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司法胁迫与金融施压产生"双刃剑"效应

美国商务部、司法部以及财政部在落实"全政府"对华遏制战略的过程中都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2018年4月，美国商务部工业与安全局（BIS）以中国高科技企业——中兴通讯公司违反美国出口管制为由，禁止美国公司向中兴通讯出口电讯零部件产品。虽然经过协商后，美国商务部和国会最终同意解除出口禁令，但中兴公司不仅为此支付了巨额罚款并重组董事会，业务规模和企业商誉也严重受损。美国此举普遍被视为对中国高科技企业的试探性打压。美国司法部出台了所谓的"中国计划""（China Initative），旨在强化对中国高科技企业的压制。2018年12月，加拿大司法部应美国司法部的要求，扣押了中国另一家高科技企业———华为公司的高管人员。美国司法部以行使长臂司法管辖为名，滥用与加拿大之间的引渡协议打压中国民营科技企业之举，令全球震惊。2019年8月，在中美经贸磋商僵持不下的背景下，为加大对华极限施压力度，美国财政部将中国列为"汇率操纵国"。这一单边主义和保护主义行为，不仅不符合美国对"汇率操纵国"的量化衡量标准，而且严重破坏了国际金融规则。其旨在从金融层面对华施压，从而为中美经贸谈判争取筹码的意图一目了然"。然而，无论是滥用长臂司法管辖还是打"汇率牌"，对美国而言都具有典型的"双刃剑"效应。首先，美国披着法律的面纱实施"卡脖子"的举动，极大地刺激了中国加快自主创新的决心，从而摆脱在核心技术和关键元器件领域受制于人的被动局面"。事实上，美国以实施长臂司法管辖为名胁迫打击竞争对手的行为在国际社会已是不争的事实1，这种行径对美国国家信誉是一种无形的损伤。类似地，美国凭借自身在国际金融体系中的核心地位，为别国"贴标签"甚至滥用金融制裁的做法，也是一种透支美元体系公信力的行为。2019年12月，美国财政部长史蒂芬·姆努钦（Steven Mnuchin）不得不在媒体的追问下公开表示，特朗普政府没有寻求将美元"武器化"（Weaponized）°。此地无银之举成为美国滥用美元霸权的最好诠释。

二、全球疫情加速美国对华"脱钩"的原因与表现

中美双方于2020年1月15日达成第一阶段双边贸易协议之后，中美经济关系出现了阶段性缓和的迹象。一方面，美国以"贸易战"为主要方式的对华经济"脱钩"从总体上看效果并不显著，以单边施压为主的对华竞争战略有待调整;另一方面，特朗普需要以第一阶段对华贸易协议"收割"对华施压的"战果"，以安抚在"贸易战"中利益受损的美国农业部门，进而稳定自身票仓、提高连任的概率。因此，美国对华"脱钩"的节奏出现了趋于缓和的希望。然而，令人始料未及的是，2020年初以来，迅速升级的全球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打破了中美关系的阶段性平衡。2020年3月，疫情在美国的迅速扩散使得美国经济迅速跌落至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以来最为糟糕的境地。美国劳工部的统计数据显示，仅在2020年3月21日至28日这短短的一周内，美国登记失业人数便从330万人倍增至680万人，无论是失业人数的增速还是绝对数量，均创历史新高。由失业问题所引发的连锁反应严重冲击了美国的实体经济、金融市场以及社会保障体系，美国社会可谓面临着空前严峻的挑战。在此背景下，特朗普政府面临来自各方的问诘。为了摆脱国内对于其抗击疫情不利的指责，特朗普政府选择了将疫情所引发的巨大经济冲击和社会矛盾归咎于中国的策略，以转移和掩盖其在疫情发展初期的政策失误。一时间，指责中国成为美国各方政治势力应对质疑的"万能药"。这一"甩锅"策略破坏了艰难达成的中美关系的阶段性平衡，在美国各派反华势力的大力推动下，美国对华"脱钩"呈现全方位加速态势。

（一）抗击疫情的"污名化"推动美国对华"信息战"升级

事实上，早在2020年1月30日，世界卫生组织便将此次新型疾病正式命名为COVID-19，并反对使用特定国家（地区）和种族命名病毒的"污名化"行为。然而，自2020年3月以来，美国总统特朗普以及国务卿蓬佩奥多次公开使用带有强烈"污名化"色彩的表述，旨在将此次全球大流行的矛头指向中国，以分散国内民众对美国抗击疫情不利这一事实的关注。除了美国领导人公开对中国进行"污名化"之外，美国主流媒体的报道也加剧了这一趋势。2020年2月3日，《华尔街日报》在报道中将中国称为"东亚病夫"4;2020年3月，美国《外交事务》期刊再次出现了同样的歧视性表述"。美国政府和主流媒体大肆对中国进行"污名化"的行为引发了全球舆论的谴责"。随着疫情的全球扩散，中国政府本着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开始为相关国家和地区提供力所能及的援助和物资支持。然而，这一大国担当却被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政客曲解为所谓的"外交攻势"和"宣传攻势"。美国外交关系委员会亚洲研究项目主任伊丽莎白·伊考纳梅（Ehizabeth C.Economy）认为，中国对外进行抗疫物资的援助是在证明中国的慷慨并另有所图M。卡内基和平基金会的研究员山姆·布莱斯尼克（Sam Bresnick）和保罗·哈尼尔（Paul Haenle）则认为，特朗普政府在应对新冠病毒方面存在的失误，在客观上使得中国的全球影响力变得更大。为此，众多美国学者认为，美国须对中国全球影响力的不断提高保持高度警惕。而特朗普政府前策略师斯蒂芬·班农（Stephen K.Bannon）则声称，中国政府"对中国人民和世界构成生存威胁";美国应同中国进行"信息热战"。部分美国政客不遗余力地将疫情政治化，并大肆对中国进行"污名化"的行为，断送了中美两国在这一特殊时期携手抗击疫情的可能性。美国政客这种诿过别国进而转移矛盾的做法，进一步扩大了中美关系的裂痕。

（二）以维护国家安全名义加速对华投资"脱钩"

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经济全球化进程，极大地促进了全球范围内的产业分工与合作。一方面，前所未有的分工与合作极大地提高了高科技产业以及制造业等传统产业的生产效率，从而带来了世界经济的繁荣与高速增长;另一方面，在以价值链为基础的全球分工格局下，处于不同价值链环节的国家（地区）和产业（企业）紧密地连接在一起，形成了遍布全球而且日趋复杂的生产网络，从而将经济全球化提升至前所未有的高度。然而，此次全球疫情的暴发，使得这种基于价值链分工合作的全球生产网络的脆弱性暴露无遗∶一旦价值链中的某一个环节在外部冲击下无法进行生产，将波及整个全球产业链条。更为重要的是，此次危机凸显了中国作为"世界工厂"在全球价值链和分工体系中的重要地位。长期以来，尽管以来料加工和出口组装为主的贸易模式使得中国大体上处于全球价值链的中低端，而美国则凭借其在服务业和知识产权方面的巨大优势牢牢占据着全球价值链的高端。但中国凭借完整的产业体系、规模庞大的高素质劳动力、日益发达和完善的基础设施以及高度稳定的投资和营商环境，在全球价值链分工格局中牢牢占据了生产和加工这一重要环节，并体现出了强大的技术创新和价值链升级能力。在此次全球公共卫生危机的冲击下，实体经济已经严重空心化的美国，一方面凸显了在制造业等领域对中国的严重依赖，另一方面美国以服务业为主体的经济结构使得其在疫情的冲击下，面临巨大的失业压力。在此背景下，众多美国政客急于推动对华投资"脱钩"，即推动在华美资企业将生产线迁回美国本土，而主要的理由便是维护美国国家经济安全。2020年2月23日，特朗普政府的贸易顾问彼得·纳瓦罗（Peter Navarro）公开表示，过度外包的美国医药产业供应链使得美国的国家安全面临风险，须设法将其迁回美国本土I"。3月13日，共和党参议员马尔科·卢比奥（Marco Rubio）联合另外两名共和党参议员向美国国会提交了旨在降低美国医药产业链对中国依赖的法案"。5月26日，美国国家经济委员会主任拉里·库德洛（LaryKudow）公开表示，美国政府应当通过支付全额搬迁费用的方式帮助美国企业将生产线迁出中国。不仅白宫高官和国会议员密集发声，大力支持对华投资"脱钩"，来自企业层面的数据也表明了这一趋势。据中国美国商会的调查，在2019年10月至2020年3月这一期间，认为中美经济不会"脱钩"的在华美国大型企业占比从66%下降至44%，其中约有16%的美国企业表示其计划将部分或全部生产转移到中国以外。因为疫情切断了许多跨国公司所依赖的供应链，这迫使跨国公司重新评估其管理供应链风险的方式（。此次全球公共卫生危机对全球供应链的调整将产生深远影响，美国出于国家安全的考虑，正在加快推动医疗等特定产业供应链的"去中国化"。