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文钊:后冷战时期美俄关系的三个循环
2020年09月09日  |  来源:《和平与发展》202004  |  阅读量:7439

第一,重新寻求俄罗斯的大国地位。苏联解体后,东正教全面回归,在经过短暂的迷茫之后,“弥赛亚意识”下的民族优越感使俄罗斯人的“大国心态”全面复苏。俄国内各派别在许多问题上包括发展道路等基本问题上看法分歧,但在恢复大国地位上的主张却非常一致,俄罗斯不能居于屈从美国的地位。普京阐述了他的“强国意识”:“俄罗斯过去是、将来也还会是一个伟大的国家。它的地缘政治、经济和文化的不可分割的特征决定了这一点。在俄罗斯整个历史进程中,它们还决定着俄罗斯人的思想倾向和国家的政策。”但美国认为俄虚弱不堪、社会落后,不堪充当美国的全球伙伴,不接受俄罗斯与美国平起平坐的要求。

第二,对独联体国家具有强烈的“使命意识”。1993年11月,俄国家安全委员会通过了《俄联邦军事理论基本原则》,宣布原苏联地区为俄的“特殊利益地区”,俄对保障该地区的和平与稳定负有“特殊责任”。俄罗斯把原苏联国家视为“近邻外国”,要努力维护对这些国家的主导地位。1994年以后,为应对北约东扩,俄进一步强化独联体外交,把确保独联体势力范围作为俄外交的重要任务。1995年9月,叶利钦签署《俄罗斯联邦对独联体国家战略方针》,提出要“加快独联体国家一体化进程”,“增强俄罗斯在独联体国家关系中的主导作用”。俄罗斯陆续提出了《独联体集体安全条约》、俄白同盟、关税同盟、欧亚经济联盟等举措,以强化了独联体一体化进程,突出俄的领导地位,并区分亲疏,软硬兼施。同时,俄罗斯以独联体作为依托,增强自身在国际事务中与西方周旋的砝码,服务于其整体外交战略的需要。

第三,依赖权威,崇拜强人。在“弥赛亚意识”影响下,俄罗斯人崇拜、拥戴强硬的国家领导人。在经过上世纪90年代国内治理不善、国际地位下降之后,俄罗斯民族渴望有一位新的“救世主”带领他们从黑暗走向光明,普京的出现满足了民众对威权的期盼和向往。普京临危受命,面临内忧外患,表现出镇定、冷静、自信、强悍的性格特征,在内政和外交上都显示了十分典型的“强人风格”。内政方面,普京以雷霆手段镇压了车臣叛匪;改革联邦体制,加强总统权力和垂直领导;梅普实行“王车易位”和共治。在外交方面,总统权力几乎不受限制;在“乌克兰危机”和“克里米亚入俄”事件中即使遭到美欧联手制裁也决不服软。

从以上回顾和分析中可以看出,后冷战时期美俄关系呈现三个周期不是偶然的,而是具有历史必然性的。美俄双方的利益和政策难以作出大幅度调整,两国在经济上的互补性和相互依赖程度很低,双方关系改善的空间不大。但两国毕竟是世界上数一数二的核大国,在维护双方和全球战略稳定方面的共同利益仍然存在,在可以预见的未来两国关系仍将在低水平上徘徊。

(陶文钊,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美国研究所研究员,和平与发展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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