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四五”时期，随着经济发展进入新阶段，我国需要在打通生产、分配、流通、消费各环节难点和堵点的同时，依托高水平对外开放，推进国内国际双循环互促式新发展。可见，不论是国际层面还是国内层面，一体化和高质量是我国推动构建新发展格局的重要着力点。

对标国际营商规则 构建统一大市场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指出，我国已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不仅要畅通国内大循环，促进资源要素顺畅流动，破除制约要素合理流动的堵点；还要促进国内国际双循环，完善内外贸一体化调控体系，以创新驱动、高质量供给引领和创造新需求，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笔者认为，这里蕴含着五重内涵。一是“畅通国内大循环”，意味着需要对标国际营商规则，打通生产、分配、流通、消费各环节的难点和堵点，破除行业垄断和地方保护阻力，更有效地服务于市场主体，激发微观主体在各个环节领域的市场活力，通过市场机制形成需求牵引供给、供给创造需求的更高水平动态平衡。二是“促进资源要素顺畅流动”，这需要强有力的制度改革和创新，促进不同地区和行业标准、规则、政策协调统一，通过提升贸易自由化和投资便利化，加快构建一体化的国内统一大市场，畅通国内大循环。三是“促进国内国际双循环”，这需要将加快构建一个要素市场化配置的、竞争有序的统一大市场作为前提条件。现实中，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标准下出口产品转内销面临着对接适配性问题。营造要素市场一体化，需要重点消除国内大循环中的内贸信用“堵点”，进而发挥超大规模市场优势，促进内需和外需、进口和出口、引进外资和对外投资协调发展。四是“完善内外贸一体化调控体系”。当前，除了依托国内大市场，推进同线同标同质、建设国内国际双循环的内外贸一体化的统一大市场是根本保障，也是推动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支撑。五是“以创新驱动、高质量供给引领和创造新需求”，这意味着新发展格局下宏观经济政策更倾向于支持行业、企业进行研发创新，并强调创新形成的高质量产品供给能够引领和创造市场新需求，具有充分的市场适配性。因此，对标国际营商规则，着力推进全面开放，加快构建一个竞争有序的统一大市场，并以此提升供需适配性，对于实现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至关重要。

统一大市场建设的核心在于能否实现要素市场化配置和竞争有序的市场秩序。不过，在遵循市场规律的同时，统一大市场的规则以及运营和监管机构还需要紧跟市场化、一体化、国际化和高质量发展的要求。在国际层面上，虽然我国建立了拥有100多个成员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但仍需要明确“一带一路”成员方的经贸和投资结算方式与治理机制等，对标国际一流营商规则，在推进共建统一大市场的过程中，借鉴市场化、一体化和国际化的通行规则和做法，积极推动共建“一带一路”。在区域层面上，我国需要以积极加入《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和《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等为契机，进一步深化中国—东盟自贸区10+1模式下，特别是中国与RCEP、CPTPP成员方之间贸易自由化和投资便利化，推动我国对外贸易高质量发展。

依托中心城市 畅通国内国际双循环

2020年8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扎实推进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座谈会上强调，紧扣“一体化”和“高质量”两个关键词抓好重点工作，上海和长三角区域不仅要提供优质产品，更需提供高水平科技供给，支撑全国高质量发展。“十四五”时期，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将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题，以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以改革创新为根本动力，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为根本目的，统筹发展和安全，加快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

为此，我国长三角和珠三角等沿海省市，需要着力推进全面开放、贸易自由化和投资便利化，加快建设成为联通国内国际双循环的中心枢纽城市和中心节点城市，依托一体化和高质量发展，构建新发展格局。现实来看，以上海为龙头的长三角区域需要借力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以下简称“进博会”），重点聚焦区域一体化和高质量发展，统筹兼顾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战略和有效畅通国内国际双循环，这就体现了“一体化”和“高质量”两个关键词。没有国内国际双循环的一体化，就难以实现高质量循环。其中，上海应打造成为“双循环”的中心枢纽城市，发挥进博会联通国内国际的汇聚效应和放大溢出效应；毗邻上海的浙江杭州、江苏南京、安徽合肥等则需积极构建成为“双循环”的中心节点城市。但我国长三角、珠三角城市目前都需要解决一个核心问题，即是否拥有或拥有哪些代表中国制造水平、彰显世界一流品质的产品或品牌。这些区域内的中心城市只有做出更多专精特新的高质量产品，才能更好满足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战略、粤港澳大湾区建设需要，加快优质产品和高水平科技供给。除此之外，我国还应充分发挥区域梯度互补优势，建设竞争有序的国内统一大市场，着力解决核心技术的“卡脖子”问题，推动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我国东中西部的中心枢纽城市和中心节点城市以及中小城镇，需要发掘自身的要素禀赋、比较优势和竞争优势，以一体化和高质量发展为支撑点，依托高质量产品供给引领和创造新需求。同时，需要通过改革和创新，加快关键行业领域发展，尽快解决集成电路、生物医药、医疗器械、人工智能等领域的“卡脖子”问题。例如，苏州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可充分发挥苏州作为畅通国内国际双循环的中心节点城市，以及东部沿海城市在经济发展上的先发优势，借助我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实现区域产业梯度互补协作，进而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

推进国内国际双循环互促式新发展

从国际层面来看，推动国内国际双循环互促式发展，重在提升我国与其他国家或地区的一体化水平，共同实现高质量发展。第一，积极推动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工业园区。重点加大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工业园区国际化建设，形成“一带一路”工业园区投资贸易合作机制，发挥这些园区在我国国际大循环中的枢纽功能，在一定程度上缓解国际贸易摩擦带来的压力。第二，增强双边贸易和自贸区建设。深化中国—东盟自贸区贸易自由化和投资便利化层级，重点加大对东盟国家的有效贸易和投资布局。积极加入RCEP和CPTPP等自贸区协定，通过开拓一体化的统一大市场畅通国内国际双循环，推动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第三，积极推动中欧双边投资协定。充分重视中国对欧盟贸易占比边际递减态势，挖掘贸易合作潜力，扭转贸易占比下降。中欧双边投资协定目前被欧洲议会冻结，但该协定若能顺利实施，将进一步扩大中欧双方投资领域，推动更高层次的相互开放和高质量投资，使中欧市场向一体化和高质量发展的方向迈进。

从国内层面来看，推动国内国际双循环互促式发展，重在畅通“堵点”，推动国内大市场建设和高水平开放。第一，增强科技创新和产业安全。这就需要加强政府层面对科技、产业链和创新的支撑力，不断增强企业内在的技术创新需求和能力，并在强化知识产权保护以激发企业创新活力与加强反垄断以保持企业竞争活力之间有机协调，进而在有效解决“卡脖子”难题的同时，助力打造先进型国家创新体系建设。第二，重塑影响企业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支撑点。近年来，我国企业应收账款占用资金问题日趋严峻，极大抑制了企业内部贸易资金流通。据此，我国应大力推进征信一体化建设，加快打造信用数据共享平台，切实打通国内大循环中的信用“堵点”，为实现企业高质量发展提供关键支撑。第三，提升对外开放水平，有效落实高标准协定。这是中长期内我国改革和发展的方向。这就需要全面提高对外开放水平，自上而下进行深层次改革，完善外商投资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管理制度，推动贸易自由化和投资便利化。我国于2021年1月发布的《建设高标准市场体系行动方案》，从市场体系制度、要素资源配置、市场环境质量、市场开放宽度和市场监管机制五大方面，为推动市场一体化和高质量发展提出了具体措施，将为我国建设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奠定坚实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