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达 李征:全球疫情冲击背景下美国对华
2020年08月20日  |  来源:《东北亚论坛》2020年第5期  |  阅读量:6699

(三)遏制中国高科技产业发展以加速对华科技"脱钩"

在特朗普政府提出的"全政府"对华竞争战略中,遏制中国迅速发展的高科技产业是一个十分重要的组成部分。美国不仅综合运用行政、司法、外交等国家机器打压中兴和华为等中国通信设备制造的领军企业,而且还在中美双边贸易谈判中设置知识产权保护和所谓的"强制性技术转让"等议题,向中国全面施压并要求中国做出结构性改变。2020年2月6日,美国司法部长威廉·巴尔(Willam Barr)在美国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CSIS)参加"中国行动计划"会议时公开表示,中国的技术攻势对美国构成了前所未有的挑战,并直接威胁了美国的技术垄断地位和国家安全;现阶段,正在快速发展并日趋成熟的5G技术将成为未来工业世界的中心,基于5G的通信网络将演变成下一代工业互联网,以及依赖于这一基础设施的下一代工业系统的中枢神经系统,而中国已经在5G领域处于领先地位,美国及其盟国必须与华为等中国企业展开竞争,以保持和占领足够的市场份额,避免将主导权拱手让给中国;由于留给美国的时间窗口很短,因此美国必须迅速采取行动"。2020年1月28日,美国司法部正式提起对华为公司的司法诉讼。起诉罪名包括涉嫌洗钱、欺诈美国政府、妨碍司法公正以及违反美国国际制裁;2月13日,美国司法部再次起诉华为公司及其两家子公司,起诉罪名除了"长期以欺诈和不正当技术手段从美国交易对手方窃取交易机密"之外,还增加了所谓的在朝鲜开展业务以及帮助伊朗实施国内监控等罪名。为了彻底遏制中国在5G领域的创新发展势头,2020年5 月15日,美国商务部工业与安全局(BIS)针对华为公司发布了新的出口禁令,即所有向华为提供包含美国技术产品的公司,都必须获得美国商务部的出口许可认证,从而迈出了彻底"封杀"华为的关键一步;5月22日,美国商务部工业与安全局分别以所谓人权问题以及与美国国家利益或外交政策相悖等理由,将共计33个中国机构与个人列入制裁的实体清单,以限制其购买和使用美国技术。这也成为美国对华"科技霸凌"最新例证。值此全球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关键时期,美国将加速对华科技"脱钩"作为牵制中国的重要手段,不断强化对中国的科技遏制。此举必将对全球高科技产业链与合作创新的总体格局产生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四)酝酿和实施旨在推动中美金融"脱钩"的制裁措施

在新冠肺炎疫情引发全球动荡的背景下,中美两国在疫情防控等领域的互动关系持续紧张。在此背景下,美国对华鹰派政治势力从各个方面极力推动对华施压,对华金融"脱钩"和制裁战略也逐渐浮出水面。2020年4月,美国参议院司法委员会主席林德赛·格雷汉姆(Lind-sey O.Gnham)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公开表示,美国应当取消中国持有的巨额美元国债、对中国征收"大流行税""(pandemic tarif)并对中国相关官员实施金融制裁。尽管白宫方面很快表示,目前尚未明确制定对中国实施大规模金融制裁的计划,但这一"赖账论"仍然引发了全球金融市场的广泛关注。2020年5月21日,美国参议院以一致同意的方式通过了《外国公司问责法案》。根据该法案,如果一家公司无法证明其未受到外国政府拥有或控制,或上市公司会计监督委员会(PCAOB)连续三年未能对该公司进行审计核查以确定其不受外国政府控制,那么该公司的证券将被禁止在美国的交易所上市。此举旨在进一步收紧中资企业赴美上市融资的限制。与此同时,美国国会议员也纷纷提出加强对华金融制裁的法案。5月12日,参议院司法委员会主席林德赛与多位共和党人联名推出《2019年新冠病毒问责法》。法案内容包括,若中国不配合美国对新冠病毒暴发过程的调查,该法案将授权总统制裁中国,制裁措施包括资产冻结、限制美国金融机构向中国企业提供贷款或承销证券,并禁止中国企业在美国资本市场上市。5月26日,共和党参议员帕特·图米(Pat Toomey)与民主党参议员范·荷伦(Chris VanHolen)联名推出《香港自治法》,旨在扩大《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中的对华制裁范围,并将制裁措施与金融系统捆绑。该法案提出了所谓的强制性"二级制裁"条款,即将锁定与因"破坏"香港自治而受美方"一级制裁"的实体有业务往来的金融机构,该条款将大多数中国主要银行均纳入了制裁范围。由于中国的银行体系在相当程度上仍受制于美国金融市场和美元体系,因此,"对大多数中国主要银行施加制裁将起到强有力的威胁效果"。6月1日,以麦克·加拉格尔((Mike Gallgher)、吉姆·班克斯(Jim Banks)以及道格·拉马尔法(Doug LaMalf)为首的共和党众议员提出立法议案,禁止美国企业投资于与中国军方有联系的外国国防企业。该立法提案要求,美国财政部向国会提交一份与中国军方有"实质性合同或关系或得到军方实质性支持的"外国国防企业清单,并在报告公布六个月后,美国企业和个人都必须从这类公司撤资,并且不准向清单上的企业进行新的投资。6月4日,白宫发布《保护美国投资者免受中国企业重大风险的备忘录》,要求由多个美国政府部门组成的金融市场工作组进一步研究中国上市公司可能给美国投资者带来的"风险",并于60天之内向总统汇报。此举使得在美国资本市场上市的中资企业面临更大的市场压力和更复杂的监管环境。

三、基于美国国家安全战略的对华"脱钩"逻辑与指向

2020年5月20日,白宫发布了由美国国防部提交的《美国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战略方针》报告。该报告全面阐述了美国"全政府"对华竞争战略的基本方针与策略,且措辞强硬、立场坚定。报告明确了美国对华战略的定位,即同中国在经济、技术、安全、制度等各个领域开展长期竞争。报告再次表明,中美关系已经进入一个以战略竞争为主基调的新时期。本文认为,只有从美国国家安全战略历史演进的高度去审视中美关系的发展,才能够更加深刻和清晰地辨识中美关系的走向。此次全球新冠肺炎疫情仅仅是美国深化对华遏制、加速对华"脱钩"的催化剂,而中国崛起与美国基于单极思维的国家安全战略发生的内在冲突,则是美国打压和遏制中国的根本原因。

(一)"后冷战"时代美国国家安全战略的调整

从美国国家安全战略的演变历程看,"冷战"的结束是美国国家安全战略变迁的逻辑断点。"冷战"时期,在美苏对抗这一特定历史情境下,美国国家安全战略围绕着军备和国防目标展开。由于美国把苏联视为对其国家安全最主要的威胁,杜鲁门政府制定了第一个以对抗性为特征的国家安全战略———遏制战略,其标志性战略举动为"马歇尔计划"的实施和"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建立;20世纪80年代初,里根政府在国家战略上提出进攻性的"新灵活反应战略",标志着美国的对苏战略进入了一个主动进攻、灵活反击的新阶段。苏联解体后世界格局发生剧变,美国的遏制战略赖以存在的基础彻底消失,国际安全环境则充满了复杂性和不确定性。这一情况构成了"冷战"结束后美国国家安全战略调整的基本背景,也决定了其调整过程的复杂性。面对变化了的安全环境,美国对国家安全战略进行了从目标到途径的整体性调整,国家对抗的战略方针发生根本性的转变。目标明确的遏制战略被维护美国作为唯一的全球超级大国地位的新战略所取代,维护美国的全球领导地位成为美国国家安全战略调整过程中一以贯之的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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