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而中国也需要利用印度的数字创新和14亿消费市场来促进经济发展，中印在数字经济、金融发展、能源资源、区域连通性方面具有广阔的合作空间。虽然当前中国对印度是顺差，但是两国在不同的贸易类型及产业上体现出强互补性、弱竞争性的特征。双方在产业上的补充性表现为，中国在制造业、基础建设等领域已形成完整的产业链和技术体系，印度则在软件信息为代表的服务业、生物医药等领域处于领先地位。双方在贸易上的互补性主要是中国商品贸易结构优于印度，印度服务贸易结构优于中国，且服务贸易较商品贸易的互补性更为明显。随着中印经贸合作不断拓展和深化，双边商品贸易结构呈现出优化趋势，两国间的贸易往来逐步从货物贸易扩展到包括服务贸易在内的全方位贸易合作。双方在各自战略上也更多地呈现补充性特征，印度通过推行“东向行动政策”，积极嵌入东亚以及东南亚地区生产网络，以提升本国制造业水平和服务业升级，为其融入东亚和东南亚产业分工和承接产业转移提供了空间。与此同时，“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也为中国产业链和价值链向资源丰富和市场、消费潜力巨大的南亚地区和印度延伸创造了条件。受全球多重因素影响，中印两国均面临经济下行的巨大压力，双方更应通过分工合作促进区域生产扩大和效率提升，共同抵御外在不确定性对本国经济的冲击。通过基础设施建设、产业合作、经贸往来，短期内能促进双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的意愿和产出效果，中长期也能为实现发展战略全面对接提供可持续的内生动力。

第三，区域合作的外在驱动。面对当前全球经济不确定性和风险增加的外部环境以及逆全球化挑战态势，包括印度在内的其他国家共同面临着霸权主义和贸易保护主义威胁。虽然美印已经建立全球战略伙伴关系，但这主要基于美国对印度洋安全承诺的假定发展而来。实际上，美国仅将印度作为其领导下全球秩序的一部分，这与印度希望通过继承自己的外交传统并尊重其作为发展中国家的现实来建立世界大国，并拥有自己的独立外交战略和政策主张有本质区别。与此同时，特朗普政府的“美国优先政策”通过与中国的对抗来挑战亚洲现有平衡，增加了包括印度在内的亚洲国家的不安全感。如果“美国优先”演变成某种“美国独有”政策，这将使印度的外交政策陷入两难境地。因此，战略自主性仍是印度外交政策的重要选项，印度选择在战略和安全事务上与美国合作，通过区域合作分享中国经济发展带来的红利，以在日益不确定的世界中寻求更加平衡的方法。尽管美国在战略上极力拉拢印度，但其对印度在工业体系的长期遏制和经贸领域的打压不会因双方在战略和军事领域的合作而缓解。奥巴马、特朗普政府均对印度表现出明显的战略利他主义，特朗普政府更是采取了更具交易性策略，试图迫使印度遵守美国在市场准入、美印关系等一系列问题上的苛刻要求，印度经济政策以及贸易开放的局限性也经常被美国横加指责。由于美国认为未能在印度获得互惠市场准入，于2019年6月取消了印度的普惠制待遇地位(GSP)。而在所有符合条件的发展中国家中，印度出口从美国普惠制中受益最大，2017年印度对美出口约有57亿美元属于普惠制，占其对美出口总额的13%。印度对美国20多种商品加征关税予以反击。新冠疫情发生以来，美国威胁印度若不取消对羟氯喹出口的禁令限制，将进行“报复”，印度被迫取消24种原料药出口禁令。中印同时作为区域性的大国，以及全球新兴经济体的核心国家是全球经济的新引擎，两国关系发展产生的影响远超双边范畴。中印两国均奉行多边主义的外交理念，都有共同维护公平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推进全球治理体系转型以应对挑战与威胁的现实需求和大国责任，合作才是双方的最优策略。尽管在一系列双边问题上具有分歧，但双方在气候变化、碳排放等某些多边议题上具有共同立场和诉求。中印财金对话机制、中印战略经济对话机制、“2+1”新型对话机制等双边沟通机制建立以及印度加入亚投行、金砖银行、上合组织等多边合作组织，为两国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提供了双边和多边的合作接口。

在国际环境不确定性因素增加和印度国内经济下行压力增大、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将持续的背景下，印度对于中印发展战略对接的立场仍具有不确定性。正如苏杰生在2019年演讲所言，印度的外交政策并非最终目的，而是为印度争取实现“安全、福利、声望”三大战略目标。可以预见，印度对中印发展战略对接的立场有随着其自身诉求的变化而不断拓展与中国对接的可能性。

四

中印在南亚乃至全球范围内的双边竞争和其他互动，将塑造亚洲新的安全架构，并决定未来区域经济和战略格局。竞争与合作共生、分歧与协调并存仍是未来中印关系的基本特点。当前，互信不足、外部环境多变、经贸失衡、民意基础薄弱是影响印度对中印战略对接立场变化的主要因素。尽管中印在战略互信上有疑虑、在边界问题上有争端、在区域秩序中有竞争，但这都不应妨碍彼此面向现实和未来的发展战略对接。“一带一路”倡议下的发展战略对接所秉持的核心理念打破了原有的中印战略互信结构，中印互信基础将由地缘政治、安全威胁、共同利益演变为建立在“共商、共建、共享”理念下的“发展共生”，更加突出“互嵌式发展”和“互惠性合作”。印度应跳出由传统地缘政治引发的战略失衡所带来的“对接鸿沟”，减少过多从意识形态和安全化角度对“一带一路”倡议的战略考量，通过发展战略对接使区域现代化成为印度地缘战略的核心。对中国而言，应进一步适应印度在对接过程中的“两面性”，建立以发展为基础的互信模式，通过“和合共建”与“共享共治”解决对接过程中的相互掣肘，不断释放两国发展战略对接过程中的包容性，弱化印度“对冲”意图，进一步加强双方各个层次和领域的战略性接触，加强双方在多边机制下的沟通，修正双方认知偏差以减少双方因战略模糊、战略误判所采取的对冲手段与策略风险，避免战略对抗，通过动态调整和保持战略对接的弹性和定力，达到两国战略诉求的动态平衡。

 （王睿，重庆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