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德斌:历史学中的“国际关系”研究
2020年10月18日  |  来源:四川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  阅读量:6372

人类几千年文明史演进的过程中,帝国很早就出现了。有学者甚至认为第一个殖民帝国出现于公元前 3200—前 1200 年,即埃及人在非洲进行殖民扩张的时代。如果我们以欧洲的历史演进为基准,就会发现,从古代世界的阿卡德帝国、巴比伦帝国、波斯帝国、埃及的中央王国和新王国、亚历山大帝国、罗马帝国、孔雀与笈多帝国、秦汉王朝,到中世纪的拜占庭帝国、阿巴斯帝国、高棉帝国、蒙古帝国、明王朝、神圣罗马帝国、马里帝国、阿兹特克帝国和印加帝国,再到现代的奥斯曼帝国、莫卧儿帝国、葡萄牙帝国、西班牙帝国、俄罗斯帝国、大英帝国、法兰西殖民帝国、德意志第二帝国和纳粹德国以及东亚的大清帝国和大日本帝国等,每个不同的时代,都是以几个庞大的帝国对世界的支配为标志的。在这其中,现代帝国与古代和中世纪帝国的一大差别是,现代帝国都有一个核心民族作为支撑。

第三,现代欧洲帝国都自视为罗马帝国的继承人,都有一种肩负重任的使命感,并且都认为自己所奉行的宗教信仰和价值观是普世的。帝国不仅要东征西讨,还要把自己奉行的宗教信仰和价值观传播给世界。即使奉行伊斯兰教的奥斯曼帝国,在 1453 年攻陷君士坦丁堡之后,也自认为秉承了罗马的衣钵,以罗马帝国继承者自居,号称 “罗马苏丹国”,尽管它要征服的就是罗马帝国留下来的基督教世界。奥斯曼人改称君士坦丁堡为伊斯坦布尔,土语中就是君士坦丁堡之意。西班牙人信奉天主教,认为自己的使命就是代表罗马向欧洲和美洲传播天主教,特别是宗教改革之后。奥地利的哈布斯堡王朝继承了西班牙表亲的精神,自命为反宗教改革的先锋,同时还作为欧洲文明的保卫者,守卫在防御异教徒的最前线。君士坦丁堡被奥斯曼人攻陷之后,俄罗斯人将莫斯科称作 “第三罗马帝国”,他们自视为拜占庭帝国覆灭后唯一的继承人,宣扬东正教,同时与奥斯曼帝国和英、法等在欧洲、中东和中亚竞争势力范围。英国是新教国家,在欧洲和美洲领导新教运动,对抗西班牙和法国的天主教势力。法国也是天主教国家,曾经与罗马教廷站在一起,但在 1789 年法国大革命过后 “升华”了帝国的使命,自认为是全世界 “自由”和 “民主”的旗帜,将法国的帝国主义定性为 “文明的使命”,后来不列颠人也如法炮制。但是,当这些欧洲帝国开始瓜分世界的时候,它们开始 “捐弃前嫌”,共同为他们的殖民扩张和在殖民地的统治制造理论和法律根据,这就是其所谓 “文明标准”。19 世纪中叶之后,这些相互竞争的欧洲 “列强”多次召开有法学家参加的国际会议,把全世界按照它们的价值观分成了 “野蛮的”“蒙昧的”“未开化的” “半开化的”和 “文明的”等几个文明等级,实际上是把世界分成了 “文明的”和 “野蛮的”两部分。“这套文明等级的标准起初并不严格,不过,经过几个世纪的沿革和变化,它慢慢地趋向稳定,及至 20 世纪初,形成了一套经典化的论述,被编入国际法原理,被写进政治地理教科书,被嵌入欧洲国家与其他国家签订的不平等条约,最后形成欧美国家认识世界的基础”。1905 年日本击败沙皇俄国在欧洲引起震撼,这个 “弹丸小国”挑战了“文明标准”的权威性。一位日本外交官讽刺地说: “至少在现代的野蛮屠杀方面,我们证明了与你们的平等,随后便立马成了坐在谈判桌前的你们所谓的文明人。”这些 “文明标准”不断演化,实际上成了西方所主导的世界秩序核心价值观的起源。

当今世界正在迎来一场 “百年变局”,而百年前的世界正是西方列强和东亚新兴的日本主导的世界,是一个帝国主导的世界。因此,我们在这样一种时刻 “反思”帝国,厘清 “现代”帝国的来龙去脉,具有特别的现实意义。现代帝国与民族国家的关系并不是绝对的 “非此即彼”; 帝国都是些多样性与多元化的共同体,但现代帝国 ( 日本除外) 大都以罗马继承人自居,并都企图构建以自己的价值观为主导的世界秩序。帝国的相继解体促成了今天的变局,但帝国要消解的问题并没有完全成为过去。美国历史社会学家克里尚·库马尔在其 《千年帝国史》开头所说的话,道出了我们应该重新认识帝国的理由: “帝国是反省当今迫切的政治议题的一面镜子,甚至是新的世界秩序诞生之前的阵痛。无论我们朝何方前进,似乎都要遭遇这些难题和境况,而历史上的帝国就是先例。”

4“西方”和 “东方”的流变与转化

历史学研究的一条主线,就是西方和非西方之间的分野和演进。冷战结束之后,冷战意义上的“东方”已经不复存在,但 “西方”依然保留下来。“西方”( the West) 与 “非西方”( the Rest) 成为当今世界最基本的分野。但历史地看,“西方”和 “非西方”都不是一个停滞和僵化的存在,而是一个动态的变化过程。“西方”曾经是发达和富裕的代名词,但著名历史学家尼尔·弗格森在他 2006年完成的 《世界战争与西方的衰落》结尾处却这样写道: “100 年前,东西方的边界位于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附近之间的某个地方,现在,这条边界线贯穿着每一座欧洲城市。”实际上,冷战结束之后,西方正在一步步地陷入一种 “困局”之中,这种困局在 2016 年英国公投脱欧和唐纳德·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之后进一步加剧了。世界秩序可能或正在因为西方的困局而发生一次重大的历史变化。

西方并不是一个 “固化”的存在。人们一般都把西方的历史当作是欧洲历史的延伸。但实际上西方不仅是一个地理范畴,更是一个文化范畴,一个超越了欧洲地理界限的文化范畴。就西方的地理范围而言,共有 7 个不同版本,讲述西方的地理变迁,从西欧一隅开始,逐渐向中东欧扩展,直到北美和澳大利亚等。实际上,欧洲历史上的 “希腊世界”与 “拉丁世界”之间就存在着根深蒂固的文化差异,这种差异随着基督教的分裂而不断加剧。可以说,历史上的 “西方”最早的核心部分就是罗马帝国的西部,也就是拉丁教界或罗马天主教界覆盖的地方,与之相对的 “东方”就是东罗马帝国治下的希腊东正教界,而中欧的地位摇摆不定,德国以东部分被认为是分隔 “文明”与 “野蛮”的缓冲区。随着阿拉伯帝国的崛起,西亚、小亚细亚东部、埃及和北非这些曾经属于罗马帝国的“势力范围”相继转入伊斯兰世界,一度形成西方、东方和伊斯兰世界三足鼎立的局面。但是,欧洲东方和西方内部以及它们之间的博弈一直在进行。在西方是教权与王权的博弈; 而在东方,“政主教从”的传统却得到了君士坦丁堡教会的默认。11 世纪罗马教皇发起的十字军东征,原本以讨伐伊斯兰世界的 “异教徒”为旗帜,但最后却蹂躏了君士坦丁堡。地理大发现之后,随着欧洲国家开始殖民世界各地,欧洲基督教界内部东、西方区分的重要性才逐渐下降,欧洲演变成西方的代名词。美国虽然也参与了 19 世纪末列强对世界的瓜分,但一直与 “旧世界”保持着一定的距离,因为从立国开始,美国就一直避免卷入欧洲列强的纷争中去。美国参加一战并设计了战后世界秩序,但战后又回归“孤立主义”。二战之后,随着冷战的开启,铁幕降临,西方的核心从西欧转移到美国,美国成为西方世界的主导力量,与西欧国家一起,形成了现代意义上的 “西方”。美国的身份认同之所以发生了历史性的变化,是因为苏联的崛起及其对美国和西欧国家社会制度和生活方式所构成的挑战和威胁。冷战期间,东西方的对抗蔓延到全世界。关于冷战的性质一直存有争论。塞缪尔·亨廷顿就认为,无论一战、二战还是冷战,本质上都是西方的 “内战”。关于西方地理和文化上的起源和发展,实际上有许多不同的观点和版本。布赖恩·莱瓦克等人认为,西方的历史并不是欧洲历史的延伸,西方是一个超越欧洲政治和地理界线的范畴。“西方文明”的很多要素,其实源于在地理上并不属于欧洲的地区,例如北非和中东。西方的起源、发展、成熟经历了一个连续的过程,是不同群体内部以及彼此之间一系列碰撞的融合与排斥的结果。

“东方”的历史也经历了一系列的流变。实际上,今天我们称之为 “西方文明”的许多要素,并非源于地理上的欧洲,而是北非和中东这些今天被视为 “东方”的地区。人们谈到 “东方”,往往受到三个因素的影响。首先是 “冷战思维”的影响。冷战期间,美苏两个超级大国以及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国家之间,以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的分野为标准,形成了壁垒分明的 “东方”( the East) 和“西方”( the West) 两大阵营,并对 “第三世界”国家发展模式的选择产生了重大影响。其次是爱德华·萨义德 “东方学”的影响。按照萨义德的观点,所谓 “东方”( the Orient) 实质上是欧洲人为了自身需要而想象和建构的 “他者”,是西方殖民势力对东方世界的权力支配,是知识再生产的霸权架构,是殖民与被殖民、西方与东方不对等关系的体现。从欧洲人的视野出发, “东方”的地理位置也经历了一个不断变化的过程。最早的东方起源于东地中海,当时印度是欧洲人所知的东方世界的尽头,而中国对于他们还只是一个传说。当东方和伊斯兰教具有相同意义后,它便由东地中海向外扩展。随着欧洲的殖民网络扩张到印度洋和南中国海,概念上的东方便向东延伸。到了 19 世纪,印度渐渐取代了黎凡特地区成为东方学家研究的主要课题,中国也开始明确地出现在地图上。20 世纪中期,西方学者渐渐地倾向于将西南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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