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美国总统特朗普及其团队主要成员，在言行及政策实施中表现出明显的文明冲突论特征。特朗普当局的两大政策目标，维护美国的霸权地位和维护白人在美国的主导地位，大致都可以用文明冲突论来界定。特朗普当局偏爱文明冲突论的简单易懂，实用主义地、有选择地使用其中的一些元素。

文明本来不是国际关系中的主要因素。在20世纪的两次世界大战和冷战期间，战争和竞争双方或各方之间都不是以文明来划界的。在通常状态下，各国的外交决策层更关注的是国家安全、利益、地位和价值观等要素。文明特征及其相互间关系，虽然经常也是一个重要的影响因素，但大多处于比较低的位置上。与此相比，一些非国家行为体尤其是恐怖组织，在讨论和实施一些非常规暴力活动，如恐怖活动时，往往会强调文明群体之间的矛盾与冲突。但冷战结束以后，情况开始变化。1993年，美国政治学家、哈佛大学教授塞缪尔·亨廷顿提出文明冲突论，认为文明间冲突将取代主权国家间冲突，将成为冲突的主要形态。2001年911事件的爆发，为文明冲突论提供了一个非常有力的注脚。文明冲突论从理论向政策方向蔓延的动力也不断增强。但是，时任美国总统小布什和后来的美国总统奥巴马，都采取了明确措施来回避文明冲突论，压制文明冲突论转化为外交政策的冲动。这两位美国总统之所以压制文明冲突论，并不是因为他们对这一理论的态度，而是因为他们显然认为：文明冲突论对美国实现自己的国家利益和政策目标，是不利的。特朗普担任美国总统以后，在文明观念和对待文明冲突论的态度方面，显然没有其前任们那样谨慎。

特朗普团队表现出显著的文明冲突论形象

在一开始，特朗普及其团队的文明冲突论调，主要是针对穆斯林群体的。早在2015年时，特朗普就呼吁要“完全禁止穆斯林进入美国”。2016年11月，特朗普告诉CNN记者，“我认为伊斯兰教仇恨我们”。他任命的相应官员，如弗林（Michael Flynn）、班农（Steve Bannon）、篷佩奥（Mike Pompeo）和博尔顿（John Bolton）等，在这一问题上都与他立场相近，认为“美国正处于与极端的伊斯兰恐怖主义的文明战争之中”。弗林在其书中称，“一些文明在道德上与美国社会不对等”（not “morally equivalent”），并鼓吹要实施一套军事战略以“在任何地方以任何方式去攻击伊斯兰主义者”。2016年8月，弗林称“伊斯兰主义这个地球上17亿人心中的一个邪恶的癌症”。班农早在2014年时就称，“我们正处于与伊斯兰法西斯主义全球战略的开始阶段”。弗林还称，“我们正处于世界大战之中，但只有很少的美国人认识到这一点，也只有很少的美国人知道如何记得胜利。” 2017年1月20日上台以后，美国总统特朗普只等待了一周时间就通过了“禁穆令”（全名为“阻止外国恐怖分子进入美国的国家保护计划”）。

但是，随着特朗普逐渐进入工作角色，特朗普团队把文明冲突的范围也逐渐放大了，逐渐把冲突的对象扩大到非穆斯林群体身上。2017年7月6日，特朗普在华沙的演讲中称，“为了家庭，为了自由，为了国家，为了上帝”，“我们的价值将会占优势，我们的人民将会繁荣，我们的文明将会胜利”。他不再像是在宣战，而是已经像一位战时总统那样发言了。弗林认为，在世界上存在着一个反美国、反西方的联盟，包括基地组织、真主党和伊斯兰国等组织，以及中国、俄罗斯、叙利亚、伊朗和委内瑞拉等国。美国国务院前政策规划事务主任斯金纳在一次采访时称，美国与中国之间进行的一次“长期的战争”，是一场“长期的竞争”，并且还有深刻的“历史、意识形态和文化背景”，“同样引人关注的是，这是我们第一次有了一个非白种人的大国竞争对手”。

因此，至少从表面上来看，特朗普及其团队主要成员，表现出清晰的文明冲突论特征。

特朗普对外政策的主要特征

从目前材料来看，特朗普的文明观念，具有以下几方面的内容：一是强调竞争，轻视合作；二是强调特性，轻视共性；三是强调等级，轻视平等；四是重视物质成果，轻视精神和制度成果；五是以个人为中心，并非真正地以文明为中心，是一种以个人为中心的同心圆结构。与此相对应，特朗普的对外政策，按照美国国务院前政策规划事务主任斯金纳的话说，有四根支柱，分别是国家主权、对等（reciprocity）、责任分担和地区伙伴关系。具体来说，特朗普政府的对外政策，包括以下内容：

一是强调美国自身利益，轻视国际合作和国际机构。美国总统一定会维持美国国家利益，在这一点上特朗普与其前任们并无区别。以前的美国总统，也曾不时对联合国、世界贸易组织等国际机构表达过不满和失望。但是，以前的美国总统还是在实践和话语层面，在国家利益与国际利益方面努力追求一种平衡。特朗普则对这种平衡不屑一顾，认为这是对美国的背叛或虚伪。

二是强调经济利益，轻视战略和政治利益。特朗普的“让美国再次伟大”，主要是经济领域的，并且主要集中在能够产生大量中低端工作机会的制造业领域。所以，特朗普非常重视商品贸易不平衡问题。这种对贸易不平衡问题的过度强调，甚至突破了传统的盟友与对手之间的界限。在特朗普看来，很多传统的盟友，在贸易问题上要么是美国的对手，要么是美国对手的帮手，如日本和德国等。在这个问题上，特朗普又非常地不讲“文明”。

三是重视身份和认同政治，轻视价值观外交。特朗普非常重视认同政治，重视种族、宗教等能够把人们相互区别开来的要素，而轻视民主、人权等非认同型、普世性价值观。特朗普在欧洲之行期间强调，移民“对欧洲很不利，正在改变那里的文化”。这个文化指的就是种族和宗教。白人种族，是特朗普及其执政核心团队中最重要的元素。孤立主义和民族主义，都掩盖不了白人至上主义的真面目。甚至特朗普对很多国际事务包括海外军事行动不感兴趣，真实原因不是因为他爱好和平，而是因为他在内心深处认为那些地方不值得消耗美国的财富和生命。

四是重个人独裁，轻民主协商。现代通讯技术迅速发展，导致政治模式的迅速演变：一方面，民众有了直接表达政治诉求的能力，从而导致大众民主和民粹主义同时崛起；另一方面，政治家、尤其是非常规政治家也有了借助大众媒体而迅速崛起的机会。2015年6月，从无政治经验的特朗普正式参加总统大选，一年半后就成为美国总统，在美国是史无前例的。这使得他有机会走出自己的一条政治道路，而不是遵循传统的政党政治模式。与他相比，传统型的政治家则面临强大的压力。德国总理默克尔长久以来代表着西方民主政治的最优模式，她的持续执政保证了德国政策的连贯性，并且让德国保持着欧洲领导者地位。在她14年多总理任期内，德国GDP持续增长，2017年经济成长率2.2%，德国失业率从她接任时的11.7%，下降到2017年的5.7%。但是，在反对外来移民的民粹主义浪潮冲击下，她所领导的基民盟选情如山倒，一些极端民粹主义政党则迅速崛起。

总体来看，特朗普的对外政策，与美国当前状况、国际形势及其个人的政治经历息息相关。他本人并不一定遵循某种特定的理论与逻辑。

特朗普团队偏爱文明冲突论的简单易懂

在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中，把世界文明分为西方文明、中华文明、日本文明、伊斯兰文明、印度文明、东正教文明、拉美文明以及可能的非洲文明等7-8大类，并认为儒家文明和伊斯兰文明对西方基督教文明的挑战最大。所谓文明观，就涉及对这些文明群体间关系的认识。具体来看，涉及到以下问题：一是不同文明群体之间是和平的，还是冲突甚至是战争的？二是不同文明群体之间是平等的，还是有高低贵贱之分的？三是文明是独特的，文明群体之间是相互孤立的、各自发展的，还是文明是普世的，相互之间可以相互影响、相互转化的？其实，特朗普阵营对文明冲突论，是采取实用主义的态度，本身并无明确的文明观念。

特朗普团队之所以呈现文明冲突论的特征，主要是因为文明冲突论是一种高度简单化的理论，本身并不追求理论的周延和完备。例如，文明冲突论并不能解释俄罗斯与乌克兰之间的矛盾，也不能解释沙特与伊朗之间的矛盾。但是，这些理论缺陷并不能掩盖文明冲突论的魅力。越是简单化的理论，观点就越鲜明，就越易为民粹主义者和极端主义者所接受。其实，特朗普团队喜欢的是文明冲突论中的差异、矛盾、竞争等概念。

特朗普当局的两大政策目标，大致都可以用文明冲突论来界定：一是要维护美国的霸权地位，所以美国要与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力量进行竞争。中华文明恰好与美国所处的西方文明是明显不同的。美国拉拢印度，既是国家战略利益所需，也与印度与巴基斯坦和中国之间的文明差异，有一定的联系。二是要维护白人在美国的主导地位，所以要排斥其他族群的移民和难民。多数移民和难民，与美国白人是分处于不同文明类型的。但尽管如此，特朗普当局仍然只是选择性使用文明冲突论，并非严格遵守这一理论的相关定义。例如，尽管特朗普认为自己与英国、法国和德国同属于一个文明阵营，但由于外交政策和国家利益方面的差异，照样对这些国家进行打压。与此同时，在欧洲很多国家看来，特朗普反对的不一定是西方文明群体，反而可能是在挑战西方文明的内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