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几十年，中国的经济发展有两个显著特征：一是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中，出口和投资的作用显著，但消费相对疲软；二是过去的经济增长主要依赖低端的劳动密集型制造业的扩张，生产成本较低、产品附加值低、技术含量低。

然而，我们曾经非常擅长的发展模式将来不得不发生改变。怎么改变？变成什么样？我从两方面分享自己的观察和思考：一是短期宏观经济走向，特别是对2023年的经济展望；二是我国未来的经济增长模式变化。

短期宏观经济走向

2022年经济较为疲软，面临三重压力——需求收缩、供给冲击和预期转弱。2021年年底，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2022年的宏观经济政策目标是“稳字当头，稳中求进”，希望通过宏观经济政策来支持2022年经济增长保持稳定。实际结果是：2022年一季度，GDP增长超过4.4%。原本预期二季度增长会反弹，但受疫情冲击却跌至0.4%。三季度增长恢复至3.9%，全年增长为3.0%。

从2008年全球危机以后，我们就一直在努力尝试转变这样的经济增长模式。为什么要转变？有两个原因：一是作为大国经济，出口很难再长期支持经济增长；二是受疫情冲击，国外经济增长也不是特别理想。因此，在全球金融危机以后，我们一直强调要更多地依靠内需来拉动经济，希望让消费在增长中发挥更大作用。

2000年，我国社会总消费在GDP中的占比为62%左右，但到了2010年下降至47%，10年减少15个百分点，这是实实在在的消费疲软的证据。客观来说，我国消费在2009年之后有所改善，经过十多年的变化，现在大概维持在55%左右，说明消费拉动经济的作用在回升。但疫情之后，尤其是最近在经济复苏中，消费再次遇阻。

我国过去的增长主要依靠投资和出口。如果经济碰到困难，比如在亚洲金融危机期间，政府就靠扩大基础设施投资稳经济，这在过去习以为常。这轮疫情后，中国又回到依靠固定资产投资来稳经济的局面，所以会让人有“昨日重现”的感觉。事实上，如今之情况尚不及过去，因为过去还有持续增长的出口的支持，如今出口也日渐艰难。

2023年的经济走势如何？挑战又有哪些？我认为，2023年的经济情况会有好转。新一届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从导致经济疲软的四方面因素着手，对宏观政策做了微调或转向：

我国从1998年开始实施商品房政策，此后房地产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一直保持在30%左右。但从2021年7月恒大债务违约开始，房地产行业就出现了融资危机。面对当前的经济下行压力，最近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对房地产行业的总体政策略有转向，要求金融机构提供足够的融资支持，助力行业继续健康运行。会前已经出台一些政策调整，比如“保交房”政策。因此，政策调整在短期内对房地产行业是利好消息，对经济的负面影响应该也会减小。

2022年二季度，经济增长突然下跌，很大程度上与疫情防控政策相关。香港中文大学宋铮教授公布的调查数据显示，从2022年3月底至4月，即疫情防控非常严格的这段时期，全国公路上的货车流量下降2/3，说明疫情防控迫使很多物流和交易停顿。目前全国疫情防控政策已经放开，经济活动会稳步复苏。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对平台经济发展做了正面表述。过去一、两年，平台经济受到的压力非常大，影响到行业发展与增长态势。现在针对平台经济的专项整治已经结束，将来会走向常态化监管，以使其更好地发展。高层强调平台经济要“在规范中发展，在发展中规范”，最终目的是让其做大、做强、做好。这些政策表述并不意味着对平台经济的支持政策会回到原来的高度，但起码今后的政策会比前两年积极很多。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

2023年，财政政策支持增长的空间相对有限。原来是中央和地方一起发力，但现在地方可以动用的增长资源减少。过去几年，地方财政改革采用所谓“关后门，开前门”，通过融资平台举债来支持增长已经困难，此外，由于房地产市场不好，地方政府卖地的收入也明显减少。总之，2023年的财政政策在支持增长方面会发挥积极作用，但空间有限。

相比之下，货币政策的空间可能更大一些。最近几年我国一直实施稳健但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但利率调整幅度比较小。其中一个原因可能是因为美联储连续加息。这对我国的货币政策空间产生了挤压。虽然我们追求“独立的货币政策”，但如果国际市场的利率远远超过国内，就不可避免地会加大资本外流压力。但现在看美国通胀率已经见顶且下行，美联储加息也接近尾声，这就为我国央行通过宽松货币政策稳增长提供了更多空间。

消费非常关键

上述各项积极政策都有利于2023年经济恢复，同时投资仍然是增长中的决定因素。短期内，希望出口能稳下来。据说江浙一带很多企业和地方政府到海外市场去抢订单，但能不能抢到、能抢到多少也不清楚。目前出口形势比较严峻，剩下就看消费。

短期内，我对消费并不乐观。前面讲到，我国消费从2000年到2010年一直疲软，从2010年到2020年有所复苏，但目前受疫情冲击又再度乏力。我国消费增长的速度低于经济增速，尚且不是经济增长的主要推动力量。

我国消费为何一直不振？

第一，居民家户收入在国民收入中的比重不高，甚至有所下降。老百姓收入增长赶不上国民收入增长，消费增速肯定比GDP增速低，毕竟消费和收入分配有关。

第二，居民家户之间的收入分配不平等，影响到社会总需求。经济学里的“消费倾向”，指的是当你有100元收入，你会花掉多少元。穷人的消费倾向较高，其月收入可能只有1000元，开销可能达到1100元，即有可能借钱消费。富人的消费倾向较低，可能每月有10万元收入，最多只消费5万元。由于穷人和富人的消费倾向不同，富人难以提高消费量，穷人无钱消费，所以收入分配的不平等最终导致社会总需求下降。

第三，社会保障体系不完善。美国现在面临巨大的通胀压力。2021年5月，美国前财长萨默斯在《华盛顿邮报》上发文表示，美国通胀压力的首要原因是疫情期间老百姓多出2万亿美元的储蓄，一旦疫情稳定，老百姓就会把这些钱花出去造成通胀。这里反映了一个事实，美国因为拥有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老百姓即便没有收入也可以获得基本的生活保障，所以老百姓愿意消费，敢于消费。疫情期间，美国政府一直给老百姓发钱，即便它的经济活动、就业和收入受疫情冲击，但老百姓的消费需求并没有受太大影响，其通胀源于社会消费需求强劲而生产供给较弱。

我国的情况正好相反。我国在早期疫情防控得力，快速复工复产保证了生产供给相对稳定，但老百姓的需求受到疫情严重冲击。除了已提到的居民收入低、居民收入分配不平等、社会保障体系不完善等原因外，我国较长时间采取严格防控措施也影响到老百姓的就业和收入，最后影响到社会消费需求。

疫情期间，很多专家学者一直呼吁政府给老百姓发钱以刺激消费，尤其是要发给因疫情而失去收入的人。但中国政府偏好基础设施投资，而投资难以直接帮助受疫情冲击严重的低收入群体，很多失业的老百姓已经花掉疫情前的全部储蓄。由于没有额外的政府补贴，社会保障系统也不完善，所以短期内我们的消费也不可能实现明显反弹，更不可能出现萨默斯所预期的美国式通胀。随着疫情防控政策放开，经济活动恢复正常，2023年的社会消费会有反弹，但老百姓的消费不太可能出现“报复性反弹”，报复性消费最多在高收入阶层和个别消费领域出现。

因此，2023年的经济稳定最终还是要靠投资。制造业的投资能不能起来取决于国内外订单的恢复情况。政府用于基础设施的投资比如新基建、数字基础设施等领域的投资仍将对稳经济发挥最大的作用。消费会温和反弹。出口面临压力。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期2023年全球会有1/3的经济体出现萎缩，这意味我国2023年的出口很难再像过去那样保持高增长。

2023年的经济走势会是“宏观反弹，微观困难”。宏观反弹，是因为防控政策放开后，经济活动会恢复，经济增长会复苏。

微观层面，首先是消费快速复苏比较困难。经过三年疫情，居民资产负债表已经变得非常困难，储蓄消耗殆尽，且有不小的零储蓄群体。尽管中国也有高收入人群，受疫情冲击严重的服务类消费也有明显反弹，但整体的消费只能温和复苏。

微观层面的困难还包括中小微企业。疫情期间，美国的政策主要是保老百姓生活，供给相对疲软但社会需求依然强劲。我国的政策主要是保中小微企业等市场主体。中小企业吸纳了全国80%的城镇就业，保企业就是保就业和民生，最终对稳消费、稳经济、稳增长有帮助，但在做法上局限于让金融机构给中小企业发放贷款。尽管过去三年经济很困难，但中小企业贷款在2020年增长30%，在2021年和2022年增长25%，这说明金融机构顾大局。但从另一个角度看，这些政策与经济规律不合。假如你是银行行长，在经济困难且中小企业发展不稳定时，你对企业放贷应更加谨慎，但却要响应政策增加贷款。

2021年年底，民营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的资产负债率已经超过国企，这是一个历史性转变。全球危机以后，民企和国企的资产负债率明显分化，国企的资产负债率相对平稳，民企直线下降。当时所谓的“去杠杆”政策导致民企借不到钱，甚至在2017年、2018年引发民企融资危机。但没想到几年过去，民企的资产负债率已经超过国有企业。从积极的角度，说明民营企业融资难问题得到缓解，从消极的角度，民企的资产负债率越高，杠杆率越高，下一步发展的约束和挑战越多。企业杠杆率太高意味着一旦现金流出问题，企业将无法继续生存。2009年，哈佛大学经济学教授莱因哈特和罗格夫共同著书《这次不一样》，回顾了过去800多年金融危机的教训，其中条就是借债过多，早晚要出问题。

综上所述，2023年我国的宏观经济形势会改善，但微观层面的困难还会持续。解决问题需要时间，由于家户和中小企业的资产负债表出现困难，经济复苏会比较缓慢，消费也难以出现报复性反弹。

因此，当步入新的发展阶段，经济发展就需要新的增长模式。

新的增长模式

目前我国经济发展正在进入新阶段。这个新阶段与过去相比有几个新特征，包括2035年要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2049年要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而实现这些目标要靠经济的高质量发展。

从经济学来讲，高质量发展就是效率提高、技术进步，增长不能再是过去那样粗放式了。北大国发院和布鲁金斯学会联合发布了《中国2049》研究报告。这份报告提到，和过去40年相比，我国未来30年经济增长模式会发生变化，具体有三个原因：一个是低成本优势不再持续，一个是人口红利变成了人口老龄化，还有一个是经济全球化趋势出现逆转。这意味着我们的经济增长模式要发生改变。

过去我国具有低成本优势，增长方式是粗放式的要素投入型增长。现在我们即将达到高收入水平，需要生产具有更高附加值、更高技术含量和更高质量的产品才能保持国际竞争力，否则就会陷入所谓“中等收入陷阱”。很多国家因为生产成本提高，但没有能力创新产品，使经济增长难以为继。就此而言，未来的增长要更加关注创新。同时，经济全球化趋势已出现逆转。过去我国的增长模式是“两头在外”，今后则更多要靠国内市场来推动。

“双循环”经济格局

决策层提出了“双循环”，即以国内经济大循环为主，国内国际两个循环相互促进。在改革开放的头30年到40年，我国主要以国际经济大循环为主。1978年改革开放以后，我国赶上了世界经济全球化浪潮，很快就参与到国际劳动分工中。在改革开放的头30年，对中国经济增长贡献巨大的两个因素都与外部经济有关，一是出口市场大幅增长，二是外商投资大增。但今后再想依靠这两个因素维持增长已非常困难，因为全球市场的开放度在下降。

此外，中国从小经济体变成大经济体。此前，中国对国际市场的供需调整不会产生太大影响，但如今中国每做一个微小的调整，全球市场都会有反应。形象的表述就是中国买什么，什么就变贵；卖什么，什么就变便宜。因此，中国像过去那样年均出口增长20%且连年成为全世界最大的外国直接投资接受国的时代已经一去不返。这也是我们提出构建“双循环”经济发展新格局的大背景。

国内经济大循环的核心有两点，即供给和需求，关键是把这两个核心点循环起来。

供给方面，我国人均GDP已从改革开放之初的200美元上升至12600美元，人民生活水平有极大改善，劳动力成本也提高很多，所以我们必须要生产与成本相匹配的产品才能在国内外市场保持竞争力。

供给方面的核心问题是如何创新。经济学认为创新最终体现在总要素生产率提高，产品质量持续改善，产品的附加值比例不断增长，即实现高质量经济发展。

从这个意义上说，新经济模式的核心问题是能否实现创新。如果能创新，供给才能持续增长。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一项研究结果表明，一个国家的人均GDP越过16000美元后不再容易保持增长。这也是我们将来的挑战。

同时，创新是全方位的创新，既可能是学习模仿式的创新，也可能是原创性的科技创新，还可能是商业模式创新。这些创新都很重要，但决策层可能会更加偏好科技创新。不管哪种创新，最终要看能不能提高生产效率。

需求方面主要指消费。我们投资相对强劲，消费能不能起来对经济可持续增长就很重要。全球金融危机以后，我们一直强调要增强国内需求对经济增长的支持作用，而国内需求归根到就是消费。

消费能在经济增长中发挥多大作用？学界对此有很多争议，包括我们北大国发院很多老师的看法不一。有人认为下一个阶段不能再像过去那样依靠出口和投资，要更多地依靠消费。也有人认为消费拉去增长不可靠，过度依靠消费促增长的国家最后都发生危机。我的看法是，未必一定靠消费拉动需求，如果没有真实的消费动力，消费的拉力也不可持续。因此，我不太赞同所谓“刺激消费”的说法，因为消费最终要由收入和信心支持。拉动消费需要有完善的社保体系，老百姓手上有100块钱要敢于都花出去，否则还会存下50块钱，以备不时之需。疫情初期，尽管居民收入受到影响，但储蓄率依旧上升。

消费在经济中应该有一个适当的比例，因为如果没有消费需求，投资就会变成过剩产能，最后增长也无法持续。我国投资很强劲且消费疲软，但为什么产能过剩的问题一直没有爆发？因为产品大都出口海外，尤其是美国。美国消费很强但投资不足，我国刚好相反，两者互补，这也是为什么美国有一位历史学家发明了一个词叫Chimerica，即当美国经济和中国经济互补时，双方经济中的失衡得以对冲。然而，过去通过出口来消化国内过剩产能的做法在未来将要失效，因为出口局面已变，消费在经济中的比例需要提高。

消费占经济的比重多少才合适？可以跟其它国家做一个比较。目前我国消费占GDP的比例大概是55%，日本大概为75%，英国、美国都在82%以上。如果中国的消费占比达到75%，对中国经济甚至世界经济都将带来巨大影响。

中国经济的世界级影响力

改革开放四十多年，中国经济产生了两个世界级影响力。

一是低端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到国际市场，对世界经济产生影响。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在国外买的纪念品基本都是中国制造。当时我国产品在国际市场上占到1/3甚至更高的份额，我国大量出口产品压低了各国的通胀压力。在全球金融危机之前，时任美联储主席格林斯潘的货币政策很宽松，经济增长很活跃，就业很充分，但没有发生通胀，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美国大量进口中国制造的廉价商品，稳住了消费品价格。因此，我国低端制造业产品的大规模出口降低了各国的通胀水平，这是中国经济具有世界级影响力的表现之一。然而随着劳动力成本上升，我国在这方面的优势渐失。

二是从本世纪初起，中国在大宗商品市场开始发挥很大作用。我国从澳大利亚进口了很多铁矿砂，使得澳大利亚近20年都没有出现经济下行周期。一般而言，经济周期会五六年发生一次，但澳大利亚维持了25年的繁荣，原因就是我国在当地投资以及对当地大宗商品的强劲需求。当然，中国经济的这一世界级影响力也在消退。

中国经济的下一个世界级的影响力可能来自中国的消费市场。

中国有14亿消费者，并且刚要迈入高收入经济门槛。目前我国的社会零售总额已经排名世界第一。如果国民收入能持续增长，未来最令人兴奋的故事就会发生在中国的消费市场。我国的消费不仅可以和供给创新实现良性循环，持续推动中国经济增长，还会吸引全世界生产者的关注。

当然这是一个非常乐观的预期，问题是我国的消费在过去一直不行，如今怎么才能转好？我认为主要措施有以下几方面：

1. 通过初次分配让居民收入占国民收入的比重上升，降低政府和国企在整个收入分配当中的比重，把更多的钱分到老百姓手里；

2. 增加家庭之间的收入分配平等程度，这需要政府出台适宜的再分配政策；

3. 建立完善的社保体系，让老百姓敢于把手里的钱花出去；

4. 推进城市化。我们曾经做过一个研究，发现城市居民年均消费量比农村居民要高三倍多。

由于人口老龄化和人口总量减少，我们未来30年的社会消费需求面临下行压力，但如果考虑到收入增长、社保改善、收入分配优化和城镇化推进等因素，我们的消费依然有非常强劲的增长潜力。

综上所述，如果过去的经济增长主要依靠投资和出口，未来就要让消费成为增长的主要推动力。中国消费市场的壮大既造福中国生产者，也惠及全世界的生产者。

这里讲的消费不是指购买奢侈品等高端消费，而是大众消费。随着老百姓生活水平不断提高，对美好生活的需求不断增加，对产品和服务的数量、质量需求将不断提升，创造一个世界级的经济发展机会。

为此，具体的经济活动也需要转向。过去我们以低端制造业和粗放式增长为主，将来需要更多地转向绿色、创新、数字经济。总之，经济增长潜力依然巨大。

从国内经验来看，经济活跃地区的特点有以下三方面特点：

第一，市场真正在资源配置当中发挥作用；

第二，企业家努力拼搏，碰到困难也不放弃；

第三，政府是有为政府，重点维持市场秩序，提供基础设施，克服市场失灵。

凡是在这三个方面做得比较好的地方，经济向上的力量就难以阻挡，比如国内的珠三角和长三角地区。总体而言，我对中国经济发展的前景适度乐观，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完全有可能实现，但前提是政府、企业、市场三方合力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