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应进一步提炼有关中国创新平台的特征事实。积极开发可靠的数据以准确揭示中国创新平台分布的结构和竞争行为特征，发掘中国在哪些领域具有创新平台竞争优势，这些创新平台孕育和成长的技术机会窗口以及经济和政策环境具有什么特征，这些平台企业如何获得资源和能力，并采取了哪些关键且有效的战略在竞争中胜出。在此基础上，在对相关创新平台发展过程中的重要决策者和主要当事人开展深度调研的基础上，从实证的角度分析那些成功的创新平台为什么成功，失败的创新平台为什么会失败，发掘中国的需求特征、技术能力、产业组织和政策环境如何支持了那些成功的创新平台，或者如何抑制了那些失败的创新平台发展。可以预期，在提炼中国创新平台特征事实的工作中，跨案例的比较分析和纵向分析将发挥重要的作用。

其次，通过引入赶超和制度变迁等中国情境，推动创新平台理论的发展。从最一般的意义上讲，创新平台面临的基本竞争问题是价值创造和价值分配的权衡：随着技术向互补品提供者和竞争性平台开放，会有更多的互补品和最终用户采用、改进其平台，因而扩大平台创造的价值；但开放同时也使得更多的互补品企业和竞争性平台分享生态创造的价值，从而减少平台从生态中可以分享的价值。但是当引入赶超和制度变迁情境时，创新平台战略决策面临的关键变量和基本理论问题可能需要进行重新提炼，相关的理论命题会随之被拓展，甚至可能得到必要的修正。按照这样的思路，未来以下问题可能是中国管理学研究者取得突破的领域：

（1）能力约束下的创新平台生态构建问题。平台经验对企业能够成功地构建一个新的平台至关重要（Cusumano等，2019）[1]。然而中国多数企业都缺乏创新平台构建和管理的经验，因而缺乏相应的平台战略管理能力和运营管理能力。这种能力约束对中国平台企业后发赶超的战略管理含义可能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平台企业自身的能力约束可能使中国企业面临更强的“颠覆者困境”（Ansari等，2016）[67]，后发企业必须在动态竞争过程中不断调试自己的竞争战略，从而很好地平衡与在位优势企业的竞争和合作关系；二是互补品的能力约束增加了中国企业平台生态构建的困难。目前已有的英文文献几乎都将互补品提供者视为外生给定，即已经存在或潜在存在大量能够提供达到特定质量水平的互补品，平台企业仅需要通过运用特定的竞争策略来“吸引”这些互补品加入自己的生态。这种假设对于存在大量具备较强技术能力的开发者或企业的美国市场更为适用，其有效性在作为后发国家的中国市场会大打折扣。由于互补品供给的数量和质量受到技术能力的约束，平台企业如何“培育”而不仅仅是“吸引”足够的互补品加入生态，就成为中国企业家和学术界必须考虑、观察和回应的问题。此外，面对能力约束，中国企业如何通过综合运用各种竞争性策略，如引入平台型人力资本（Ge等，2020）[68]、提升吸收能力、逆向并购等，不断突破平台竞争的能力瓶颈，是中国管理学研究者需要关注的问题。

（2）中国的多平台企业竞争问题。随着BAT等中国互联网巨头不断积聚优质的人力资本、财务资本、技术资源和政策资源，更主要地，随着这些传统交易平台企业的平台战略管理能力和运营管理能力的积累和提升，可以预期，BAT将不断进入具有广阔发展前景的创新平台领域。例如，阿里巴巴除了电子商务，还在物流、互联网金融、移动支付等众多领域打造了相互嵌入（如支付宝和淘宝）和关联（如支付宝和蚂蚁金融）的平台序列，并且在不断培育和提升其在人工智能、大数据等使能技术领域的优势¹，因而实际上已经成为一个兼具交易平台和创新平台的“多平台帝国”（江鸿等，2015）[69]。而随着华为、海尔等传统企业不断受到来自数字经济的挑战，这些具备卓越技术能力和管理能力的制造业企业也将把握新技术机会窗口而不断进入手机操作系统、工业互联网、智能家居等创新平台领域，从而成为未来中国创新平台的另一个重要来源²。作为后发平台的中国企业如何撬动其既有的资源和能力并成功将其导入新的创新平台（Suarez，2004）[70]，不同来源的企业构建创新平台的路径和能力结构有何差异，等等，对这些问题的探索和回答都可能诞生出高水平的学术研究成果。 

1 使能技术（enabling technology）是指具有丰富的技术创新机会、因而能够持续实现技术突破，并且与其他技术的组合能够实现广泛应用的技术，是最可能孕育平台技术和平台企业的技术（Teece，2018）[6]。

2 本文认为，第二类企业恰恰是未来中国最可能解决平台生态的瓶颈性技术并控制瓶颈性平台（Hannah和Eisenhardt，2004）[70]的主要探索者和最有希望的胜出者。

（3）国外开放创新平台与中国私有平台的竞争问题。总体上看，中国过去的交易平台都是在相对封闭的竞争环境下发展起来的。但未来中国创新平台的发展注定要面临更加激烈的外部竞争：一是中美贸易摩擦驱动全球多边贸易和投资秩序深度调整，加之中国更高水平对外开放战略的深入实施，都将推动中国制造业和服务业市场的更大开放；二是由于创新平台多为中间品而不是最终产品，因此通常情况下创新平台市场本身较交易市场也更加开放。经过过去几十年的市场竞争荡涤和能力积累，华为、中兴、大疆等一批中国制造业企业已经在各自领域形成了核心技术能力。但总体上看，这些企业的技术平台都是私有平台，其基本的商业模式仍然是“管道”式而不是平台式的。在开放竞争条件下，美国企业很可能基于其信息技术优势、特别是软件定义的能力，通过开辟新的技术路线构建开放的产业平台和产业生态，以控制产业生态中的瓶颈性技术和平台，从而对我国企业具有优势的私有技术和私有平台形成根本性的挑战和冲击。例如，针对华为、中兴等企业在5G通信设备形成的领先优势，美国国防部和微软、英特尔、思科等企业就在积极推动以“开放、开源、白盒”为特征的ORAN技术路线的发展，其目的就是要打破中国企业的一体化优势，推动5G产业生态平台化，使美国企业具有优势的基础软件、芯片、底层架构等IT技术成为通信产业链的制高点。面对更加开放的竞争环境和内生的技术路线调整，中国基于封闭系统优势的企业如何应对来自开放创新平台的挑战，如何通过更加灵活的开放战略保持和提升自己的竞争能力，是中国企业家正在谋划的事业，也是中国管理学研究者应当关注和研究的战略性问题。

总之，中国庞大的国内市场和5G基础设施先行优势，为未来中国企业在物联网领域形成一批产业创新平台创造了巨大的优势和广阔前景。中国数字经济的蓬勃发展必将为中国创新平台研究者提供最鲜活的案例和富有挑战性的议题。中国管理学研究者要敢于在中国情境下推动一般性理论的发展，积极参与创新平台竞争研究的前沿对话。（注释略）

（贺俊，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