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续“亚太共同体”构想，澳大利亚后来又提出了“印太框架”的安全秩序主张。2012年10月，吉拉德政府发布了《亚洲世纪中的澳大利亚》白皮书，提出了“印度—太平洋战略弧”的概念，并将其作为国家利益的重点。2013年，澳大利亚正式将其所处的地区界定为“印太”，并阐明了澳大利亚的四项“关键性战略利益”，其中包括“印太”地区。此后，在澳大利亚2016年出台的《国防白皮书》和2017年的《外交白皮书》中，“印太”的地理范畴和重要性都得到了更详细的阐述。

由此可见，不论是亚太地区还是印太地区，在澳大利亚的地区安全秩序构想中，美国和中国都是地区安全秩序的重要参与国。在陆克文政府时期，澳大利亚就已经意识到了中美关系对于亚太地区战略稳定的重要性。中国的崛起与美国的衰落，意味着盎格鲁—撒克逊文明对亚洲海洋控制的时代将要终结，而这正是澳大利亚建国以来国家安全的必要条件。因此，在意识到中美亚太主导权竞争和澳大利亚的“选边站队”困境之后，澳大利亚倾向于通过塑造更具包容性的地区安全秩序，既能维护美澳联盟，又能将中国纳入其中。

澳大利亚的安全手段，主要以提升自身国防能力为基础，以加强美澳联盟为主，以参与地区双多边安全合作为辅。

1. 提升自身国防能力

澳大利亚长期以来都十分注重提升自身的国防能力，并将其作为保护国家安全和构建地区安全秩序的重要手段。澳大利亚政府在2009年的《国防白皮书》中，便提出要从国防架构、人员以及资金和科技投入等多方面对其国防进行深入改革。而在国防开支方面，近十年来澳大利亚国防开支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一直维持在2%左右，占政府总开支的比重也大致维持在4.5%—5.5%之间。

2. 加强美澳联盟

二战结束后，澳大利亚一直把加强与美国的联盟关系作为其国家安全的支柱之一。近年来，美澳联盟不断强化，美国在澳大利亚驻军制度化。在美国亚太影响力相对衰退的情况下，澳大利亚依旧肯定了美澳联盟的重要价值。不过，澳大利亚对于美国实力在亚太地区的下降也不无担忧。

3. 参与地区双多边安全合作

同日本一样，澳大利亚十分注重亚太地区环境对自身的影响，并将参与地区双多边安全合作作为国家安全的重要手段。在双边安全合作方面，澳大利亚注重与日本、印度等国的安全合作。在多边安全合作方面，澳大利亚注重东亚峰会、东盟地区论坛、东盟防长扩大会等地区多边机制对促进安全合作、建立互信以及地区安全问题解决的作用。同时，澳大利亚还主张构建与邻国、地区伙伴的战略关系网，希望构建相对包容的地区安全秩序，重视类似东亚峰会这样包容性较好的地区合作机制。

（四）日澳地区安全秩序构想的趋同 

综上所述，可以发现日本和澳大利亚的地区安全秩序构想具有不少相似性，两国都倾向于突破联盟体系，构建更为多元包容的地区安全秩序，且日澳彼此都将对方视为重要的合作对象，这也成为日澳安全合作的重要内在动力。

1. 两国都支持美国掌控亚太安全主导权

日澳两国的安全战略都以与美国的联盟关系为主轴，都支持美国的亚太安全主导权。日澳两国都是美国的核心盟国，在美国亚太安全战略中发挥重要作用。同时，两国也受益于与美国的联盟关系，支持美国在亚太乃至印太地区的安全领域持续发挥影响。

2. 两国都寻求拓展亚太联盟体系的影响

由于美国亚太联盟主要以双边联盟为基础，美国盟国之间的安全合作受限。日澳两国近年来在推动美国亚太联盟多边化方面相对都比较积极，推动了美日澳、美日澳印等多边安全合作的发展，推动亚太联盟由双边联盟向网络化转型。通过拓展联盟合作领域和空间，可以更好地释放亚太联盟的能量，增强日澳在地区安全中的影响。

3. 两国都支持亚太地区多边安全对话和制度发展

两国都认可以东盟为平台的地区安全框架，肯定东亚峰会对于地区安全的作用。目前，日澳两国都是东盟地区论坛、东盟防长扩大会议、东亚峰会的成员国，还积极推动亚太地区其他形式的多边安全合作。通过地区多边安全合作的发展，可以构建更具包容性的地区安全秩序。

4. 在安全手段方面存在相似之处

日澳两国的安全手段，主要包括增强自身力量、强化与美国的联盟关系和参与地区双多边安全合作三个方面。随着美国在亚太地区影响力相对衰弱和联盟承诺的可信度下降，日澳两国也更加注重加强与美国之外的其他国家的双多边安全合作。受此影响，日澳都将彼此视为重要合作对象，由此也推动了日澳安全合作的不断增强。

2009年9月，澳大利亚总理陆克文与日本首相鸠山由纪夫举行会晤，陆克文提出要建立包括中、美、印及东南亚国家在内的亚太共同体倡议，而鸠山由纪夫则回应日本希望推广东亚共同体，并强调要确保美国参与地区未来合作架构的讨论。这表明当时两国都希望构建相对多元包容的地区秩序，但未能就地区安全秩序的走向达成一致。但随着两国的关注点逐步从亚太地区转向印太地区，双方的地区安全秩序共识增加。两国领导人在多个场合都确认日澳就维护自由而开放的印太地区秩序增强合作，推动印太地区安全秩序构建成为日澳安全合作的方向。正是由于日澳两国在地区安全秩序方面的诸多共识且视彼此为重要合作对象，两国安全合作也不断增强。

三、地区安全秩序视角下的日澳安全合作

尽管日澳安全合作存在美国推动、防范中国等各种外部因素，但也有着较强的自主性。这种自主性源自双方对于地区安全秩序诉求和安全手段选择的诸多共识或契合。随着印太地区安全形势更加复杂，加强日澳合作的需求也日益增强，日澳两国都将彼此视为构建地区安全秩序的重要合作伙伴。日本政府在2019年的《防卫白皮书》中称，澳大利亚与日本有相似的战略利益，并且共享自由、人权和民主等基本价值观，是日本的特殊战略合作伙伴。同样，澳大利亚总理莫里森也指出，日本为印太地区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日澳两国的关系也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广泛和深入。受此影响，日澳安全合作不断增加，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1）首脑会晤频繁，引领安全合作；（2）双边军事交流与合作不断发展；（3）两国地区安全事务协调增强；（4）积极参与地区多边安全合作。

（一）首脑会晤频繁，引领安全合作

近十多年来，日澳两国领导人通过首脑会晤等方式不断促进双边关系，引领双方安全合作。2007年，日澳两国签订《安全保障联合宣言》后，双边安全合作不断发展，两国首脑会晤也日益频繁（见表1）。2014年以来，两国首脑基本每两年都会进行一次互访，体现了日澳两国对彼此重视的增强。尤为值得注意的是，2014年4月日本还邀请澳大利亚总理阿博特参加日本国家安全保障会议，这是日本首次邀请外国首脑参加如此高级别的安全会议。而四年后，澳总理特恩布尔又受邀出席该会议，这显著体现了日澳之间紧密的安全合作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