力。2019年11月4日，美日澳在东盟峰会期间抛出“蓝点网络(BlueDotNetwork)”计划，试图拉拢印度加入。而在印度主动提议下，美日澳印四国对话于2019年9月升格为外交部长级。在特朗普访印期间，美国国际开发金融公司(DFC)决定在印度建立永久分支机构，并向印方提供首批6亿美元援助，意在进一步对冲中国通过“一带一路”倡议在南亚地区的影响。2020年2月24日，特朗普访问印度，随后发表的《全面的全球战略伙伴关系愿景和原则》为美印全面推进“印太战略”进一步明确了方向和目标，特别是将美印日三边峰会、印美外长和防长“2+2”部长级会议、美印澳日四边磋商纳入印太合作机制，加快推动“印太战略”向制度化方向发展。2020年6月4日，印度与澳大利亚将两国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并将印澳“2+2会谈”提升为部长级，进一步夯实了“印太战略”双边基础。美日等国还采取“访问”争议地区、加大对敏感地区投资等方式“涉入”中印领土争议问题，不断制造麻烦，使中印边界问题“国际化”和复杂化。随着周边局势的逐步升温，美印日澳四国在“印—太战略弧”目标的指引下开始进行战略组合，所形成的美、日、澳、印战略矩阵，进一步挤压中国的战略生存和发展空间。中印在加勒万河谷冲突后，美国展现出“调停”中印边境争端事务的积极态度，并怂恿印度与中国对抗，折射出干扰企图。与此同时，印巴在克什米尔地区冲突的不断升级，单方面废除克什米尔的“特殊地位”，缅甸克钦地区与印度东北地区局势动荡等安全问题与非传统安全问题相互交织也进一步加剧了南亚地区紧张局势和不稳定因素。外部环境的复杂多变强化了印度对于发展战略对接摇摆的立场。
第二，发展结构性失衡。中印在战略与发展领域存在着结构性失衡，其引发的深层次矛盾是印度对中印战略对接立场变化的重要因素。中印双边在全球问题领域合作弱化、地区地缘政治层面竞争加剧，双边分歧出现扩大趋势，进一步削弱了中印关系原有的战略合作基础。尽管两国发展目标与发展诉求高度契合，但双方发展战略未能实现深度互嵌和有效融合，双方对接层面仍旧停留在亚投行、金砖银行等功能性对接，尚未进入到战略层面的实质性对接。对接层次以上合组织、中俄印三边机制、金砖国家组织等多边机制为主，缺乏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的双边对接机制。当前，双方经贸呈现出结构性失衡，其核心在于全球生产体系与国际产业分工格局下，双方形成的差异化生产结构与同属发展中国家需求结构的同质性之间的不匹配。随着中印贸易规模持续扩大，两国贸易逆差除2018年小幅下降外呈逐年扩大趋势。2018年印度与世界各国进出口总额为8301亿美元，总体贸易逆差为1851亿美元，其中印度对华逆差总额达572亿美元，占印度总体贸易逆差的30．9%，中国已成为印度第一大贸易逆差国。印度认为造成贸易逆差的原因在很大程度上是中国不公平市场准入和保护主义政策，其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信息技术和生物医药行业在中国的市场份额占比并不突出。与此同时，如果印度加入ＲCEP或者签署双边自由贸易协定(FTA)，在印度商品竞争力尚未得到改善的前提下，中国对印度的出口增幅将远高于印度对中国的出口增幅，印度将处于更加不利地位。近年来印度对中国发起的各类反倾销调查案件数量显著增加。2000～2018年，中印与印中双边贸易结合度指数均值分别为1．04和0．67，双边贸易结合度指数的不平衡反映出印度对中国产品的依赖程度远高于中国对印度产品的需求。从贸易效率看，中国对印度出口贸易效率始终低于0．3，而印度对中国出口效率一直下滑，中印实际的贸易水平与贸易潜力相比存在较大差距。从投资看，中印双边投资长期在低水平徘徊，相互投资规模小且波动大。印度财政部统计数据显示，2000年4月至2019年3月世界累计向印度投资6098．38亿美元，而同期中国对印投资仅占到印度FDI的0．53%。从中国商务部统计的中国FDI数据来看，2000～2018年世界累计向中国投资17798．4亿美元，而同期印度对中国的投资仅占到中国FDI的0．05%。与此同时，中印相互直接投资波动幅度较大，2003～2017年，中印相互投资总额平均涨跌幅达－53．6%和123%，总体上呈“W”型波动。
第三，两国民意基础薄弱。民意基础对印度对中印发展战略对接的立场变化具有间接影响。当前，印度民众对中国普遍缺乏信任，中印民间缺乏相应的了解和沟通，彼此间存在意识形态偏差与思维惯性，公共外交、民间交流对促进印度对中印发展战略对接立场的积极影响相当有限。澳大利亚洛伊国际政策研究所2013年针对印度的一项民意调查显示，有83%的印度民众认为中国将成为印度未来十年的主要威胁，仅次于巴基斯坦。70%的受访者认为中国要统治亚洲，58%的人认为中国的崛起对印度不利。与此同时，根据美国皮尤研究中心调查显示，在世界各国对中国的好感认知排名中，印度近三年来都位于末尾，2018年仅有12%的印度民众对中国保持好感，处于五年来最低水平。据中国驻印度大使馆统计，目前印度仅有8所大学设有中文专业，在校学习汉语专业学生约2000人。中国只有9所高校开设印地语专业，年毕业生规模在100～150人。尽管中印间已建立高级别人文交流等30余个各类对话机制，但民间交往尚未形成频繁互动，其程度远低于两国人口规模。2018年，双边人员往来仅有120万人次，与其他国家人员往来数量相距甚远。2018年印度来华留学人数仅为23198人，远低于排名第一的韩国。双边交往的严重匮乏使得民间缺乏了解与互动，难以形成面向现实与未来的新共识。新冠肺炎疫情和加勒万河谷军事对峙以来，印度国内反华情绪再次高涨，“疫情传播来源”“经济困境根源”“国家安全威胁”等各种论调甚嚣尘上，比如根据印度智库塔克沙希拉研究所(TakshashilaInstitution)5月对1156名印度人进行的快速民意调查显示，约有67%的印度民众认为中国应就疫情全球大流行负责。又如，印度教育部决定审核其国内7所院校建立的孔子学院和孔子课堂以及印度高校与中国高校签署的54份校际合作谅解备忘录，为双方人文交流合作蒙上阴影。
三
印度对于与中国战略对接摇摆不定、前后不一的政策反应，是印度对自身战略环境及中印战略关系审视的结果，短期内难以改变。当前，中印间的“大国竞争”以及域外大国干扰仍将长期持续，两国间的边界争端、贸易逆差等问题也将长期影响印度对于发展战略对接的立场。然而，印度对中印战略对接的骑墙立场并非无法改变，尽管双方存在诸多战略与现实层面的挑战，但也存在着广泛基础和积极因素。两国共同发展意愿、广阔的经贸合作空间、区域合作的外在驱动将为实现双方更广泛领域的战略对接提供动力，这使得双方发展战略对接仍具有较好的前景。
发展振兴是两国第一要务。作为全球最大的两个新兴市场国家，中印两国人口占世界人口的35%，对全球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到45%。两国均处在快速发展时期，无论外在变量如何，发展振兴是两国面向自身国内经济社会建设的共同价值及最大的确定性因素，实现共赢发展是两国利益契合点和加强合作的最大公约数。中方“一带一路”倡议与印“东向行动政策”更多地体现为互补性而非替代性，彼此的路线图与建设路径相互衔接、高度契合，这为实现双方发展战略对接提供了顶层设计和总体框架基础。就各自国内发展而言，“互联网+”与“数字印度”，“中国制造2025”与“印度制造”，“美丽中国”与“清洁印度”等发展战略同样具有广阔的合作基础与对接空间，双方在发展这些新兴产业之间应该更多地理解为合作性、补充性，而非竞争性、排他性。此外，诸如新冠疫情等非传统安全因素和威胁，两国同为亚洲地区的大国，更需要共同面对这些非传统安全挑战。在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前，印度已出现了经济放缓迹象，2020年第一季度经济增长率仅为3．1%，跌至11年最低点，综合财政赤字占GDP比重也达到10%。新冠肺炎疫情蔓延后，印度采取的严格措施使经济遭受沉重损失，汇丰银行印度公司预计本财年印度国内生产总值将萎缩7．2%。当前，印度感染新冠肺炎人数持续攀升，截至2020年8月6日已超过195万，总数升至全球第三，防控形势严峻。为应对挑战，印度提出了“自力更生”战略，中国也提出了“构建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双方迫切需要更加紧密合作将经济拉回正轨，强化双边互动型经济联系。疫情发生以来，中印之间一直保持密切沟通与合作，这也将推动两国发展战略对接朝着更加积极的方向发展。
第二，广阔的经贸合作空间。当前，中国与印度的经贸合作已成为构建更加紧密的发展伙伴关系的核心部分，2018年双边贸易总额达到900亿美元，相当于2000年的41倍。中国已成为印度第三大出口市场和第一大进口市场，而印度也是中国在南亚地区最大的贸易合作伙伴。相比于其他领域，中印在经济领域实现对接更具直接需求和可行性，也更能在较短时期内实现突破，对其他领域对接的带动性与溢出效应也将显现。印度需要中国高性价比的产品、工业技术知识和金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