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 美国主导的亚太联盟体系的兴衰

二战结束后，美国在亚太地区通过双边联盟的形式组建了“轴—辐”结构的联盟体系，在亚太地区安全秩序中发挥着极为重要的作用。当亚太局势相对平稳时，美国联盟体系可以以低成本方式运行；当美国试图针对某一国家时，可以迅速利用其联盟体系进行战略动员，对联盟外的国家形成战略压力。不过，美国亚太联盟体系也存在排他性、封闭性等弊端，并且受盟国之间战略分歧、利益分化等影响，亚太联盟也不断调整，其兴衰对地区安全秩序具有重要影响。

3. 亚太地区的多边安全对话与合作机制

亚太地区还存在亚信会议、东盟地区论坛等各种多边安全对话和合作机制。这些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维护亚太地区稳定，但总体效果比较有限。况且，这些机制之间在成员国主体、覆盖区域、功能主题等存在重叠的现象，彼此之间不乏竞争。此外，随着亚太安全形势的日益复杂与大国战略竞争的加剧，亚太地区安全制度竞争也日益激烈，制度协调也越来越有必要。

上述因素之间不乏冲突，导致亚太地区在安全层面呈现一定的碎片化。为了应对大国博弈对地区安全秩序的冲击，地区内各国也采取各种方式进行应对。如东盟为应对亚太安全转型，主要采取了制度供应的方式，来降低地区秩序的不确定性、削弱大国竞争的影响，维护中小国家的自主性。面对亚太地区安全秩序重塑的复杂性，日本和澳大利亚的地区安全秩序构想有相似之处，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日澳安全合作。

（二）日本的地区安全秩序构想

随着经济实力的增长，日本渴望提升自身的政治地位和扩大地区影响，并提出了相应的地区安全秩序构想。日本的地区安全秩序构想以美日联盟为基础，以提升日本地区安全影响为目标，以增强自身实力、巩固美日联盟、加强双多边安全合作为重要手段。

近年来，日本认为国际社会力量平衡正在加速和复杂化，现有秩序的不确定性增加。其主要原因有三点：（1）亚太地区的安全合作尚未充分实现制度化，仍存在以领土问题和统一问题为首的不明朗和不确定因素；（2）围绕领土、主权、经济权益等，非平时也非有事时的所谓灰色地带事态呈现增加及长期化趋势；（3）亚太国家的军事力量现代化和频繁开展军事活动的趋势日益显著，使得亚太地区安全的不稳定因素更加严重。这些也促使日本要推动地区安全秩序构建。日本还试图构建极具价值观色彩的地区安全秩序。日本政府提出了“价值观外交”，并希望以此构建主导亚太地区安全秩序的两个框架，即“自由与繁荣之弧”与 “价值观联盟”。同年9月29日，安倍晋三在首次施政演说中提到，在巩固日美同盟的基础上，日本“将与具有共同基本价值观的澳大利亚和印度进行首脑级别的战略对话”。2006年11月30日，麻生太郎外相在演讲中提出了“价值观外交”，以此作为日本外交的新支柱。“价值观外交”意为日本在外交中以民主、自由、人权、法治、市场经济等普遍价值为导向，从而围绕着欧亚大陆的边缘建立一个“自由和繁荣之弧”。为此，日本需要进一步加强与美国、澳大利亚、印度等国的合作。由此可见，日本希望以美日联盟和美日澳印四国合作为抓手，并通过“价值观外交”加强与地区内其他国家的关系，这也成为日本所希望的地区安全秩序构想。“印太战略”是日本地区安全秩序构想的显著体现。安倍二次执政后，日本政府在价值观联盟的基础上推出了“印太战略构想”。2016年9月，在日印首脑会晤公报中，日本政府首次使用了“自由开放的印太战略”的表述。2019年11月21日，日本政府发布了《面向自由开放的印太》报告，阐述了日本的印太战略构想，其中安全是三大支柱之一。为实现自身的地区安全秩序构想，日本所采取的手段主要有四种。

1. 增强自身的防御能力，显著体现为日本大力倡导“积极和平主义”

《国家安全保障战略》提出，日本将继续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通过采取基于国际合作的积极和平主义政策，以保护日本国家的安全、促进亚太区域的和平稳定，并确保国际社会的和平与繁荣。不过，日本提出“积极和平主义”也是为了给解禁集体自卫权提供理论根据，突破宪法关于禁止使用武力的限制。

2. 巩固与加强美日联盟

对日本而言，美日联盟是其安全政策的基石。一方面，美日联盟规定了美国对日本的防务义务，为日本提供了一定程度的安全保障；另一方面，美日联盟也能够扩大日本的地区安全影响。2015年，美日公布了新的《美日防卫合作指针》，界定了美日联盟的全球属性。在特朗普政府时期，美日联盟则呈现出了“交易主义”的特点，美国支持日本修宪和购买先进武器，为日本提供军事保护，日本相应要承担更多责任。总之，冷战后美日联盟通过利益协调、权责协调等方式实现强化，在一定程度上也提升了日本在地区安全方面的影响。

3. 加强与地区内其他国家的安全合作

这既包括同为美国盟国的澳大利亚、韩国，也包括印度、印尼等印太国家。日本与亚太国家的安全合作主要涉及军事交流、救灾、反恐、国防装备合作等领域。除了加强双边合作，日本还积极推动美日澳、美日韩、美日澳印等多边安全合作，以更好地保障国家安全。

4. 参与地区多边安全对话与合作机制

日本认可东盟在亚太地区合作中的引擎作用，参加了东盟主导的东盟地区安全论坛、东盟防长扩大会议等多边安全合作机制。日本还与东盟建立了日本—东盟国防部副部长级会议，意欲在国防装备技术、多边联合训练和演习等方面加强合作。日本对“香格里拉对话”等地区多边对话机制也非常积极。此外，日本也主动打造自己主导的地区多边安全对话平台如东京防卫论坛，以此增强地区安全影响。

总之，日本为了塑造其所希望的地区安全秩序，基于自身军事实力的增强，以加强美日联盟为主，以发展多边安全为辅。通过将双边和多边安全合作结合起来，日本谋求建立地区安全网络。但随着美国亚太地区主导权受到挑战，日本也逐渐增加了与其他国家的双边安全合作，对地区多边安全合作也更加重视。

（三）澳大利亚的地区安全秩序构想

澳大利亚的地区安全秩序构想，主要是在美澳联盟的基础上寻求更加包容的地区安全合作。澳大利亚的地区安全秩序构想虽然经历了从“亚太”到“印太”的转变，但对亚太联盟体系之外的地区安全合作都非常关注。

澳大利亚最早提出了“亚太共同体”的地区秩序构想。2008年6月，澳大利亚总理陆克文在演讲时提出要构建“亚太共同体”，其具体内涵为建立一个覆盖整个亚太地区的区域机构，能够使各国就经济、政治和安全事务进行全面的对话与合作。该共同体将吸收日本、美国、中国、印度、印度尼西亚等国家参加，与亚太地区已有的东盟地区论坛、东亚峰会等区域机制一同发挥作用。“亚太共同体”反映了澳大利亚参与并塑造亚太地区安全秩序的战略诉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