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从对华单边施压向多边围堵转变，俄罗斯等区域性大国可能成为关键的中间变量。2020年1月，中美两国签订第一阶段贸易协议后，美国战略界对2018年以来特朗普政府的对华战略进行了比较彻底的讨论与反思。各方得出的一个比较一致的结论是，美国通过增加关税和出口管制等手段直接胁迫中国就范的成本太高且效果不佳，应当建立围堵和遏制中国的多边同盟，利用多边机制削弱和限制中国。特朗普于5月30日就召开"七国集团"扩大会议发表的声明，是美国在这一方面试图做出改变的最新例证。根据该声明，特朗普拟邀请俄罗斯、韩国、澳大利亚和印度参会。此次会议的主要议题之一是如何在新冠病毒肺炎疫情方面对中国进行"清算"。尽管欧盟已对该提议表示了反对，但美国试图拉拢俄罗斯等国对抗中国的战略意图仍然值得高度重视。6月6日，在美国共和党对华鹰派参议员马尔科·卢比奥（Mrco Rubio）和民主党参议员鲍勃·梅内德斯（Bob Menendez）的倡议和组织下，由美国、德国、日本、澳大利亚、加拿大、瑞典、挪威以及欧洲议会立法机构成员发起成立了所谓的"对华跨国议会联盟""（Inter-Parlimenary Alance on Chin），旨在建立抵制中国的跨国协调机制与战略方针。对于美国组建遏制中国的多边联盟的动向，我们需要保持高度的关注与警惕。

第二，对华遏制的"主战场"将从贸易、科技向多领域全面扩散。美国国内舆论普遍认为，第一阶段中美贸易协议仅仅是两国达成的一个阶段性的"停战协定"，难以达到约束中国行为的目的;且"贸易战"并非遏制中国的最佳手段，美国需要从更多维度实施对中国的围堵。新冠肺炎疫情所引发的全球公共卫生危机加速了这一趋势，美国对华鹰派势力以美国国家安全受到"威胁"为理由，已经将对华战略遏制扩展至跨国投资和金融遏制层面。2020年7月9 日，美国财政部以维护新疆的人权为由，宣布对一家中资机构和四名中国官员实施金融制裁。在极端情况下，不排除美国升级对华"金融战"的可能，例如将中国的银行和企业排除在美元结算体系之外。

第三，对华施压手段从速战速决向渐进施压转变。第一阶段中美"贸易战"的事实证明，中国经济和政治体制的韧性强于美国，因此美国以极限施压为主要手段发动的"贸易战"和"科技战"，不仅难以形成胁迫效应，而且会伤及美国消费者和企业的利益"。因此，现阶段美国在对华施压的节奏方面做出了调整，重大的施压举措都会经过比较充分的内部酝酿和评估后才会逐步落实;而且先从对美国经济和社会直接冲击比较小的教育、文化以及意识形态领域入手，这表明美国对华遏制战略趋于理性。2020年5月29日，美方没有急于在特朗普就香港问题发表对华讲话的第一时间出台对华制裁措施，是这一逻辑的典型体现。

四、美国加速对华"脱钩"使中国面临的风险与挑战

（一）短期内中国在科技和金融等关键行业可能陷入被动

众所周知，5G通信技术、纳米技术、人工智能等支撑新一轮产业革命的核心技术，是决定中美博弈未来的关键。美国举全国之力"绞杀"华为，以及逐步升级的对华高科技制裁举措，目的就是延缓中国在高科技领域的创新速度。鉴于美国具有对于高端芯片相关知识产权的绝对控制力，因此美国对华"断供"将在短期内对华为等中国高科技企业产生显著的影响。如何尽快打破美国的技术讹诈，是中国当前面临的重要挑战。此外，美国可能升级的金融制裁，也将对中国构成威胁。由于美元在国际金融体系中占据绝对主导地位，一旦中资银行和企业被限制进入美元结算体系，相当于直接将中国经济与全球经济相隔离，这也被视为美国制裁中国的"核选项"。20世纪80年代，面对当时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日本在国际银行业领域的强大竞争，美国曾以禁止日本商业银行进入纽约金融市场融资作为威胁，要求日本商业银行按照美国提出的标准提高资本充足率，从而削弱日本商业银行的竞争力。因此，美国的金融威胁是可置信的。在对待中国的问题上，美国很有可能采取定向打击、逐步扩大的金融制裁策略，从而对特定的中资机构和产业施压。

（二）中国的外向型经济增长方式面临转型升级的压力

此次疫情再次对全球贸易和投资活动构成重大冲击，美国旨在平衡中美贸易的诉求以及加速对华投资"脱钩"的举措，都要求中国必须加快外向型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型。一方面，通过优化进口和扩大开放，进一步密切中国与世界经济的联系;另一方面，加快提升国内消费和民间投资对于经济的内生拉动作用，降低对于外部市场的依赖。构建高质量的开放新格局，将是未来一个时期中国的主要任务。在这一过程中，中国不仅需要进一步开放国内消费市场和金融市场，更需要以高质量的制度供给吸引全球生产要素向中国聚集，从而助力中国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和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因此，体制机制的重大创新和实现国家治理能力的现代化至关重要。2020年6月1日，中共中央、国务院正式下发的《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总体方案》，标志着我国在高水平自由贸易港建设方面迈出了坚实的一步。如何进一步完善与高水平自由贸易港相匹配的制度供给和法治环境，将是今后一个时期建设高水平开放型经济体制面临的主要挑战。与此同时，如何平衡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全面提升各级政府的治理效能，进而实现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的实现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目标，亦将是决定中国经济转型成功与否的关键。

（三）中国将在人权、意识形态等领域持续面对美国的施压

强调意识形态差异并在人权和宗教等领域加大对华施压，是美国"全政府"对华竞争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疫情重创美国经济和美国选举政治周期相互叠加的背景下，高调对华意识形态施压，被特朗普政府视为掩盖其施政缺陷从而走出当前美国治理困局的途径之一。提高对华意识形态施压的调门，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转移民众对于疫情初期特朗普政府应对失策的关注度，同时又不必支付过高的经济成本。为此，美国极力将此次疫情的暴发与中国的体制联系在一起，试图通过对疫情的"追责"引导全球各国抵制中国的体制和影响力。在今后一个时期，意识形态施压将成为美国对华战略工具箱中的重要选项。美国将持续不断地在"台湾"、香港、新疆以及西藏等相关事务上制造话题、出台法案甚至挑起事端。与"贸易战"、技术封锁等"脱钩"举措相比，意识形态施压无疑直接挑战了中方的战略底线，压缩了中国战略应对的回旋空间，对中国的战略牵制作用也更为明显。如何在坚守底线原则的基础上，妥善应对美国的挑衅施压，将成为中国面临的重大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