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需要注意的问题是，经济安全的内涵及其在美国国家安全战略中的地位随着"冷战"的结束而发生重大变化。"冷战"时期，美国将军事安全置于国家安全战略的首要位置，经济安全从属于军事安全，经济服从于军备竞赛的需要。美国前总统艾森豪威尔在朝鲜战争结束后谈及裁军问题时曾表示，美国真正的安全必须建立在一个"强大且不断扩张的、随时可以满足战争需要的经济基础之上"，"只要美国在生产能力方面的比较优势能够保持下去，我们就永远不会被打败"。"冷战"结束后，美国政府对在"冷战"时期经济政策服务于国家军事安全目标的做法进行了彻底改变。克林顿在1993年就任美国总统之后明确提出，"把经济安全放在国家安全的第一位"。他在阐述美国外交政策时指出∶"我们将把维护经济安全作为美国外交政策的主要目标"。1994年，兰德公司国防研究所在美国国防部的资助下发布了题为《国家安全的经济维度》的报告。报告指出，维护美国国家经济安全的两个首要原则是∶一是确保美国经济规模相对于全球其他国家的绝对领先地位，因为经济规模是一国能否持续主导全球规则的实力保障;二是确保政府对战略性和关键产业的扶持和干预，从而在为美国创造大量就业岗位和促进经济繁荣的同时，压制其他国家对美国可能构成的挑战*。总而言之，确保美国在经济领域的绝对优势是后"冷战"时代美国国家安全战略的核心原则。
（二）中美关系在美国国家安全战略中的定位
后"冷战"时代，美国国家经济安全战略的演进包含两条逻辑线索∶一是"不变"的逻辑∶始终维护美国在全球经济中的霸主地位;二是"变化"的逻辑∶经济安全战略一定是随着全球政治经济格局的变化而调整的。20世纪90年代以来，历届美国政府的外交和安全战略都体现了这两个基本的逻辑，而美国对华战略及其调整则内生于美国国家安全战略的两条逻辑线索之中。"冷战"结束初期，老布什政府确立了"超越遏制"战略，，旨在推广美国的价值观，建立反映美国利益和价值观的世界新秩序，例如关注区域性威胁，支持俄罗斯经济转型等。克林顿上台后，则提出了"参与与扩展"战略∶一方面，在提高美国经济实力的基础上维护自身经济安全，并促进世界经济发展;另一方面，向海外推广美国式民主价值观。通过构建一个以美国为主导的，以"华盛顿共识"为基础的，囊括全球主要国家和地区的"盎格鲁一撒克逊"式自由市场经济体系，尤其是最大程度上扩展美元体系的边界，能够使美国在充分利用全球市场和资源的基础上，不断巩固和强化其经济优势。而于1992年前后加速市场化改革的中国，正是在美国国家经济安全战略转型的这一关键阶段，逐渐被美国纳入这一被经济学界称之为"中心一外围"结构的美元体系中。外围国家（即除美国之外的其他国家）对中心国家（美国）的贸易和金融依赖，使得其难以在地缘政治层面对中心国家构成挑战。20世纪90年代以来，美国主导下的全球化进程最终以全球价值链和产业分工体系的形式，将全球主要国家紧密连接在一起，这种以美国为主导的利益共同体式的国际体系，使得处于中心地位的美国牢牢掌控了对于全球经济体系的控制权，这构成了后"冷战"时代美国维护自身国家经济安全的逻辑。当然，美国外交学界和战略界，将这一时期美国确立的对华战略称之为"接触"（engement）战略，即旨在通过经济接触逐渐将中国改造为现行国际体系的"负责任的利益攸关方"，并最终实现对中国政治体制和意识形态的改造。
无论是从经济学角度还是从国际战略层面来看，美国将中国纳入其主导的全球体系的核心目标只有一个，即通过"内部化"中国进而在充分利用中国广阔的市场和廉价资源的同时，持续保持对中国的绝对经济和技术优势，从而使得中国同所有外围国家一样，成为美国主导下的全球价值分工链条中的一个环节，以世界贸易组织等多边制度框架"规范"中国的行为方式，以高度固化的利益分配格局锁定中国的发展路径，从而维护美国的国家经济安全。当然，在这一过程中，美国期待在价值观和政治体制方面对中国进行所谓的"民主化"改造，这是在意识形态层面践行"民主和平论""的逻辑使然。为了确保中国沿着美国预设的路径发展，美国历届政府从未放弃对中国的防范。从小布什政府到奥巴马政府，美国逐渐明确了"接触"+"防范"（亦称"两边下注"）的对华战略，而竞争始终是美国对华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然而，从小布什政府的两届任期到奥巴马政府的首个任期这一期间，美国国家安全战略的重心放在了打击恐怖主义方面，因此对华战略总体上延续了"接触"为主、"防范"为辅的基调（""""""""。而中国经济正是在这段时间内，实现了跨越式发展，并最终于2010年超越日本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然而，几乎在中国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的同时，美国战略界掀起了反思美国对华战略的思潮，对华强硬逐渐开始取代以"接触"为主的战略基调，直到2017年特朗普政府上台，美国彻底完成了对华战略的转变，即从"接触"切换到"脱钩"，战略竞争成为中美关系的主基调。
（三）美国推动对华"脱钩"的战略指向与策略选择
美国各界对于美国对华战略发生根本性转变的解释，大体上可以分为"公平论""失望论"以及"威胁论"三大类。"公平论"是指，以特朗普为代表的美国政客固执地认为，中国是通过"剥削"美国而迅速发展起来的，因此必须通过强硬的对华政策纠正这种不公平的双边经贸关系，反华鹰派势力则在此基础上大力推动对华"脱钩";"失望论"认为，中国经济强大后，中国的政治和经济体制改革却并未向着美国预设的方向发展，这使得美国对中国的"民主化改造"陷入了幻灭，进而导致对"接触"战略的全盘否定;"威胁论"则认为，中国利用其在经济规模和技术创新方面的优势，试图取代美国在现行全球体系中的主导地位，并污蔑中国利用所谓的"锐实力"进行全球扩张，从而对西方民主体制和自由价值观构成重大"威胁"，因此得出美国必须率领其盟友与中国开展战略竞争这一结论。
然而，上述观点并未触及美国对华战略转变的实质性动因。美国对华政策之所以会在2010年前后开始发生转向，主要原因在于中美综合国力的相对变化打破了美国维护国家经济安全的两个重要前提，从而使得美国认为其自身的国家安全受到了"威胁"。如前文所述，"冷战"结束后，维护国家经济安全成为美国国家安全战略的核心。而美国的经济安全观是建立在两个前提基础上的∶一是美国全球唯一的超级大国地位;二是美国在高端技术创新方面的绝对领先优势。显然，中国于2010年一跃成为仅次于美国的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并在美国陷入金融危机难以自拔的同时继续保持高速增长态势，使得美国全球唯一的超级大国地位出现了动摇。而以华为等为代表的中国企业在5G等新技术领域逐渐超过美国时，美国在半导体和数字技术等战略性产业的绝对技术优势正在加速消失。这就使得美国战略界出现了自"冷战"结束以来前所未有的担忧，这正是"全政府"对华竞争战略最终取代对华"接触"战略的根本原因，而"脱钩"则是对华竞争的策略之一。这也解释了为何美国即使需要为对华"脱钩"支付巨额的经济成本，也要不遗余力地推动"脱钩"进程。正如罗斯玛丽·富特（Rosemary Foot）和艾米·金（Amy King）所指出的，经济相互依赖曾经被认为是中美关系的主要特征，并能够缓和中美其他政策领域的紧张态势，但现在却被视为对美国国家安全造成重大影响的根源所在;美方对中美"经济一安全"关联看法的转变是导致当前中美关系恶化的一个主要原因"。在美国战略界看来，对华"脱钩"是维护美国国家经济安全的必要手段。换言之，中美综合国力的相对变化才是美国急于转向竞争性对华战略的根本原因，只要中国高速发展的态势不变，只要中国在5G等战略性产业保持技术领先的优势不变，美国对华战略竞争的定位便不会发生改变。现阶段，美国推动对华"脱钩"的战略指向是实现对中国的"规锁"，即"规范中国的行为、锁定中国经济增长的空间和水平，从而把中国的发展方向和增长极限控制在无力威胁或挑战美国世界主导权的范围以内"。从具体策略选择层面来看，近期美国对华政策表现出了以下几个特点和趋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