未来疫情应对和经济复苏过程中的多边合作所持的悲观情绪。世界和平论坛秘书长、清华大学教授阎学通谈及该声明时表示，“凡是呼吁的事都是难以做到的事。既然大家呼吁全球合作抗疫，就说明任何国家都没有领导全球抗疫的能力”。相比为应对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召开的G20华盛顿峰会、伦敦峰会和匹兹堡峰会所发表的声明，此次应对新冠肺炎疫情的峰会声明的确显得轻描淡写、泛泛而谈。4月召开的G20卫生部长特别会议同样成果有限。此次会议未发表联合公报，只发布了共计6段的简短声明，这与原本计划发布的多达52段的公报草案相距甚远。

世界卫生组织，作为联合国下属的专门机构，是最为重要的政府间卫生组织之一。然而，部分国家却在疫情发生后以政治化的方式为通过WHO实现抗疫合作制造困难。4月14日，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新冠肺炎疫情简报会上宣布美国政府将暂停向WHO提供资金。在5月18日公布的写给WHO总干事谭德塞博士的信件中，特朗普更是以美国永久停止对WHO的资助，且考虑退出WHO相威胁，要求WHO在未来30日内进行重大实质性改革。时限未至，特朗普便在5月29日宣布将终止与WHO的关系。特朗普的举动损害了WHO的权威与行动能力，为WHO框架内的国际合作增添了困难。

从G20和WHO此次的成效来看，全球抗疫合作至少面临两方面的困境。一是大国协调存在困难，主要体现在特朗普政府对中美合作氛围的破坏。在3月美国股市发生历史性暴跌后，特朗普突然将此前使用数周的“冠状病毒”改口为“中国病毒”。美国政界亦开始有针对性地指责中国在疫情中刻意隐瞒情况，特朗普政府继续在5月强化了无任何实际证据支持的新冠病毒实验室起源论。美国的上述观点和行为使中美关系跌至谷底。

全球抗疫合作的另一个困境在于主要发达国家，尤其是美国，对多边机制的态度转变。2016年以来，以英国脱欧公投通过和美国特朗普政府频繁“退群”为标志，多边主义开始遭遇一系列冲击。有评论家指出，这次疫情可能是一个多世纪以来第一次无人向美国寻求领导的全球危机。在两个多月的时间里，美国死于新冠病毒的人数超过了过去70年美国在朝鲜战争、越南战争、波斯湾战争、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中死亡的人数，但特朗普对多边机制的态度似乎并未有所改观，反而更趋负面。可以说，特朗普政府在国内应对疫情的表现越是糟糕，就越需要寻求外部的推诿对象，多边国际组织自然也在目标之列。

事实上，大国协调的困难和主要发达国家对多边机制态度的转变在新冠病毒开始传播之前就已经存在，发达国家内部的民粹主义则是导致当今全球抗疫合作困境的主要因素。作为一种历史悠久的政治运动，民粹主义在当今西方社会焕发出新的力量，成为许多国家国内政治中不可忽视的部分。此次疫情中，全球合作的成效不彰与某些发达国家国内近年兴起的这轮民粹主义有着直接关系。

其一，民粹主义使疫情成为不满全球化的新论据。新冠病毒危机成了本土民族主义者和贸易保护主义者的政治礼物。疫情加剧了人们对开放边境以及开放经济的担忧，民粹主义则使得将疫情归咎全球化的做法更有市场。一些政治人物利用疫情推行其逆全球化政策。美国商务部长威尔伯·罗斯（Wilbur Ross）在1月底病毒爆发初期表示，公共卫生危机有利于将制造业工作岗位吸引回美国。白宫贸易委员会主任彼得·纳瓦罗（Peter Navarro）则将新冠病毒作为对美国允许太多工厂生产迁到美国以外地方的严酷提醒。甚至本应更多通过国际合作加以解决的抗疫物资缺乏问题，也被归罪于全球产业链过长、过细带来的脆弱性和不稳定性。

其二，民粹主义使疫情应对中的专业性权威受到削弱。此次疫情中，民粹主义对精英和权威的不信任助长了反智主义（anti-intellectualism），一国内部的专业人士和专业性的国际组织似乎都无法将其说服。一些政客对反智言论的迎合以及传播更加浊化了舆论环境。例如，特朗普曾建议可通过注射消毒剂和照射紫外线的方式治疗新冠病毒。此外还包括5G技术有助于传播新冠病毒的反智言论。关于病毒的“实验室起源论”也反映出民粹主义者对专业领域罔顾事实的质疑。特朗普不理会美国科学家对病毒起源研究的大量证据，反而敦促情报部门收集支持“病毒起源于实验室”的信息。国内民粹主义者对WHO等专业性国际组织的不信任也使特朗普在采取相应的单边主义行动时更为果决。

其三，民粹主义使疫情政治化从而增加国际合作的成本。各国因自身条件不同，在疫情应对上不可避免地存在差异，然而民粹主义却让这些差异从相对理性的治理绩效比较滑入“指责游戏”（blame game）甚至意识形态对抗。一些西方媒体和政客“逢中必反”，使政治凌驾于科学之上，将中国的防控措施政治化，甚至批评中国对他国的捐赠是为寻求战略影响力的“口罩外交”。对疫情的政治化使原本的“低政治”议题与更为敏感的国家安全、意识形态等“高政治”议题缠夹不清，抬高了全球抗疫合作的交易成本。

概言之，全球抗疫合作所面临的困境与主要发达国家内部民粹主义密切相关。这一思潮及其已产生的政治结果正在对当下应对疫情冲击的政治决定产生消极影响。民粹主义使得疫情中归咎全球化的做法更有市场、削弱了疫情应对中的专业性权威，并且推动疫情政治化。罗伯特·基欧汉曾针对国际合作机制的有效性指出：“有效的规则将要求普遍的自愿性服从。为使这种服从能够发生，参与者就必须接受规则的合法性，即符合公平准则。根据这一论点，有效的国际机制要求发展一种体制支持性的意识形态。”民粹主义者掀起的逆全球化思潮正是侵蚀了支持国际制度的观念基础，使得全球抗疫合作成效不彰。

作为全球化的主要支持者和受益者，中国需要高度关注全球经济在各领域的脱钩趋势，尽力避免某些西方政客和商业利益集团利用此次疫情推动逆全球化，并警惕疫情的负面影响蔓延至其他相关领域并被意识形态化。为达此目标，中国应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积极推进全球合作取得更多成果，进一步在多边框架下与有关国家展开政策协调，通过全球合作的一步步成效来尽量规避上述负面循环的出现。

（田野，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陈兆源，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助理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