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需要重新在大国关系间保持和提高政策灵活性，这也成为推动中印关系转暖和印度对发展战略对接态度转变的重要外部因素。印度也从制衡调整为调适策略，不断释放对华缓和信号，主动寻求与中国发展战略对接。2018年12月，在国会针对“一带一路”与印度“东向行动政策”合作问题提出质疑时，印度外交部发言人并未明确拒绝两国对接的可能性。但2020年5月以来，印度单方面在中印边界实控线西段加勒万河谷地区制造事端，最终酿成近45年来首次流血冲突。迫于缓解国内民众压力和反对党指责，印度的调试策略升级为战略对冲，在不同领域制定了经济反华的措施。比如，印度政府计划对中国进口产品实施更为严格的质量管控措施并提高关税，大量中国制造的电子元器件等货物因为“清关问题”滞留印度港口。印近期对《财政通则》进行修订，重点限制中国企业参与印政府采购项目。印度交通部也宣布禁止中资企业参与印度道路建设项目，不允许中国投资者对印度中小微企业进行投资，多个投资项目遭遇叫停、撕毁合同、订单取消等问题。印还以“主权安全和隐私信息受到威胁”为由封杀了59款中国应用程序。
二
印度对于发展战略对接的摇摆态度以及反应，主要源于其对当前中国崛起的消极认知以及自身争夺地缘政治优势的大国竞争思维。其深层次原因在于对中国缺乏战略信任，双方综合实力差距以及印度采取的“战略平衡”考量。
印度对中印战略对接持消极态度具有深层的战略考虑。第一，战略互信不足。受中印边界争端、1962年中印军事冲突、西藏问题等历史问题以及中国崛起的现实影响，印度将中国作为战略竞争对手的思想既根深蒂固又充满现实担忧，战略警惕和防范心态一直难以消除，在双方发展战略对接议题上具有天然的疑惧、消极和抵触情绪。印度认为中国在其谋求加入核供应集团、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等全球事务上缺乏对印度的有效支持，中国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战略倡议的真实意图意在削弱印度的地区主导地位甚至实施对印制衡战略。随着印度国家实力的快速上升，其先前以“摇摆国家”状态以获取战略诉求的策略正逐步调整。印方认为，中印两国在全球事务特别是区域地缘政治中将长期存在“竞合关系”，其发展战略在双边、区域、国际等各个层次均与中国存在竞争和碰撞，这种传统地缘政治权力结构下的“大国困境”让印度对中国长期保有戒心和防范。印度外长苏杰生(SJaishankar)明确表示，新德里将“一带一路”倡议视为北京为追求自己战略目标而设计的方案，而不是一个包容性方案，其中未考虑其他“感兴趣或受影响”国家的意见。在“绝对安全的边界”理念下，印度近期与中国在争议地区发生的军事冲突进一步削减了促进双方发展战略对接的信心和信任。同时，“一带一路”倡议作为新的区域公共产品供给模式的提出在南亚地区所获得的多国响应和支持，亦引起了印度竞争性警觉，多种原因衍生出的担忧使其始终对“一带一路”倡议存在强烈的认知偏差，并试图采取各种措施对冲中国在南亚地区的影响力。与此同时，对中印双边关系的长期反复成为印度转嫁国内危机、转移矛盾的惯用策略，也一定程度影响了中印战略互信。如莫迪上台后积极推动印度教民族主义作为印度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导致印度教民族主义大行其道，印度国内各党派以及民族主义者不断煽动“反华”情绪，将其作为拉拢选票、凝聚共识的政治手段之一。
第二，认为双方存在“对接鸿沟”。2019年，中国的经济规模已是印度的5倍，人均GDP是印度的4．7倍，印度经常账户常年处于赤字状态，而中国2019年经常账户顺差达到1775亿美元。据普华永道的报告，2050年中国GDP将达到58．5万亿美元，印度达到44万亿美元，两国经济实力将进一步拉大。印度既想通过发展战略对接，实现其战略利益的最大化，又认为“一带一路”倡议缺乏透明度和可持续性，对促进发展战略对接产生疑虑，担心在对接过程中“矮化”其作为“有声有色”大国的地位。莫迪就任印度总理以来，印度大国崛起战略推进步伐明显加快，希望成为多极世界中与其他各级权力相当、平起平坐的“世界一极”。伴随着中国的快速崛起，双方综合实力的均衡状态被打破，触动了印度的“大国情结”，加剧了印度对“权力失衡”的考量。印度试图在南亚和印度洋的战略事务中建立基于印度优势的区域秩序，而中印间的竞争以及中国成为南亚和印度洋强国的崛起将挑战印度对于区域主导地位的追求，印度能否将“东向行动政策”等计划作为应对中国的战略杠杆，使中国让位于印度在南亚以及印度洋的主导地位，这取决于印度的发展速度能否弥合与中国在经济与军事差距。如新加坡国立大学南亚研究所所长拉贾·莫认为，印度处理与中国领土争端的真正挑战在于能否有效解决双方间日益扩大的力量不平衡。印度提出的“东向行动政策”、“季风计划”、“西联”战略等区域合作战略与“一带一路”倡议存在“空间重叠”和“制度竞争”。印度学者斯里坎特认为，发展战略对接作为“一带一路”倡议重要政策术语和关键组成部分，淡化了“一带一路”倡议的冲突或主导特征，其涉及基础设施、文化、行业等诸多领域的包容特点实际反映出很强的模糊性，中国的对接诉求无异于要求印度间接加入“一带一路”倡议，如果印度接受，将导致其“东向行动”沦为“一带一路”倡议附属计划。现阶段，“一带一路”已经从理念转化为实际行动并迈向高质量发展阶段，建设路径、机制设计、保障措施等也逐渐清晰和系统;而印度的“东向行动政策”试图将文化、联通与商贸作为具体抓手，拓展并强化其与东亚及东盟各国的经贸联系，但尚未出台具体的政策措施与实施步骤。同时，印度倡导的各类计划的目标与能力之间存在巨大的不匹配，导致其“东向行动政策”与“一带一路”倡议未能形成对话机制、实现战略资源和实施层面的有效联系，由中印双方综合实力差距带来的“对接鸿沟”阻碍了彼此间的对接可能。
第三，印谋求采用“战略平衡”对策。近年印太地缘板块重要性的上升提高了印度的地缘战略价值，为其走出“南亚澡盆”、迈向世界舞台提供了重要机遇。尽管印度表面上一直奉行“不结盟运动”原则，采取“大国平衡”外交，强调战略自主性，但本质上仍是希望通过“不结盟”策略，在追求地区主导权的同时巩固区域大国地位。印度采取的实用主义外交和结构性策略更容易在确保“大国平衡”中博取更大利益。这种看似“灵活”的对接态度和策略为其获取美国、日本等域外国家帮助，向周边国家寻求“一带一路”项目替代方案，打破周边国家对华高度依赖提供了国内共识基础。特别是在当前世界政治经济不确定性风险加大，中美摩擦加剧的背景下，“选边站”为时尚早。2015年，印度外交大臣苏杰生表示，印度将通过积极创建甚至促进事件的发展，而不是对事件作出被动反应，从平衡国转变为领导国。莫迪在2018年香格里拉对话会中也宣称，“印度不将印太视为战略或有限成员的俱乐部，也不会让某个集团寻求统治地位”。随着中国与其他国家发展战略对接的不断深化，印度认为“一带一路”倡议作为中国在当代全球结构中寻求其地位和作用的大战略，打破了地区平衡，必将产生重大的地缘经济和地缘政治影响，以至于可能改变亚洲及其他地区现有结构安排，历史上所有的基础设施和连通性项目都改变了现行地缘经济矩阵，从而改变了由此产生的地缘政治平衡。新加坡国立大学南亚研究所所长拉贾莫汉(C．ＲajaMohan)甚至认为，印度对中国的抵抗将是亚洲地缘政治演变的决定性因素。印度担忧“一带一路”倡议特别是“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在其周边邻国和更为广阔的印度洋地区构成地缘政治扩张，认为中国在印度次大陆和印度洋地区的军事扩张将严重挤压其战略空间，侵蚀其在印度洋地区作为区域性力量和安全提供者的主导地位。
2016年，印度外长苏杰生就表示，中国使用互联互通项目来塑造外交政策选择的可能性越来越高。印度前外交秘书、前驻华大使顾凯杰(VijayGokhale)也认为，中国主要是从力量平衡角度来看待印太，而非为了促进共同利益。而孟中印缅经济走廊、中尼印三国经济走廊、瓜达尔港等互联互通项目实施带来的战略影响也被印视为中国施加外交政策影响的工具，形成对印度的“岛链包围”。
除战略考量外，印对中印战略对接的立场还受诸多现实因素的影响。中印发展战略对接既受国际与地区形势影响，也受中印双边关系结构问题的制约。其中，既有新旧问题的相互交织，也有不确定性因素叠加的现实挑战。中印关系长期呈现脆弱性与不稳定性，也加剧了双方在对接过程中的复杂性。
其一，外部环境多变。影响印度立场的变化不仅受制于双边关系，也有域外大国深度介入和地区局势紧张等因素的多重干扰。印度认为域外大国介入势必会削减其在印度洋地区的利益，面对中国在该地区影响逐渐扩大，也意识到需要“盟友”对其战略平衡，并巩固自身在该地区的传统地位。与此同时，通过加强与美国、日本、澳大利亚等国的合作不仅可以增强外交话语权，也有利于弥补因自身实力不足而在区域竞争中存在的各项短板。美国、日本等国出于自身全球和区域战略布局考量，积极主动介入南亚局势。美国提出“印太战略”后，便以印度为关键“支点”，对中国展开“离岸平衡”。美方在技术输出、武器出售、防务贸易等方面大幅放宽限制，力图扶植其为抗衡中国的“前沿国家”，提升其对华威慑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