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全球经济、政治和社会发展格局面临深刻调整。

未来全球经济增长将呈现怎样的图景？对于外部环境我们应该重点关注哪些变化？这又会对中国经济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全国两会召开期间，《每日经济新闻》（以下简称NBD）记者就上述话题对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所长张宇燕进行了专访。张宇燕曾担任中国驻纽约总领事馆领事，对美国经济乃至世界经济均有较深入的研究和思考。

在他看来，高通胀、高债务背景下，今年美国和欧盟经济与去年相比均陷入衰退的可能性增加，而全球经济增速放缓无疑会对中国经济产生直接或间接的影响。

不过张宇燕也表示，尽管中国经济面临各种来自外部环境的挑战，但仍有很多积极因素，这也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在1月底的报告中大幅上调今年中国经济增长预期至5.2%的原因，“这表明IMF对中国的经济增长充满信心。”

一、预计主要发达经济体的利率仍会上调

NBD：有人认为，当前世界经济正面临“三高一低”（高通胀、高债务、高利率、低增长）局面，对此您怎么看？

张宇燕：“三高一低”大致反映出了世界经济的现实状况，但不是特别准确。

首先，重要发达经济体高通胀是事实。美欧等一些发达经济体面临40年来最严重的通货膨胀，2021年初美国的CPI只有1.2%，欧盟也很低。但去年6月美国CPI高达9.1%，欧洲一些国家甚至超过10%。目前这些发达经济体的CPI指数均有所降低，但仍保持在6%-8%左右的高位。

其次，高债务是老生常谈，因为发达国家的债务一直处在较高的水平，许多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在过去几年里债务水平特别是政府债务水平也显著上升。不过去年由于美元升值等因素，全球债务在绝对量和占GDP比重方面都有所下降。但不管怎么说，全球债务水平仍处于历史高位。

三是利率确实大幅度上升了。为了应对通货膨胀，美联储采取了激进的加息政策，与去年1月份0-0.25%的利率水平相比，今年它的利率已经提高到4.5%-4.75%。看起来确实是利率升高，但叠加通胀的影响，我们看到实际利率仍然是负的。因为目前美国的CPI还在6%以上，欧盟在8%左右，特别是美国的10年期国债或2年期国债，其利率水平仅在3%-4%。

这也解释了为什么美国、欧盟连续加息，但股市并没有出现坍塌式下跌的原因。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对“高利率”的说法还有点保留。

当然，我认为主要发达经济体的利率应该还会上调，因为欧央行和美联储的通货膨胀目标值都是2%，现在距离目标值还有较大距离。

四是全球经济增速放缓。IMF1月30日发布《世界经济展望报告》，将今年全球经济增长预期由去年10月的2.7%上调至2.9%。尽管这次上调在一定程度上会对市场信心产生积极影响，但2.9%的增速与2000-2019年世界经济3.8%的平均增长率相比仍然显著偏低。主要发达经济体通货膨胀的势头目前看似得到初步抑制，但巩固这一势头恐怕还需要紧缩政策的配合。

如果说今天世界经济还有什么特点的话，恐怕美国和欧盟低失业率值得一提。

数据显示，今年1月美国失业率环比下降0.1个百分点至3.4%，这是该指标自1969年5月以来的最低水平。也就是说，即使出现经济下行甚至衰退，那很可能也是一个充分就业状态下的衰退。这在历史上很少见。一般的逻辑是经济增速下滑以后失业率都会上升。这也给经济学研究者们提出了新的问题。

回到你最初的问题，我觉得对当今世界经济的粗略概括可以说是“三高两低”，即高通胀、高债务、高利率和低速度、低失业。其中高利率的“高”是动词，指升高利率。另外需要说明的是，中国的物价、利率均不高，预期增速则不低。

二、需关注西方“友岸外包”对中国经济的影响

NBD：对于外部环境我们应该重点关注哪些变化？这会对中国经济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张宇燕：世界经济走势的变化对中国最直接的影响就是海外需求下降，因为世界经济增速与进出口贸易具有很强的相关性。

经济下行通常又伴随着贸易保护主义抬头，中国在过去一段时间一直都是贸易和投资保护主义的最大受害者之一。

美欧货币政策进一步收紧引起的汇率波动，还会对一些高美元债务国施加负面影响，并殃及中国与这些国家正常的经贸关系。

对我国与外部世界经贸关系产生中长期影响的，还是已经开始的供应链调整。

本来供应链调整属于正常情况，因为经济环境总是不断变化的。但值得警惕的是，近年来全球供应链调整掺进了许多人为因素，这其中具有代表性的当属美国对我国奉行的所谓“友岸外包”政策。

“友岸外包”简单说就是美国和欧洲等发达经济体将国际分工与贸易对象逐步集中于与其价值观和政治经济制度相似的伙伴，或是不断地与价值观相异的伙伴疏离。

不难想见，这种做法会为中国参与全球分工和贸易设置各类障碍。在某种程度上，将中国排除在国际供应链之外，势必增加美欧自己的成本，这种损人不利己的政策之所以得以施行，在于美国为维护自身霸权而采取的“负和博弈”策略，即我可以受损失，只要你的损失比我大。

此外，从全球未来趋势看，在应对气候变化挑战的背景下，能源转型已经势不可挡，并会带动绿色投资和低碳增长。但另一方面，全球能源转型也自然伴随着风险挑战，至少在中短期内意味着生产成本的上升。作为世界最大的温室气体排放国，我国在未来一段时间面临的减排压力不会太小。

面对上述各种难题与挑战，我们的政策明确而坚定，即积极推动更大范围、更宽领域、更深层次的对外开放，为外部投资提供更好的制度环境，按照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的要求，继续发挥出口对经济的支撑作用。

我相信，只要我们秉持建设高水平开放世界经济的信念、践行制度型开放，我们就一定能够化风险挑战为机遇，更何况绝大多数国家都还是支持经济全球化的。

值得一提的是，在1月底的报告中，IMF将2023年全球经济增长预期由去年10月的2.7%上调至2.9%，并将中国经济增长预期从4.4%大幅上调至5.2%。这意味着全球经济增长预期上调的0.2个百分点中，我国贡献了70%。可见，IMF对中国的经济增长充满信心。

三、“一带一路”建设应与全球发展倡议紧密结合

NBD：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提出，要积极推动加入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等高标准经贸协议，主动对照相关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稳步扩大制度型开放。推动加入这个协定会对我国经济发展带来怎样的机遇？

张宇燕：与我们已经谈成的贸易协定相比，CPTPP的内容更全面，要求也更高，是一个更高标准的经贸协议。

积极推动加入CPTPP也表明我们更加开放的主张，这实际上是与制度型开放连在一起的。

制度型开放具体的做法就是要瞄准更高水平的国际贸易协定，来提升我们的开放水平，让未来的竞争更加充分，投资、贸易的收益越来越多，市场规模越来越大，进而更能促进技术进步和经济增长。

NBD：今年是“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十周年，要推动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应该从哪些方面着手？

张宇燕：我理解，“一带一路”建设在一定意义上相当于把我们的共同富裕理念在世界范围内进行延伸，是致力于全球共同富裕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进程中的重要步骤。

当然，中国现在还是发展中国家，所以“一带一路”必须以共商共建共享为基础，这其中就体现了新的理念、新的价值观和新的义利观，关键词是高质量建设“一带一路”。

如何来理解“高质量”这个状语？在我看来“高质量”的基本内涵已经充分体现在“全球发展倡议”之中了。

2021年9月，习近平主席出席第七十六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时提出全球发展倡议，主张坚持发展优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坚持普惠包容、坚持创新驱动、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坚持行动导向。这六条倡议科学精准地为“一带一路”建设的进一步深化与拓展设定了目标或行动方针。

我相信在全球发展倡议引领下，“一带一路”必将更加宽广通达，从而加快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的步伐。

（作者：张宇燕，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所长、研究员。本文发表于《每日经济新闻》2023年3月12日。记者：张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