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印度媒体披露，印度内政部和商工部联合工作组上书莫迪政府，建议再次修改外国直接投资审查规则，在一些领域允许外资比例为26%及以下的投资无需经过印度政府的审查，并称将很快做出决定。该规定涉及中国等邻国。消息倘若属实，将再次印证“形势比人强”的道理，也多少显示出，一度被民族主义冲昏头脑的新德里，在这条“损人不利己”的路上开始有所回头。

今年4月之前，外国投资占比49%以下的对印企业投资原本可以通过 “绿色通道”，无需印度政府审查的。但此后，印度政府却以防止邻国趁本国企业受疫情影响估值下行时进行投机性并购为由，宣布加强对“陆上所有邻国”在印投资的审查。考虑到南亚其他邻国的经济实力，印度此举针对中国、打压中资的意图显而易见。5月中印边境发生对峙和冲突事件后，印度接连出台一系列报复中国的经济措施，从中国货物集装箱在印度港口清关被阻，到大批有中国背景的App遭禁，再到中企参与的基础设施建设项目被停，甚至是印度出于保护民族经济而放弃加入的RCEP，新德里也拿中国说事，表示不加入任何包括中国在内的贸易协定。

凡此种种，印度非理性地单方面切割双边经贸关系，推动产业链“去中国化”的报复做法，与此前炒作的“中国威胁论”叠加发酵，推高印度民间反华排华声浪，重挫大批中国投资者的信心，严重阻碍中印经贸合作的势头。一段时期以来，笔者曾应邀参加过多个中印两国企业的视频会议，从头到尾听到的不是“暂缓”“停止”，就是“减人”“撤出”等看似消极、实则无奈的论调。

作为世界上仅有的两个人口超过10亿的大国和新兴经济体，中印经贸合作为两国带来的实际利益曾是有目共睹的。这些年，中国长期保持印度第一大贸易伙伴地位，印度也是中国在南亚最大的贸易伙伴，两国发展有很强的互补性，中印贸易额增长至近千亿美元，近20年增幅约32倍。其中，中国投资的不断增加是助推两国经贸合作公认的“加速器”，也反映了中国企业界对印度加快高质量对外开放、简化行政审批手续的信心。

2019年，1000多家中国企业对印度产业园区电子商务等领域的投资，累计投资额已达80多亿美元。30家印度市值超过10亿美元的初创公司中，就有18家接受中国投资，其中不乏诸多印度民众耳熟能详的本地在线支付、外卖、购物、教育、娱乐平台。可以说，莫迪执政6年来，印度吸引国际投资快速增长，连续多年成为获得外国直接投资最多的国家，在世界银行的营商环境调查中名次大幅攀升，甚至达到历史最好，中国投资客观上起到不小的“示范作用”。印度用政治口号打压中国投资的附带影响是让更多的潜在国际投资者望而却步，这种公然干预破坏市场规则的做法，与莫迪政府进一步改善国内营商环境的努力背道而驰。

印度此次调整外国直接投资规则与新冠肺炎疫情依然肆虐、经济恢复举步维艰有直接关系，也离不开国际环境变化的大背景。一方面，印度经济多项重要指标今年受结构性原因和疫情影响雪上加霜，创下11年来的新低，全年负增长可能10%。而印度原本指望“东边不亮西边亮”，寄希望于美欧企业加大对印投资，今年曾频频出台刺激措施，试图吸引国际企业“弃中入印”，但成效寥寥。这既有印度土地制度、基础设施、汇率波动、有效市场需求等因素不足以支撑印度营商环境吸引力外，也有美欧跨国企业经此一疫，其重中之重是保留现金、减少投资而非扩大投入有关，他们难以弥补印度打压中资造成的真空。另一方面，为实现“国家基础设施计划”，印度拟未来5年在基础设施建设上投资1.4万亿美元，集中在公路铁路交通、能源供给、通信设施等领域。而中企在这些领域具有明显的成本、技术和先发优势，印度如一味对中国投资及中企参与的基础设施项目设限势必会让这一计划难上加难，也会减少数量庞大的潜在就业岗位。

印度历史学家、战略家佐拉瓦·辛格7月曾在《印度斯坦时报》撰文呼吁印度不要与中国经济“脱钩”。在他看来，打“经济牌”不能不分青红皂白，新德里的决策者必须意识到这对印度国内生计、印度现代化发展和地缘政治的影响。希望莫迪政府多倾听这些理智和客观的声音，多做些重振中国投资者信心的事，现在“亡羊补牢”还不算晚。

（钱峰，作者是清华大学国家战略研究院研究部主任、太和智库高级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