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文钊:后冷战时期美俄关系的三个循环
2020年09月09日  |  来源:《和平与发展》202004  |  阅读量:7434

保持乌克兰和格鲁吉亚在东西方之间的平衡关系、防止两国加入北约对于俄罗斯来说至关重要。首先是地缘政治的重要性。乌克兰的某种中立地位提供了北约与俄罗斯之间的缓冲地带,一旦乌加入北约,北约的军事部署就逼近了俄罗斯的边界,这是对俄实实在在的安全威胁。其次是俄罗斯与两国的特殊关系,尤其是俄乌关系。乌克兰是俄罗斯的“非常邻国”,两国在历史上有密切的关系。克里米亚事件的发生有着深刻的历史、文化、地缘、民众心理等复杂原因,它无疑关系到俄罗斯的核心利益。美国同样看重乌克兰的重要地位,布热津斯基指出:“乌克兰是欧亚棋盘上一个新的重要地带。……没有乌克兰,俄罗斯就不再是一个欧亚帝国……如果莫斯科重新控制了拥有5200万人口、重要资源及黑海出海口的乌克兰,将自然而然地重获建立一个地跨欧亚强大帝国的资本。”乌克兰危机之后,国际问题观察者的普遍看法是:西方的战略是使苏联解体的现状维持下去,将俄罗斯的势力遏制在边界之内;而俄罗斯的战略是实现独联体国家特别是三个斯拉夫国家——俄罗斯、乌克兰、白俄罗斯的重新一体化。两国利益诉求的这种结构性矛盾难以解决。

(三)意识形态的根本分歧

冷战后,在海外推广民主在美国对外战略中的地位得到前所未有的提升。布什政府更热衷于推广民主,并把“9·11”恐怖袭击定义为是对民主和自由的攻击,是对“自由堡垒的进攻”,还把阿富汗战争命名为“持久自由行动”。布什的两个《就职演说》和2002年9月、2006年3月的两个《国家安全战略报告》都是拓展民主和自由的宣言书和计划书。时任国务卿赖斯也声称,拓展民主是美国外交的终极目的。

拓展民主和自由在美国对俄政策中同样占有重要地位。克林顿政府认定,实行了市场经济和民主化的改革之后,俄罗斯就不会再重建帝国,冷战的成果就巩固了;而叶利钦是俄罗斯政治家中最坚决主张实行改革的人,因而也是美国在莫斯科的最佳人选,但他对普京却没有这样的信心。2000年6月,克林顿最后一次访俄。在结束访问去机场的路上,他告诫叶利钦:“你是一位充满激情的真正的民主派人士和改革家。可我不知道普京是否和你一样。你一定要对他留意,运用你的影响确保他继续沿着正确的道路走下去。”但普京已经足够成熟和自信,他不需要一个监护人。

俄罗斯有自身的国情,美国的民主不可能移栽到俄罗斯。2005年,普京在《国情咨文》中强调:“俄罗斯将根据人民的意志来选择民主……要保障自由和民主的基本原则得到最好的实施,应该考虑到本国的历史、地缘政治和其他因素以及民主的基本规范。俄罗斯作为主权国家将自主决定推进本国民主进程的方式和时间表。”此后,俄罗斯主流媒体上便频繁出现“主权民主”的提法,并将其作为普京政治哲学的一部分加以宣传。美方依然信奉美式民主的普遍适用性,并对俄罗斯“缺乏民主”不断进行批评,俄方则一再进行针锋相对的反击。2005年2月下旬,布什访问欧洲,与普京在斯洛伐克首都布拉迪斯拉发会晤。在记者会上,双方就俄罗斯的民主进行了辩论。布什说:“民主显然有些共同的东西……希望俄罗斯能够兑现对这些公认的原则的承诺。”普京则表示,俄罗斯会遵循“对民主基本原则”的承诺,但“民主不应伴随着国家的垮台和人民的贫困化”。这显然是指美国给伊拉克带来的灾难。

2006年7月15日,在圣彼得堡八国集团峰会后布什与普京举行的记者会上,布什称:“我希望在世界一些地方,如伊拉克实行的媒体自由、宗教信仰自由等,也能在俄罗斯发生。”普京毫不客气地反击说:“坦率地说,像伊拉克这样的民主我们宁可不要。”美国政府和非政府组织在俄罗斯扶植所谓“公民社会”、就马格尼茨基事件立法、批评俄罗斯的选举等,都被俄罗斯视为干涉其内政。2006年10月21日,赖斯在访俄期间接受俄《新报》采访,批评俄压制媒体自由,称俄自由媒体和电子媒体的未来是美国的“一大关注”,她还批评俄政府停止了许多外国非政府组织的活动。当这种干涉发展到在格鲁吉亚和乌克兰介入“颜色革命”时,事情的性质就起了变化。这成了另一种形式的“政权更迭”:美国政府和民间结合起来,在乌克兰培植“公民社会”,支持自由媒体,扶植反对派,鼓动街头政治,使亲美派当政,侵蚀俄罗斯的利益,扩大西方的盟友。不仅如此,俄方感到自身也可能成为“颜色革命”的目标,这样美国的所谓“民主”“自由”就成了对俄现行政权和体制的直接威胁,这是对俄美关系最具破坏力的因素。普京对此予以公开谴责。他在2007年4月的《国情咨文》中指出,“我国稳定的、逐渐发展的政策不是所有人都喜欢的。有些人巧妙使用假民主的辞藻,想让我们回到不久之前去……用于直接干涉我国内政的资金源源不断地从国外涌入……目的只有一个,确保他们单方面的优势和好处,寻求他们自己的利益。”

(四)两种文化背景的冲突

美国外交中历来有一种源于“美国例外论”的理想主义。这种观点认为,上帝选择了美利坚民族,把它安置在北美这片新大陆上,并赋予了它特殊的使命——建立一个自由和民主的样板,美国的价值观具有普世意义,将它推广到世界各地是美利坚民族的使命。这种“美国例外论”在不同的时候、面对不同的问题,可以演绎出不同的内容,如“民主和平论”“人权高于主权论”以及布什政府的“大中东民主计划”。对于原苏联国家,美国也在努力拓展民主自由,并把关注的重点放在了俄罗斯。希望俄罗斯的民主转型得以顺利进行,并带动一大片。而当美国认为俄罗斯的民主转型有所“倒退”时,美方的批评、施压即随之而来。

但俄罗斯也有自己的“例外论”。东正教是俄罗斯的文化之源,东正教在俄罗斯的民族性格和民族文化的形成和发展过程中都产生过深刻的影响,东正教的核心教义——“弥赛亚意识”(救世主思想)被俄罗斯一些学者奉为俄罗斯的“思想”和“灵魂”,贯穿了俄罗斯社会的千年发展史。其核心是:“俄罗斯是一个特殊的国家,它不同于世界上别的国家。俄罗斯民族的思想界感到,俄罗斯是神选的,是赋有神性的”,“俄罗斯,就其精神而言,负有解放各个民族的使命。”这种“弥赛亚意识”正是俄罗斯“大国主义”外交的文化根源。这种意识贯穿于俄民族发展的各个阶段,深刻影响了其政治、社会及历史进程。在“弥赛亚意识”的影响下,俄罗斯形成了一种以“救世主义”为核心的复杂的民族性格和心理,包括俄罗斯民族对其国家地位的认知与期盼、对其领导人的期盼。在后冷战时期,这种意识对俄美关系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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