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子：冷战后日澳安全合作逐渐增强，实现了由“间接盟国”到“准联盟”的转变。关于日澳安全合作的原因，学术界主要有美国推动说、日澳同质说、经济外溢说和防范中国说四种观点，还有必要从地区安全秩序的视角对日澳安全合作进行分析。日澳安全合作的自主性，源自双方对于地区安全秩序诉求和安全手段选择的诸多共识或契合。受此影响，日澳安全合作不断增强，体现在安全协议日益增加、军事交流与合作不断发展、地区安全事务协调增强等方面。这对日澳双边关系、亚太联盟体系和地区安全环境等存在多重影响，也面临美国因素、内部分歧等限制。对中国而言，要注意到其自主性，加强与日澳利益交融，降低其对华安全威胁认知，促进多元包容的地区安全秩序构建。

冷战时期，美国在亚太地区构筑联盟体系，日本和澳大利亚同为美国盟国，形成了事实上的“间接盟国”关系，但双方之间的安全合作极为有限。直到冷战结束后，日澳双方才逐渐开展安全合作。1995年，日澳签署了建立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将地区安全与防务合作纳入双边合作。2007年，两国签署了《安全保障联合宣言》，这是日本战后与美国以外的国家签署的首个双边防务合作文件。此后，日澳安全合作不断发展，双边关系从“伙伴关系”提升为“新型特殊战略伙伴关系”，两国也从“间接盟国”转向了“准同盟”，澳大利亚总理阿博特甚至曾称澳大利亚是日本的“坚定盟友”。

除美国外，日澳两国也与亚太地区其他国家开展了安全合作，但从安全合作的情况来看，这些安全合作都不如日澳安全合作紧密。如日本、澳大利亚和韩国同为美国盟国，但冷战后澳韩较少直接开展双边安全合作，日韩安全合作也因两国间历史问题和岛屿争端屡受阻扰。澳大利亚与印度也建立了安全合作关系，但两国的安全合作受限于战略文化差异、中美选边站队困境等内外因素。从战略能力和共同利益的角度看，在美国的亚太盟国中，日本虽然与印度的安全合作程度最高，但是日印安全合作也受制于两国对外战略目标的分歧、对华态度的差异以及印度的不结盟政策，发展并不顺畅。

相对而言，冷战后的日澳安全合作却逐渐增强，相较于其他美国亚太盟国而言，日澳两国对于地区安全合作也非常积极。作为印太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日澳安全合作对于印太战略的实施具有重要影响。为何近年来日澳安全合作能够日益增强，其和美国亚太联盟调整的关系如何，这对于亚太地区安全秩序的影响如何？这一系列问题都值得研究。本文将主要探求日澳安全合作的原因，从两国合作的自主性分析其合作的动力、影响和局限。

一、既有研究及不足

日澳安全合作的不断增强，已经引起了国内外学界的关注，目前已有的研究成果，关于日澳安全合作的原因主要有美国推动说、日澳同质说、经济外溢说和防范中国说四种观点。

一是美国推动说。许多学者十分强调美国因素对日澳安全合作所起到的促进作用。从小布什政府以来，美国就一直在鼓励联盟体系内的国家开展安全合作，作为对已有的亚太双边联盟体系的补充，以便更加灵活地应对各种地区安全问题。然而，这一视角实质上仍是将日澳安全合作视为美国亚太“轴-辐”联盟体系的衍生物，相对忽视日澳安全合作的内在驱动力。近年来，日澳安全合作的区域已经由亚太转向了印太地区，并且日本和澳大利亚对印太地区秩序的谋划和构建较美国更早，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引领”了美国。虽然美国对日澳安全合作起到了促进作用，但为何只有日澳安全合作在美国亚太联盟体系中最为突出，而美国的其他盟国之间的安全合作却较为有限，显然美国因素并未完全主导盟国之间的安全合作，日澳安全合作的增强有其内在动力。

二是日澳同质说。这类观点认为，日本和澳大利亚在结盟经验、身份认同和价值观念上具有相似性，因而更容易开展安全合作。从结盟经验来看，日澳都曾经历并依然延续着对外结盟，因而高度认同通过联盟开展安全合作的方式；从身份认同来看，两国均身处东方却又心系西方，能理解对方的身份认同焦虑；从价值观念来看，两国都具有强烈的西方国家意识，持有相同的包括尊重自由和人权、推广民主的价值观，并将其作为安全合作发展的基础。日澳同质说主要从观念认同视角分析了日澳安全合作的加强，认为这是日澳加强安全合作的内在动因。不过，观念认同对于安全合作而言作用总体有限，如果缺乏强有力的共同利益基础，仅仅依靠观念认同来推动安全合作将比较困难。

三是经济外溢说。有学者认为日澳经济关系的发展为两国安全合作的开展奠定了基础。1957年，日本和澳大利亚签署《日澳商业协定》，促进了两国的经济贸易往来，到20世纪60年代中期日本便成为澳大利亚的主要出口市场。日澳两国试图通过密切的经济合作化解历史积怨，为今后的双边关系发展奠定基础，而当前日澳同样因为经济合作的需要提升了两国对彼此的战略价值。也有学者认为日澳合作加强有促进经济互补的需要。经济外溢说实际上认可经济相互依赖对于两国安全合作的积极作用，不过目前并未有较强的证据表明经济相互依赖会促进两国的安全合作。例如，自2008年起中国对澳贸易额便超过日本对澳贸易额，中国成为澳大利亚的第一大贸易伙伴，但中澳安全合作进展缓慢，合作水平远低于日澳双边合作。此外，基于相对收益的考虑，即便是长期盟友间开展经济合作也会遭遇阻碍。即便是同为美国盟国，日韩之间的贸易额也远多于日澳之间，但日韩安全合作显然不及日澳安全合作。

四是防范中国说。这种观点认为中国的快速崛起给亚太地区带来了极大的不确定性，因此日澳两国要加强安全合作，防范中国改变地区秩序。日澳均为海洋国家，极其注重维护其海洋利益，日本提出了“海洋国家联盟构想”，澳大利亚也十分注重维护印太区域的海上通道安全。而近些年中国在海洋维权方面采取的强硬做法，却被日澳视为威胁，因而两国加强了在海洋安全方面的合作。“防范中国说”虽然从制衡威胁视角解释了日澳安全合作的动因，但实质上两国对“中国威胁”认知不乏分歧，日本对中国的威胁认知更为严重。中日之间存在领土争端、历史问题等症结，而中澳两国并无直接的核心利益冲突，且澳大利亚还要警惕卷入中日领土争端之中。因此，两国应对“中国威胁”所采取的手段和方式也有所不同，日本在防范中与华接触，而澳大利亚则是在接触中对华防范，两者心态迥异。这也导致两国安全合作对中国有所顾虑，其安全合作也并非完全针对中国展开。

总之，既有研究从多个视角对日澳安全合作的动因进行了分析，但对近些年来日澳安全合作呈现出的自主性的把握还不够到位。尽管美国因素、中国因素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日澳安全合作，但主要是从外部视角进行分析，对日澳安全合作的内生因素相对忽视。日澳安全合作的内在驱动力与两国的同质性、经济合作外溢虽有一定的关联，但解释力极为有限。

本文并不完全否认上述四种观点对于解释日澳安全合作具有不同程度的作用，而是更加注重日澳安全合作的自主性，认为从地区安全秩序的视角对日澳安全合作的内部动力进行分析更为可取，呈现出与美国因素、中国因素等外部视角不同的看法。

近年来，随着中、印等国实力的增长以及美国在亚太地区的相对衰落，亚太地区安全秩序处在重塑之中，为了维护自身利益并防范美国衰弱带来的冲击，日本和澳大利亚各自提出的地区安全秩序构想存在很多契合之处，并且都注重加强与除美国之外的国家的安全合作，这在很大程度上推动了日澳安全合作的增强。

二、日澳两国的地区安全秩序构想

目前，学术界已有一些研究涉及从地区秩序视角对日澳关系进行分析，分析了地区秩序变革对于日澳关系的影响。但对于日澳两国的地区安全秩序构想与两国安全合作之间关系还有待深入研究。日澳两国的地区安全秩序构想,是两国应对地区环境变化和维护各自国家利益的考虑，为此采取的安全战略促进了日澳的相互借重，也推动了双方安全合作的增强。

（一）冷战后的亚太地区安全秩序

地区秩序是相邻国家之间权力分配、利益分配和观念分配的产物，主要通过地区制度的创立与运行表现出来。根据涉及对象的不同，地区秩序又可以分为地区政治、安全、经济和社会秩序。地区安全秩序,是指地区内成员体就相互之间的安全保障与战略等问题所达成的共同意向以及制度安排。有学者认为，地区安全秩序是“既定地理范围内国家维护安全的行为模式以及由此塑造的稳定均衡状态”。由此可见，地区安全秩序最重要的要素是地区成员国的行为与地区安全制度。

冷战结束后，亚太地区安全秩序一直处于调整之中。从地区成员国角度看，当前的亚太地区安全秩序呈现出复杂性，既不是美国主导的单极，也不是中美竞争形成的两极，而是存在多个重要力量单元和行为体。而从地区安全制度的角度看，亚太安全秩序现今呈现出多样化的特征。亚太地区的安全秩序，既不是围绕均势而展开，也非完全基于多边体系，而是混合了双边联盟、多边对话和临时性协商安排。具体而言，亚太地区安全秩序主要受以下三方面因素影响。

1. 地区大国的战略取向与战略互动

在亚太国家中，中美俄日印等地区大国是影响地区安全秩序的主体，这些大国间的战略互动对地区安全秩序的走向影响重大。其中，作为亚太地区体系压力的主要塑造者，中美关系尤为重要，中美关系的走向与亚太安全秩序关系密切，两国在亚太地区的战略竞争方式与地区内其他国家的应对将成为地区安全秩序的决定性因素。除中美关系外，近些年，美日印澳四国“印太战略”也会对地区安全秩序产生较大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