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6月，中国首次向印度提出“实现发展战略对接，将印度东向政策和中国加快向西开放交汇融合”的战略倡议;2019年10月，习近平主席在第二次中印非正式会议上，再次强调双方要加强经济发展战略对接。发展战略对接成为近年来中国对印度开展多双边合作的主要倡议。但2020年5月以来，中印在加勒万河谷(GalwanValley)的军事对峙给双边关系持续向好造成了负面影响。同时，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蔓延，世界经济和全球秩序不确定性增加，中印发展战略对接的内外部环境出现了较大变化。如何通过策略优化选择与精准匹配，形成深层次互动与制度性对接机制，消除和缓解印度的“猜疑、防范、抵制”，实现“互信、发展、共赢”，是当前两国在坚持互不构成威胁、互为发展机遇的战略判断下，进一步增强战略互信，丰富和拓展“中印+”合作模式，构建新型大国关系的重要战略性议题。
一
当前，印度尚未将中印发展战略对接纳入对华外交战略总体考量，也缺乏对双方战略对接价值和意义的有效认知，其对发展战略对接的态度主要基于对“一带一路”倡议的立场以及中印关系的变化而调整，并因双方边界争议等历史问题而缺乏长远考虑与设计，在对接过程中呈现出较大的不确定性和脆弱性。总体来说，自2014年中国提出推动双方战略对接以来，中印发展战略对接可划分为“启动—中断—重启—停滞”四个阶段。印度在不同阶段表现出“谨慎试探、消极抵制、积极接触、全面对冲”的不同反应。基于印度的态度，中国积极回应印度的战略关切和利益诉求，不断调适彼此战略匹配和价值融合，谋求将“一带一路”倡议与印度“东向行动政策”纳入相向而行的对接轨道。就印方来说，态度左右摇摆、局限于功能性合作、采取战略制衡是当前印度对中印战略对接立场的三大特征。
第一，态度摇摆不定。中国提出“一带一路”倡议初期，印度国内各界对是否加入该倡议并与之进行对接存在明显分歧，既“心存疑虑”又“消极抵制”，其态度以及政策取向多以“谨慎观望”“避免误读”与探讨“功能性合作”为主。2014年9月，习近平主席在新德里同印度总理莫迪举行会谈，正式提出要“深入对接发展战略，全面提升务实合作水平”。莫迪政府释放出对接信号，表达出与“一带一路”倡议进行战略对接的积极意愿。随着中国将中巴经济走廊(CPEC)纳入“一带一路”倡议重点项目，印度认为该项目贯穿具有争议的克什米尔地区，是对其主权和领土的侵犯，印度对发展战略对接的态度逐渐由谨慎转为消极。2015年12月，印度外交国务部长辛格在回答印下议院对中国“一带一路”项目立场的相关问题时，表现出保守谨慎态度。2016年5月，印度总统慕克吉访问中国，习近平主席在会谈时明确提出将印度的“东向行动”同“一带一路”倡议对接，但慕克吉总统并未就此予以正面回应。印度将其未能加入核供应国集团(NSG)的外交挫败归咎于中国，加之受“穆罕默德军”事件影响，印度国内反华情绪上升，其对战略对接采取公开抵制和对冲的立场逐渐明朗化。2017年洞朗对峙标志着中印关系进入了结构性矛盾日趋凸显的新阶段，这使得印度对于发展战略对接态度明显转向，双方发展战略对接进入停滞状态。洞朗对峙后，为尽快将两国关系重新纳入健康稳定发展轨道，中印双方积极寻求新型互动模式，尝试在双边和多边框架下加强发展战略对接的可能。印度对于发展战略对接的态度也趋于缓和，展现出重启对接的诉求。双方领导人先后在上海合作组织青岛峰会、金砖国家领导人南非峰会以及G20峰会期间举行会晤交流，为双方重启发展战略对接营造出良好氛围。在2018年6月举行的上合组织峰会上，莫迪表示:“物理和数字连接正改变地理的定义，与邻里和上合组织地区的联通性是印度的首要任务。”在加勒万河谷冲突后，印度对于发展战略对接的态度急转直下，中印双方在多个层面的对接处于停滞状态。尽管加勒万河谷冲突属于偶然性事件，印度也与中国保持着多渠道沟通，就缓和两国边界事态达成积极共识，但事件的影响仍在持续发酵。印度军方从该地区的多点对峙到大规模军事集结，在经贸领域密集出台对华“制裁措施”，双方发展战略对接面临再次中断可能，印度对发展战略对接态度的不确定性因素显著增加。
第二，局限于功能性合作。当前，印度在与中国发展战略对接过程中仅单纯强调愿同中方加强互利合作，试图将双方的对接控制在有限的功能领域，尽可能回避在整体框架、具体的对接目标、政策优化和项目设计等方面作出正面回应，通过选择性地与中国开展功能性合作，以谋求有利于印度更大的发展空间。在中国提出对接倡议初期，印度在习近平主席访印期间与中国签署16项涉及铁路、经贸、海关等多个领域的合作协议或备忘录，并表示将研究参与中方关于建设孟中印缅经济走廊和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的倡议，加强在人文领域合作。在随后双方发表的《构建更加紧密的发展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中也进一步明确在产业、能源、人文、基础设施建设等功能性领域进行对接。在2018年中印领导人第一次非正式会晤后，双方恢复了已有的合作机制并继续推动双方发展战略对接。2019年10月，在第二次中印非正式会议上，习近平主席向印方提出要“加强中印经济发展战略对接，探讨建立制造业伙伴关系，推动双边贸易平衡可持续增长，拓展‘中印+’合作，推进地区互联互通建设”。印方则表示同意通过建立制造业合作伙伴关系来鼓励在特定领域的共同投资，并在该机制的第一次会议上充实其内容。在多边领域，印度同样采取现实主义和实用主义原则，选择性地与中国开展对接合作。莫迪上台后，中亚在印度对外战略中的重要性显著提升，印度将其与中亚的关系定位为基于政治、经济和发展伙伴关系的特有模式，而并非为“获取资源”这一单纯目标所驱动。印度希望积极谋求加入上海合作组织(SCO)，进一步推动其“连接中亚政策”，加强与中亚国家在经济、连通性和反恐方面合作，从该地区的重要参与者转变为主要参与者。随着上合组织2014年完成扩员相关法律准备，印度正式提交了加入上合组织申请，并于2017年正式成为成员国。另外，印度还积极参与了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NDB)、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AIIB)等中国倡议的多边合作平台。而2020年7月6日，印度最终决定不考虑加入任何中国主导的贸易协定，其中包括“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虽然印度不加入RCEP的决定受当前中印加勒万河谷冲突等因素影响，但也折射出印度在发展中印战略对接中具有较强的选择性特点。
第三，综合运用制衡、调适、对冲策略。印度高度警惕“一带一路”带给中国的地缘政治影响力以及中国从中获得的战略优势，防止战略对接对其核心利益构成的冲击。印度选择制衡、调适或是对冲策略取决于其对各阶段内外部环境的变化而采取的策略组合。为制衡“一带一路”倡议在南亚地区的影响，避免在发展战略对接过程中的“不对等”状况，印度相继对其“东向行动”(LookEast)、“西望政策”(LookWest)、“环孟加拉湾多领域经济技术合作倡议”(BIMSTEC)等多个对外经济合作计划进行“升级”，试图将其与中国“一带一路”倡议并驾齐驱。与此同时，由于印度认识到自身没有实施“东向行动”等战略的资金实力，极力加强与美国、日本和澳大利亚合作以平衡中国的基础设施项目。因此，印度加快与美国、日本、澳大利亚等国在政治、安全以及经贸等领域合作，积极加入美国、日本等倡导的“印太战略”“高质量基础设施伙伴计划”“亚非增长走廊(AAGC)”等计划，并逐步从项目层面拓展至战略层级，由两国合作延伸至周边区域。2018年，特朗普政府的贸易保护主义政策开始冲击印美关系，莫迪政府原本寄希望于通过加入“印太战略”不断向美国靠拢以获取实质性政治回报，但美国在安全领域拉拢、在经贸上打压的霸凌政策使印度逐渐意识到其战略选边为时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