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重新寻求俄罗斯的大国地位。苏联解体后，东正教全面回归，在经过短暂的迷茫之后，“弥赛亚意识”下的民族优越感使俄罗斯人的“大国心态”全面复苏。俄国内各派别在许多问题上包括发展道路等基本问题上看法分歧，但在恢复大国地位上的主张却非常一致，俄罗斯不能居于屈从美国的地位。普京阐述了他的“强国意识”：“俄罗斯过去是、将来也还会是一个伟大的国家。它的地缘政治、经济和文化的不可分割的特征决定了这一点。在俄罗斯整个历史进程中，它们还决定着俄罗斯人的思想倾向和国家的政策。”但美国认为俄虚弱不堪、社会落后，不堪充当美国的全球伙伴，不接受俄罗斯与美国平起平坐的要求。

第二，对独联体国家具有强烈的“使命意识”。1993年11月，俄国家安全委员会通过了《俄联邦军事理论基本原则》，宣布原苏联地区为俄的“特殊利益地区”，俄对保障该地区的和平与稳定负有“特殊责任”。俄罗斯把原苏联国家视为“近邻外国”，要努力维护对这些国家的主导地位。1994年以后，为应对北约东扩，俄进一步强化独联体外交，把确保独联体势力范围作为俄外交的重要任务。1995年9月，叶利钦签署《俄罗斯联邦对独联体国家战略方针》，提出要“加快独联体国家一体化进程”，“增强俄罗斯在独联体国家关系中的主导作用”。俄罗斯陆续提出了《独联体集体安全条约》、俄白同盟、关税同盟、欧亚经济联盟等举措，以强化了独联体一体化进程，突出俄的领导地位，并区分亲疏，软硬兼施。同时，俄罗斯以独联体作为依托，增强自身在国际事务中与西方周旋的砝码，服务于其整体外交战略的需要。

第三，依赖权威，崇拜强人。在“弥赛亚意识”影响下，俄罗斯人崇拜、拥戴强硬的国家领导人。在经过上世纪90年代国内治理不善、国际地位下降之后，俄罗斯民族渴望有一位新的“救世主”带领他们从黑暗走向光明，普京的出现满足了民众对威权的期盼和向往。普京临危受命，面临内忧外患，表现出镇定、冷静、自信、强悍的性格特征，在内政和外交上都显示了十分典型的“强人风格”。内政方面，普京以雷霆手段镇压了车臣叛匪；改革联邦体制，加强总统权力和垂直领导；梅普实行“王车易位”和共治。在外交方面，总统权力几乎不受限制；在“乌克兰危机”和“克里米亚入俄”事件中即使遭到美欧联手制裁也决不服软。

从以上回顾和分析中可以看出，后冷战时期美俄关系呈现三个周期不是偶然的，而是具有历史必然性的。美俄双方的利益和政策难以作出大幅度调整，两国在经济上的互补性和相互依赖程度很低，双方关系改善的空间不大。但两国毕竟是世界上数一数二的核大国，在维护双方和全球战略稳定方面的共同利益仍然存在，在可以预见的未来两国关系仍将在低水平上徘徊。

（陶文钊，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美国研究所研究员，和平与发展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